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子语》导读

余荣军

张履祥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训子语》是其晚年的重要著述，倡导以忠信笃敬为本，以立身行己为要，积善与耕读的农士家风。对于学术的传承，对于家族的延续自然是重视有加。加上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自己年老而儿子尚幼，担心儿子在自己故去之后得不到足够的教育，使先人之志无法承继，因此撰有《训子语》。这在《训子语·自序》中也作了交代：“予少壮生子，不幸俱殇，先人之绪，几于不传。丧乱以后，忧病相寻，虽复举子，已迫衰暮。大惧弗及教诲，使先人志事子孙罔得闻知，则予之重罪益不可赎，至痛益不可解矣。”撰写《训子语》的急迫感还因为他年幼时就失去了父亲，由祖父、母亲抚养成人。在《训子语》的结尾写道：“今汝诸兄俱殇，汝生已晚，汝弟生益晚，又存亡绝续之际也。所望以继先祖之志者，惟汝稍长，故谆切为汝言。”因此张履祥写下了这一部体现其家庭教育思想的训导子女成人立业，在传统家训教化史上有一定影响的重要家训。

雍正、乾隆时期的理学名臣陈宏谋（1696-1771)整理编辑《五种遗规》，影响后世深远。他有感于世上多有弊端，遂于公务之余，采录前人关于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事迹，分门别类辑为遗规五种：《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一直到清末，《五种遗规》还被定为中学堂的修身读本。民国年间，《五种遗规》也被定为官员从政的必读书，可见其影响之广。其中《养正遗规》辑录了张履祥《学规》二则之《澉湖塾约》与《东庄约语》。《训俗遗规》辑录了《训子语》的部分条目。《训子语》认为为学根本目的在于“立身、行己”，而不是“荣名、厚禄”，要求人们据此端正学习态度。并列举了许多体现在日用伦常中的“立身行己之极则”的忠、信、笃、敬行为。这种说理、举证与谈自己体会相结合的论说方式循循善诱，很有说服力，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当代学者编撰的各种“家训”类著作之中，大多也收录《训子语》的一些条目，如陆林主编《中华家训大观》、赵忠心编著《中国家训名篇》、成晓军主编《名臣名儒家训》，等等。徐少锦、陈延斌著《中国家训史》，对《训子语》也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其中指出：“从总体看，张履祥的家训在教子以及对子弟在从业的指导上的观点都是非常正确的，特别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与以前的家训相比，他关于耕读并重的思想及其实践，都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从而在传统家训教化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奠定了他在这方面的地位。”从现代意义来看，与其他“家训”相比，耕读并重确实是张履祥的家庭教育理念之中，特别可贵的一个特点。

《训子语》分上下卷，上卷包括：《祖宗传贻积善二字》，凡六条；《子孙固守农士家风》，凡九条；《立身四要曰爱曰敬曰勤曰俭》，凡十一条；《居家四要曰亲亲曰尊贤曰敦本曰尚实》，凡十七条。下卷包括：《正伦理》，凡二十七条；《笃恩谊》，凡十七条；《远邪慝》，凡八条；《重世业》，凡十七条；《承式微之运，当如祁寒之木，坚凝葆固，以候春阳之回。处荣盛之后，当如既华之树，益加栽培，无令本实先拨》，凡八条；《平世以谨礼义、畏法度为难，乱世以保子姓、敦里俗为难。若恭敬、撙节、退让，则无治乱一也》，凡八条；《恂恂笃行是贤子孙，佻薄险巧、侮慢虚夸是不肖子孙》，凡七条；《要以守身为本，继述为大》，凡八条。总计十二篇，共一百四十三条。

