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有些事情,对我一生影响非常大

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这些个门槛迈不过去,或者迈错了,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了。

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我出生十几天,母亲抱着我到处求医,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

回到广西之后发现维持不了,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又跑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那里当时也是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小小年纪便做了眼科手术。

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病例,病例记载就如同一篇学术论文,有分析、有建议、有参考文献以及援引的案例。一个甲子过去了,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个手术即便放在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也许我就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一待就是九年,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因为我的视力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报告,就觉得凭这一项就应该把我刷下去,从事文字工作怎能离得了眼睛,没有人确定我这种视力能够维持多久,这么宝贵的名额不能白瞎了。

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师兄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是赵先生把我领进学术殿堂,这是对我后来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之坎。

考研之前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1969年初中毕业就下乡插队,一直到1978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广西教育厅工作,家中的藏书也很多,父母亲工作中的各种教科书我都拿来当课外书阅读。南宁新华书店里我是常客,可以几个小时站着看书,没带钱都可以先把书拿回去。

另外在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插队的时候,陆续有人被招工招干离开,我从当年插队时最小知青之一变成了最老的。

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就劝我办病退算了。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家在城里,也许真就办病退了,那样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又如果我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不是为了当什么知青标兵,个人在那个年月是没有选择的。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老秦”是个好人。我干活卖力,生活上唯恐不“农民化”,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0.2的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四肢不太协调。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后来也很照顾我,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功。

其实我虽然待的时间那么长,也能够讲壮语,但是与老乡们还是有些隔膜,并不是我有什么身份感或者清高之类的,可能是我们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太中规中矩。那时知青中颇有些玩世不恭的人,私下里对村民极为不屑,一口一个“波佬”、“寡佬”,——两广俗语中的乡巴佬、蠢货之意,很是嫌弃,但他们与村民却可以称兄道弟,厮混得烂熟。

老乡们田间地头免不了开开“下流玩笑”解解乏,我就不会融入其中插科打诨。老乡们平时闲聊免不了张家长李家短,我则往往兴味索然接不住话。好像我是在“表面”没有进入“本质”。我想老乡倒不认为我假,但是会感觉我不亲,当然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好人。

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为我愤愤不平,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在生产队里,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曾经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我对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

拿当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

……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

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

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 帝 的 新 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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