参考消息网7月15日报道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6月28日刊登题为《邪恶帝国？》的文章，作者是劳伦·本顿。文章对历史学家埃尔金斯的新书《暴力的遗产》进行了评介。全文摘编如下：

大多数欧洲帝国可能已经在20世纪解体，但它们的遗产留存下来。

《暴力的遗产》一书封面#

任何后帝国时代国家能否真正从其践踏弱国人民政治意愿的历史中解脱出来？答案的一方面在于，这些帝国曾经的恶行是有限的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即不公正和有组织暴力的结构性趋势。另一方面在于，表面上崇尚法治、自诩的自由主义帝国，与纵容滥用武力和认为国家行为不受惩罚的非自由主义帝国之间，究竟有没有实质性区别。

历史学家卡罗琳·埃尔金斯在她的新书《暴力的遗产》中提出了一些看来令人惊讶的答案。埃尔金斯认为，大英帝国的“自由帝国主义”是自相矛盾的。英国政府声称，依照法律传播善治和维护平等是这个帝国的明确目标，但对于一个执迷于系统性、在国家指挥下使用武力的帝国，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主义。

埃尔金斯写道：“暴力不仅是大英帝国的助产士，也是英国统治结构和统治体系的顽疾。”她揭露了大英帝国曾经的暴行，从18世纪东印度公司的扩张，到20世纪在肯尼亚对茅茅起义的残酷镇压，还列举了帝国主义统治可怕后果的诸多例子。

帝国法律助长暴力

埃尔金斯披露了帝国的法律如何助长暴力，以及镇压行为如何在整个帝国内传播。但她并不擅长面面俱到。在急于揭露帝国阴暗面的过程中，她几乎没有关注法律还成为弱势群体的资源和反帝运动的战场。

她正确地纠正了苏格兰历史学家尼亚尔·弗格森和哲学家奈杰尔·比格的观点，即大英帝国的遗产具有绝对的积极意义。但埃尔金斯的结论也并不令人满意，她把大英帝国描绘成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力量。这个结论会造成不愉快的扭曲。尤其是它导致了自由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类比，夸大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而这种意识形态从未像埃尔金斯认为的那样清晰。

埃尔金斯让读者领略了英国的暴行。她总结了现代大英帝国的所有丑闻：

在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发明了集中营，把20万非洲黑人和南非白人，包括大量非战斗人员，关进残酷的南非集中营。

接着是对爱尔兰的残忍报复。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遭到残酷镇压：英国军队依据戒严法处决了15名爱尔兰人，逮捕了至少1500名平民。

1919年，印度阿姆利则发生大屠杀，英国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抗议者开枪，造成至少400人死亡，1500人受伤。

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人对巴勒斯坦实施暴力管制，从而引发对20世纪30年代阿拉伯起义的全面镇压。

20世纪50年代，大英帝国练就的这些手段在肯尼亚茅茅起义中发挥了毁灭性作用，英国人用逮捕、拘留和酷刑镇压了这场运动，约9万肯尼亚人惨遭杀戮、伤害或虐待，16万人被关进集中营。

但本书并不仅仅是一本暴行实录。埃尔金斯的目的不是揭露暴行。她认为，这些国家主导的暴力事件是由贪婪的国家机器策划和运作的，这台国家机器醉心于监视、镇压和军国主义。人与思想的流动让这些做法在帝国周围传播，暴力征服政策起到了在政治和文化统一不同殖民地的作用。与此同时，戒严法和其他紧急措施将国家暴力定义为必要行动并予以支持。

试图隐瞒暴力历史

书的末尾部分还讲述了英国政府为隐瞒帝国暴力历史所做的努力。

2009年，五名在茅茅起义中遭受监禁和酷刑的肯尼亚人起诉英国政府。2011年，英国政府令人震惊地宣布，这个殖民地在20世纪获得独立后，大量记录英国在肯尼亚和其他地区暴行的文件已经遗失。

2012年，法院对茅茅起义诉讼案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这是该书中一个少有的时刻，法律终于不仅仅是掩护国家暴力的工具。该书始终强调，法律的运作方式使帝国权力合法化。

她用“合法的违法”来描述“特殊的、国家主导的暴力”。在这个问题上，她与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的观点一致。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释放出权力的本来面目，然后逐渐成为常态。她从这一角度分析了“特殊”时刻或“合法性危机”，在这些时候，帝国的极端暴力被法律认可，然后成为惯例。

但这种思维方式忽略了帝国的法律史。历史学家记录了大量普通人利用法律和法律语言维护自身权利和倡导司法公正的例子。利用法律和自由主义言论挑战或改变帝国统治，可能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