张履祥在《训子语》开篇即以“积善”为所守家风的根本，认为“善”要从小积起，“其始至微，其终至钜”，善则和气应，不善则乖气应。存心厚薄为寿夭祸福之分，宽和之气是天地盛德之气，不可刻急烦细，更不可存有阴恶之心。在“子孙固守农士家风”一节中，张履祥指出了职业与道德的关系：人须有恒业，无恒业则丧其本心，终至丧身。个人有“立身四要”，即爱、敬、勤、俭，以爱敬存心则一切邪恶均不得入，持家以勤俭为主，做人要以孝友睦姻任恤为主。“居家四要”亲亲、尊贤、敦本、尚实，这些是儒家三纲五常的大体，然而在书中讲得更为朴实，值得加以遵循敬守。下卷的第一节“正伦理”中，张履祥指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是因为人类纲常伦理。要使家道正，就要遵循家庭之“六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笃恩谊”一节重在劝导兄弟叔侄、婚姻亲戚、邻里乡党等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亲爱，谦以持身、恕以接物、诚敬待人。“远邪慝”主要是告诫子孙不要亲近僧道邪术，交游择友要慎重。“重世业”一节主要告诫子孙先世遗留下来的祭田、祭器、谱系、影像、图书、手植树木等要敬守弗失。在“承式微之运”一节中，张履祥强调人处贫困、困厄之时不可怨天尤人，不可依赖他人，尤需刻苦自励；遇顺境时也不可志骄气满，要居安思危，常怀慄慄危惧之心。在“平世以谨礼义、畏法度为难，乱世以保子姓、敦里俗为难。若恭敬、撙节、退让，则无治乱一也”一节，张履祥以为子弟朴钝者不足忧，惟聪慧者可忧。“恂恂笃行是贤子孙，佻薄险巧、侮慢虚夸是不肖子孙”一节告诫子孙要以忠信谨慎为先，切戒胸襟狭窄、性情急躁、轻视别人，不可只顾眼前利益而忘他日之害。“要以守身为本，继述为大”则是《训子语》的最后一节强调要守住自身的名节，继承先辈的品德与事业。

概括来说《训子语》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现代社会之中还有积极意义、值得继续弘扬的家庭教育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家庭教育，传承家族事业。

在张履祥看来，教育的目的在于顺人心之良善以引导之，实现养正为圣之功，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子孝长慈。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说：“虽有美质，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尽？中等之人，得教则从而上，失教则流而下。子孙贤，子以及子，孙以及孙；子孙弗肖，倾覆立见，可畏已。”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子女自身的德行修养，教育更是传承家族的事业。张履祥有着极强的家族观念，对家族的衰微而感遗憾。在《祖宗传贻积善二字》中写道：“子孙何以贤？惟尊礼师传以修身，继述祖宗以启后，是大节目。”“家之兴替，只宗族辑睦。”他认为儿子读书修身才能给九泉之下的自己以安慰。古语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张履祥重视世业传家，勤力耕种祖先遗留下来的田地，也重视书籍传家，对丧葬及对祖屋的要求都以遵循义理为要务，这正是对“道德传家”的倡导。这一“重世业”和“道德传家”的家庭教育思想对现代社会中如何教育子孙，如何让子孙守业、创业都有极强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富不过三代”，不一定是子孙的过错，而极有可能是长辈对晚辈培养观念及教子实践的过失。

第二，修养德行为先，成就人生价值。

在张履祥看来，读书不是为了追求富贵，也不是教子竞趋功利，“习攻浮文以资进取”，读书是为了砥砺德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教子读书也是教育子弟自幼勤读“圣贤之书”，修养德行。先做人，具备了忠心、诚信、践行、敬重的品德，然后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人生的幸福是追求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人品高尚是实现这些需要的基础，张履祥说：“以忠信为心，出言行事，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久而家庭信之，乡国渐信之，甚至蛮貊且敬服之。”张履祥提出了立身四要“爱、敬、勤、俭”与居家四要“亲亲，尊贤，敦本，尚实”。以一颗忠诚信用的心地说话做事，家里人会信任他，一乡的人，继而一国的人都信任他，甚至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部落的人也崇敬信服他。这种尊重来自德行的感召力，从而让人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三，倡导耕读相兼，以劳动促德育。

