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一些预期过度悲观，尽管美国经济放缓但很快发生衰退的可能性不大。看美元走势不能单看美国经济，美国经济相对全球经济的强弱才是决定美元走势的最关键因素。更重要的是，欧洲经济相对更不乐观，日本经济也难有明显起色。欧日央行仍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欧央行有较大可能进一步加大宽松政策力度。基于此，未来美国与欧元区、日本的利差水平大概率保持稳定，若欧央行进一步加大宽松力度，不排除欧美利差有进一步小幅扩大的可能。加之未来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依然很大，避险情绪上升将对美元有利，预计今年美元指数不会显著下跌，甚至有小幅上升的可能。预计今年美元指数的中枢水平在97左右，总体可能小幅上行。在这种情况下，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难以呈现持续强势格局，出现单边升值的可能性不大。
盛松成：短期内不具备再次降准的条件。首先，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基本适度，2018年4月至今，人民银行连续五次降准，累计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3.5个百分点。我国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并不高，截至2018年末，我国超储率为2.4%，较本轮降准周期开启之前提高了1.1个百分点；其次，我国一季度大部分经济数据已好转；再次，目前货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最后，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丰富，降准并不是解决外汇占款下降或补充流动性缺口的充要条件。外汇占款下降与否影响的是基础货币，而降准影响的是货币乘数，后者仅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负债端的结构，并不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货币总量是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决定的。商业银行要加大贷款力度才能提高货币乘数。综合考虑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经济运行状况、流动性水平和可用货币政策工具，短期内不具备再次调整准备金率的条件。
程实：随着近期货币市场利率频繁低于OMO利率，央行迎来宝贵的政策窗口，可以通过适时下调OMO利率，修复货币政策传导的价格信号，以取代粗放式的数量信号，为“利率并轨”进行前期铺垫。面对这一窗口，央行料将缓步慎行，根据不同情境从容决定降准、降息（OMO利率）的次序和时点，以更好地平衡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同时，利率传导的“调轨”和“顺轨”料将加速推进，但是“并轨”不急于在年内完成。我们建议，在OMO功能机制的变革前夜，投资者需要适度修正旧视角，以更加深刻的改革视角解读OMO的政策信号，从而准确地洞察央行的长短期施政思路。
丁爽：尽管3月的数据受到今年春节前置的季节性因素拉动，因此数据并非是1-3月的连续稳固回升，但剔除这一因素，整体经济势头的确在向好，企稳的势头可能会保持到明年1月。当前对全年通胀的判断为“前低后高”。猪肉会出现严重短缺，猪肉价格上涨是大概率事件。同时，油价近期也因为美国决定不对伊朗进行豁免而大幅攀升，供应的缺口需要沙特来弥补，但预计短期内缺口并不是很容易弥补，因此油价也有上行空间。不过，剔除猪价、石油，核心通胀全年仍将保持稳定，且今年不会太高。预计核心通胀将维持在2%或略低于2%的水平，这意味着3-4季度个别月份的整体通胀可能会接近3%。近期股市反弹强劲，并存在加杠杆、监管套利等现象，这使得央行对全面降准的信号作用更为谨慎。但要维持M2和名义GDP同步，中长期全面降准还是必要的，6月有大量MLF到期，届时全面降准的窗口期或再度打开；但就短期而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及的‘定向降准’的概率更高。
胡伟俊：今年以来不论是货币还是财政政策，都有着些许“鲍威尔主义”的影子（通过快速行动来获得决定性胜利，而不是渐次增兵）。一季度的名义GDP一共才21万亿，超过2万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前置，对于经济的拉动立竿见影。从PMI到水泥价格的一系列经济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出现了企稳的迹象，市场信心也在明显恢复。对于未来形势的判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重点观察的。第一，不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弹药都不是无限的。财政受到预算的约束，货币受到稳杠杆的约束。第二，政策总的弹药量是大致给定的。为了要给之后的行动留出空间，当经济出现企稳迹象后，容易出现“经济进，政策退”的情况。第三，中国经济复苏，但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缓，中国很难独善其身。第四，历史上每一轮信用周期的复苏，都伴随着房贷的复苏。房地产能否复苏是信贷需求恢复的关键。
李湛：2019年场外配资出现大量虚拟盘的原因如下：其一，2019年年初开始A股走牛，股票配资日益火爆。其二，场内配资两融业务要求高且杠杆比例低，开通券商融资融券业务需要不低于50万的个人资产，杠杆为1倍，但场外配资可以给出1至10倍或更高杠杆，且对于个人资产没有不低于50万等硬性要求。其三，一些诈骗性质的配资平台趁此轮A行情，觑准投资者开始跑步入场，有大量配资需求这点，通过虚拟盘开出较低费率，吸引有配资意向但又未能达到场内配资要求的投资者，直接将交易对接到非法交易软件上，和配资用户对赌。在判断非法配资方面，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首先，配资机构并非从事证券经纪业务的合法机构，没有内控、风控和外部监督，是游离在法律监管灰色地带的非法机构。其次，配资利息太低甚至高喊免费借钱的，非法配资机构无疑。最后，时刻关注配资账号的交易操作，要留意实盘与“虚拟盘”的根本区别：能否在证券公司的交易软件或交易所软件中查询交割等关键信息。
