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远景
1936年《宇宙风》杂志六月特大号刊出“北平特辑”，以怀旧作为总体基调，网罗了一众文坛名宿刊文，如周作人《北平的好坏》、废名《北平通信》，其中也包括老舍的散文名篇《想北平》。文章开头作者写道：“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是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老舍出生于京旗之家，他的祖辈皆以京城为故乡，然而在25岁去国之前，这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却没到过都门胜地的陶然亭，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其实不难理解，陶然亭地处京城外城西南，“南傍城垣”；老舍所属的正红旗位居内城西北，他出生、读私塾、上小学、念师范都没怎么离开这片区域，陶然亭对于老舍似乎有些过于遥远。但好像又非如此简单。
陶然亭如今是南城一座知名的市民公园，内有大片水面，总能引人泛舟其上，平日里也游人如织。有些人对陶然亭的记忆或许来自公园一角的儿童游乐设施，比如名为大雪山的巨型滑梯。那是当年为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模拟红军长征翻越雪山的场景。不少青年或中年人，一定还留存儿时在此乐此不疲攀爬雪山滑梯的美好记忆；又或者一些人对陶然亭的记忆来自湖心岛上高君宇与石评梅的墓地。中学时有几次清明节，学校就组织我们到公园里的高君宇与石评梅墓献花凭吊，陶然亭又这样同革命圣地联系在一起。还有些人提起陶然亭会马上想到曾经北京最大的露天游泳场……不同的人对陶然亭的印象各有凭依，然而大部分人似乎忘却或是轻忽了陶然亭本身那座亭，那才是全园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建筑，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京城古迹之一。
陶然亭在三百多年中屡有起落，它的风雅终归还是使世人将之定格为中国四大名亭其一。滁州醉翁亭、长沙爱晚亭和杭州湖心亭皆地处江南，唯独陶然亭身居北方，而且处处显现一番特立独行的面貌。辽金时代，此地溪流纵横，塘泽错落，宛如江南水乡。元代时，几个远来僧人寻觅久久最终选定在这大片苇塘中央高地上建造一座慈悲庵。其地高亢，四围苇泽错落，蒲渚参差，又可远眺西山，野趣盎然。今天拾级登临慈悲庵山门，抬眼依然可见门上有“古刹慈悲禅林”字样。门内布局紧凑，大体分前院、后院、北院和东院四部分，在元明两代，这个小庙始终寂寂无闻，在南城荒郊外独对夕阳，鲜有人至。直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随着一个官员的到来，这里才开始逐渐为人所知。
官员名叫江藻，字鱼依，清顺治七年（1650）生于湖北汉阳。“鱼依”二字出自《诗经·鱼藻》：“鱼在在藻，依于其蒲”。其名好似注定此生与水结缘。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人到中年的江藻来到北京，任工部营缮司郎中。工部主管土木、水利、工程等官办产业，下设四司，营缮司掌管皇家宫府、陵寝、坛庙、廨宇及营房。《红楼梦》里贾政就做过工部郎中，主管工程建筑。江藻的工作相对简单，负责监督治理慈悲庵以北的黑窑厂。元明时，都城外低洼处开窑制砖，久而久之窑坑遍地，雨水积存而成坑塘。清代北京城建设量减少、官窑生产成本过高，黑窑厂停办。此时江藻被委派“监督黑窑厂厂事”。显然，江藻并无多少繁琐事务，是份闲差。某天他偶然登上一座高台，眼前蒲渚参差、塘泽错落的景象，令其“坐而乐之”。小小慈悲庵慰藉了江藻无用武之地的落寞心灵，于是决定在庵内西偏筑一座小亭，供休憩与办公之用。几乎同时，他想到了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诗中末两句“更待菊黄家酝熟，与君一醉一陶然”意境，遂将小亭命名为“陶然”。说来也巧，陶然亭甫一建成，很快吸引一些文士的瞩目，纷纷前来亭中集会赋诗。亭子建成十年后，有感于亭小而客众，江藻改亭为轩，名称一仍其旧。这成了陶然亭与其他三大名亭在外形上的莫大差异，也使许多第一次见到此亭的人徒生疑窦，明明是一座敞轩却为何称之为亭呢？大概只因江藻太爱“陶然”二字所含蕴的闲适感和骨子里那份特立独行。