张履祥说：“近世以耕为耻，只缘制科文艺取士，故竞趋浮末，遂至耻非所耻耳……耕则无游惰之患，无饥寒之忧，无外慕失足之虞，无骄侈黠诈之习。”在传统王朝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士、农、工、商四民的分工是明显的，互不相兼。为农的百姓，不识一字，不明义理；为士子的读书人，流为学究，耻学农耕稼穑之事。针对这种观念，张履祥提出：“虽肄《诗》、《书》，不可不令知稼穑之事；虽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诗》、《书》之义。”耕种和读书应该结合起来，“治生”与“修生”要相结合。因此，张履祥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弟既重视知识的传授，又重视稼穑方法的教育。他说：“子孙苟能耕田读书，识义理，免饥寒，使家风不替，可谓善述焉。”他要求“子孙固守农士家风。”“人须有恒业，无恒业之人，始于丧其本心，终至丧其身。然择术不可不慎，除耕读二事，无一可为者……然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读书和耕种是人应该坚守的恒业，能使人解决生存问题并继而懂得礼仪道义，涵养自身德行。当然，张履祥作为清初一个抗志不出仕的前朝遗民，怎样谋生也成了他人生的一个难题，除了迫不得已地处馆教书，还向往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这不是诗意的追求，而是“治生”的需要，也是“修生”的需要，更是教育子弟的需要。他说：“知诗书滋味，乃免于臭；知稼穑艰难，乃免于硬；知名节隄防，乃免于滑。”读书和稼穑是为了修养更健全的人格！

“耕读传家”思想源远流长，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劝导人们勤于耕种和学会做人为主要内容的家庭建设和社会风气建设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伦理文化意蕴。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是生存之本。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是教化之路。现代社会分工更细，古代意义上的“耕读相济”已不现实，但其中不死读书，通过参与劳动来了解自然，实践知识，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开阔视野，健全人格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已经走出了农耕时代，正在加速实现现代化，但农耕文化与乡村教育在现代化背景下如何焕发新的生机值得思考。让留守儿童不再守着荒芜的田园，让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打工者不只为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仔细审视传统的耕读文化的兴衰，我们可从中发掘出其积极的现代意义。“耕读传家”所包含的以勤劳俭朴、知书达理、和谐共济为主要内容的具有普遍价值与意义的伦理文化，可以扩展到“工读传家”、“商读传家”等以读书与劳动结合的修身之道，作为主要途径的传家方式。

第四，注重教育方法，培育优秀子女。

说到教育的具体方法，张履祥有许多观点，其中特别重要的则有五个方面。其一，重视提高教育者自身素质。父母是子女最早的教育者，父母自身的素质，在言传身教中对子女的成长有极大影响。张履祥认为父母提高自身素质是教育好子女的前提，是家庭教育成功的保障。他说：“人各欲善其子，而不知自修，惑矣！”又说：“修身为急，教子孙为最重，然未有不能修身而能教其子孙者也。”父母一方面要提高自己在道德思想、文化知识方面的修养，另一方面还要运用正确的教育方法。没有不能教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在现代社会有太多的父母教育子女，子女不听话时候就责怪子女，而不考虑自己是否理解子女，自己运用的教育方法是否得当。家庭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家长进行自我教育并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其二，对于立志的强调，也是张履祥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父母的慈爱最重要的体现是善于教育，讲求教育的方式方法，而子弟的孝顺最重要的表现是能继承父辈的志向。张履祥说：“父慈以善教为大，子孝以承志为大。”教育以立志为先，只有立下了志向，才有为之拼搏奋斗的动力。张履祥认为，任何有所作为者，必在幼时接受良好的教育，自幼便有奋发向上之志，他还说：“凡人小有成就，幼稚之日必见奋起之志。若举动无恒，苟且颓惰，即将来无一济也。”如果一个人没有做一件事情的恒心，马马虎虎，颓废懒惰，将来就会一事无成。据一项调查表明：有27％的人没有目标，60％的人目标模糊，10％的人有清晰但较短期的目标，只有3％的人有着清晰而长远的目标。25年后，3％的人几乎都成为各界成功人士，10％的人大都生活在社会中上层，60％的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剩下27％的人在抱怨着他人和社会也讨厌着自己。现代的教育理念印证了张履祥关于立志教育重要性的论断，他以睿智的格言语重心长地提醒着家长。