林采宜：劳动收入是主导居民消费的长期因素，占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例平均在80%以上，2004年以来，社会零售总额增速一直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这与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有密切关系。测算数据显示，2018年以教育、医疗、文化、金融中介等不包含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服务性消费增速显著上升，从2017年约9%的增速增长至2018年约35%的水平。消费升级导致的结构调整对GDP增长贡献显著。截至2018年末，我国家庭债务总规模已达43万亿（其中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为25.75万亿，占60%），约占可支配收入的90%，家庭债务产生持续性的还贷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一定抑制作用。截至2018年末，我国居民负债率达到53.2%，比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接近部分发达国家水平，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居民需依靠自身储蓄养老。因此推断，未来我国居民家庭的杠杆率已经没有太大的上升空间。
彭文生：逆周期调节并不必然意味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关键是政策路径和工具的选择，在结构转型期的总需求管理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些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对我们思考当前的问题有借鉴意义。第一，在稳增长的逆周期调节中，财政扩张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应该降低对信贷的依赖，更多地支持财政扩张。第二，即使增长稳住了，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下降，但从去杠杆、金融周期调整角度出发，广义货币的结构也应该变化，应该降低银行信贷对广义货币增长的贡献，增加财政（包括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贡献，这个政策框架就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第三，宽财政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减税降费。对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个批评是政府支出挤压私人部门，其实财政扩张不仅可以体现为支出增加，也可以通过减税实现。
王涵：短期（一个季度）来看，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升，应保持耐心。1）经济基本面是金融条件改善下的企稳，但持续上行存在较大挑战；2）经济短期企稳背景下，政策关注重心重回结构性改革；3）通胀压力仍在上升。中长期来看，股债两个市场可能都面临“战略机遇期”。短期不确定性上升，最终的操作取决于对中长期的展望。长期来看，债券市场面临持续的资产荒压力、股票市场定位持续提升，这意味着这两类资产如果在二季度出现波动，都会是“战略配置的机遇期”。而外资的持续流入，也会在中国金融市场产生持续的结构性影响。结构性因素上，关注外资、关注外部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方面，除了外资长钱流入的逻辑，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也需要关注。拉美、东欧、中东、委内瑞拉，这些地区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金融市场主要波动的来源。因此，从投资策略来看，可能有必要配置一些能对冲波动的资产。
伍戈：车马未动，粮草先行。微观主体在进行消费和投资决策之前，往往会事先考虑资金可得性及其价格。尽管如此，货币社融前瞻性表征的主要是内需，未必能精准捕捉到外需的变化。历史上曾有多个时期货币社融明显上升，但由于外需拖累，最终经济仍呈现下行或震荡走势。借助货币预测内需变化也存在瑕疵。随着近年来宏观杠杆率的高企，债务问题成为我国宏观政策实施的重要约束条件。还本付息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客观上削弱了单位货币对投资等内需动能的拉动作用，实证研究也揭示出这些结构性变化。展望未来，尽管短期内总需求管理政策或将有所微调，但基于政策的惯性尤其是前期银行间利率下行对信贷利率的滞后影响，货币社融仍有望在波动中抬升。综合考虑外需、债务等掣肘因素，下半年我国经济或将呈现出窄幅波动的温和态势。
张岸元：从纳斯达克和纽交所发展历程比对来看，我国科创板早期规模不会太大。需要股权融资扶持、同时具有公开市场投资价值的潜在标的数量总是有限的；优质初创企业数量不会由于股票公开发行方式的变化，出现爆炸性增长。2017和2018年，A股IPO融资金额分别为2301亿元和1378亿元；其中，创业板IPO数量由2017年的141家下滑至29家，融资金额由522亿元下降至287亿元。科创板正式运行两三年时间内，IPO数量和金额都可以此为参照。我国实行注册制，将IPO审核职能由证监会下放到交易所，并不意味着放弃实质审查，代之以形式审查，更不意味着“宽进严出”。首批企业应保证成功率，不宜考虑将“严出”作为退路。科创板实行T+1交易制度，同时拟定了相对宽松的涨跌停规则。理论上T+1将降低操作灵活性，减少庄股套利机会，但如果没有多空双方力量的平衡，单纯依靠机构自律，恐怕大幅波动在所难免。
张明：2015年至今，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占比均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并可能在2019年转为全年逆差。中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呈现出由较大规模逆差转为较小规模顺差的特点，且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从2019年起，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可能将发生重要反转，出现经常账户逆差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的全新“一逆一顺”新组合。这将加剧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也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与国内资产价格的波动性。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不要轻易放弃资本账户管制。未来，在中国经济面临经常账户逆差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的“双赤字”冲击之时，如果使用外汇储备来稳定汇率，外汇储备可能消耗得更快。因此，通过资本流动管制来抑制短期资本持续大幅外流，有助于帮助有关部门更好地稳定汇率与国内资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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