其三，张履祥倡导“治生”，正视人生的磨难，认为这才是自立的根本。人只有在自我砥砺中才能成长，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内在善性的发掘与能力的成长。张履祥说：“贫贱忧戚，玉汝于成，惟修德可以逭灾，恐惧可以致福。通计天下之人，苦多于乐。人之一生，亦当使苦多于乐。只看果实，末来甘者，先必苦涩酸辛，其淡者已绝少矣……人当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当思动心忍性，生于忧患之意。”子弟经受了磨难，才能促进自我的成长与道德的完善。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考虑，不要过于看重家族物质财富的积累，而要特别看重使得子孙都能懂得道义。他说：“盍思为人父母，将以田宅金钱遗子之为爱其子乎？抑以德义遗子之为爱其子乎？不肖之子遗以田宅，转盻属之他人；遗以多金，适资丧身之具。孰若遗以德义之可以永世不替？”这一教育理念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发达，物质生活富裕的今天，尤其值得家长警醒。

其四，张履祥认为严教才能让子孙成为贤者，若过于溺爱会导致子弟不肖。他说：“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师傅严者，异日多贤；宽者，多至不肖。其严者，岂必事事皆当？宽者，岂必事事皆非？然贤不肖之分恒于此。严则督责笞挞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气，收束其身心，诸凡举动，知所愿忌而不敢肆；宽则姑息放纵，长傲恣情，百端过恶，皆从此生也。观此，则家长执家法以御群众，严君之职不可一日虚矣。”他反对父母溺爱子弟，认为溺爱只会使孩子是非不明，沦为不肖子弟。孩子长大后，不仅会败坏“家声”，甚至可能“陷于刑戮”，故父母应“勿以幼儿而宽之。”当然张履祥认为必须自幼就实施严格的教育，但是在家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严厉并非事事正确，宽容亦不是事事都错，而是说总体而言应该严厉，作为父母不可一天不严厉地对待子弟。严厉是对子弟成为期望中的人才的高标准要求。《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长远。”这就需要父母促使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现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指出了“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有段名言：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一种良好习惯的在开始养成阶段少不了严格，一旦养正，就自然而然，健康成长，而终身受用。

其五，教育的成败，还在于一生的师友选择，看其是否能以贤者为师友。人是环境的产物，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在读书过程中如何选择书籍，选择老师，选择朋友事关一个人的德业成就。朋友之间的交往，是因为“道义”而在一起，交往长久，成为世交旧友，才能相互依靠，祸福共担。张履祥重视教育中的环境熏陶，在选择老师方面：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他说：“师必择其刚毅正直，老成有德业者，事之终身。”据《示儿》所书，他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了“嘉兴屠先生、海盐何先生、同县邱先生、乌程凌先生”等几位德业高尚的人师。在选择书籍方面，他在《训子语》中明示：“读圣贤之书，亲仁义之士，则德可以进，业可以修，其益无穷。”要有良师益友帮助自己成长，就必须善于知人辨人。只有知人，才能亲贤人远小人，从而安身保家。张履祥列举了二十多种“贤人”与“不肖”的特征，对贤与不肖之人做了一个具体而细微的辨析。如：“贤者必刚直，不肖者必柔佞；贤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贤者必虚公，不肖必私系；贤者必谦恭，不肖必骄慢；贤者必敬慎，不肖必恣肆；贤者必让，不肖必争；贤者必开诚，不肖必险诈；贤者必特立，不肖必附和；贤者必持重，不肖必轻捷；贤者必乐成，不肖必喜败；贤者必韬晦，不肖必裱襮；贤者必宽厚慈良，不肖必苛刻残忍……”这些论述具有真知灼见，这些比较在现代仍是评判人品德高低优劣的标准，在选择朋友时仍具有借鉴价值。

《训子语》语言凝练，情意真切，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地教导子弟。语气如师友般语重心长，像几个人围炉夜话，听智者娓娓地道出琐碎生活中做人的道理，令人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的智慧抉择和对生命的自足自信。张履祥以儒家的伦理规范来教育子弟，包含的内容很全面，在结束时他再次强调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宗旨：“大要是正伦理，笃恩谊，远邪慝，重世业。而以守身为本，继述为大。”这种教育思想是作为一个乡村教育家和一位在艰难处境中寻求修身养性之道的儒者，在社会发生重大变故的过程中，站在现实的角度对儒家克己复礼精神或理学格物思想在生活中的具体化。他的有些教育方法与实践可能因为受到时代的限制而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建议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应该说《训子语》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教育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