清代京城旗民分治，外城遂成汉人聚居之地。科考兴盛，各省举子多从广安门入京，云集宣南，会馆林立。文士们生活趣味无非琴棋书画诗酒茶，他们逛书肆、入戏园，最多的大概还是聚而宴集觞咏。“诗为友朋而为者居多”，在追求仕途的同时，宣南形成活跃广博的治学氛围与结社唱和的人文环境。宴集结社需要场地，彼时风景绝佳的湖光山色均为皇室宫禁，于是宣南的法源寺、报国寺、松筠庵等地就成了他们的首选，其中名气最大者莫过野趣横生的陶然亭。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城南隅旧有慈悲庵，介乎南厂之中，地漥，故饶芦苇，在处野水沦漪。康熙乙亥岁，工部郎官江藻监督琉璃窑时，偶游其地，乐之。为重修葺，增建高亭，额曰‘陶然’。春中柳烟荡漾于女墙青影中，秋晚芦雪迷濛于欹岸斜阳外，颇饶野趣，甚得城市山林之景。”慈悲庵内原有的文昌阁似乎也被士子重新发现，科考之前纷纷来此祭拜文昌帝君与魁星，希冀文运亨通。这个坐落于宣南的清幽古刹、城市山林，因文士们的频繁涉足而成为宣南独特的人文景观。有清一代，此亭享誉经久，长盛不衰，成为都中一胜。陶然亭所在的慈悲庵北西南三面均筑有矮墙可供倚眺，古代诗赋中也几乎写满了骚客“凭栏”的清姿愁绪。据考，到过陶然亭和慈悲庵的文化名人不计其数，或吟诗作对，或挥毫泼墨，留下作品的有260多位。几乎每个到过京师的文人，诗文中均有题咏陶然亭之作。经此改造，陶然亭声名日隆，超越慈悲庵成为南城幽境，自然也是文人时常聚集和流连之处。后人称陶然亭时多因纪念江藻而呼之江亭。
清代“江亭文人”代表当时文士主流取向和京师的人文氛围，在士林中极具影响力。他们有两次较隆重的雅集。第一次是道光十六年（1836）的江亭展禊。古有三月三上巳日水边沐浴祈福习俗，魏晋时改为宴饮游春，是为“春禊”。史上最出名的一次“春禊”，大概非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友人的兰亭之会莫属。此次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追慕向往的盛举。清代中叶的宣南士子意欲从根本上再现兰亭春禊故典，他们呼朋引伴，携笔载酒，齐齐聚拢在江藻的亭台之上。道光十六年春，黄爵滋、徐宝善、叶绍本、黄琮、汪喜孙、陈庆镛六人做东，每人邀七位宾朋，共四十八人在陶然亭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集会，“修展禊之举”。三月三的京城还不够和暖，这次“江亭展禊”改在四月四日。发起人意在“仿右军之例”，于是有了温翰初绘《江亭展禊图》，张补山作《江亭展禊记》。无论形式与内容上多么倾心兰亭春禊，实际上也终归差之千里。魏晋文士阶层思想自由而活跃，永和年间名士们生活普遍悠闲，旷达、清雅是整个时代的特质。就在江亭展禊后不久，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系统提出弛禁鸦片主张，清廷内部“弛禁”与“严禁”之争愈益激化。江亭文士皆为朝臣仕宦，面对国是日非，再无法超然世外，诗酒之余难有兰亭雅集的玄远与飘逸。
第二次雅集是1925年的乙丑江亭修禊，由年届八旬的樊增祥等11人发起，计划上巳日召集百名文士在陶然亭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虽实到76人，规模也达一时之盛。不过这次雅集并未如道光十六年那次延后一月，而在三月三日如期进行。不过1925年北京的春天依旧寒意袭人，是日尘沙漫天，阴晦凄清，似乎给整个修禊笼上一层阴影。四个月前，冯玉祥发动政变刚刚将溥仪逐出紫禁城，清室颜面扫地，风光尽失。此次修禊参与者大多为逊清遗老，虽然他们也仿前例辑录一册《乙丑江亭修禊分韵诗存》行世，但字里行间已难掩悲戚。20年前废除科举，士大夫阶层逐渐消失，如今遗老们纵使依然煮酒赋诗也更像一场自我祭奠。陶然亭周围不仅有芦花苇塘，还有大片坟地。《大清会典事例》记载18个官设义地，其中之一就在宣武门外黑窑厂，即陶然亭附近。香冢、鹦鹉冢、醉郭墓更是此地名墓。民国时的陶然亭早已不复“风景城南数此亭”的胜景，蚊虫滋生、乱坟成堆的景象似乎同乙丑江亭修禊的遗老们形成了天然的呼应，虽曰雅集，实际却更具凭吊与招魂的特质。况且自1914年起，京都市政公所先后将社稷坛、天坛、太庙、北海等原来的皇家园林作为新式公园陆续开放，北京的文化中心逐渐由外城迁往内城。1921年1月，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仪式选择在中央公园（原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内的来今雨轩举行。新文化人已开始将目光从城南荒僻的陶然亭转向城市中心。乙丑江亭修禊谱写了士绅文化沦落的末世之音，不仅无法再现兰亭雅集的繁盛，与道光十六年的江亭展禊也已大异其趣。
近代以来陶然亭的名气虽日渐式微，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似乎依然成为风尚。鲁迅1912年5月抵京不久在日记中记：“与恂士、季巿游万生园。又与季巿同游陶然亭，其地有造象，刻梵文，寺僧云辽时物，不知诚否”。俞平伯1931年10月7日记云：“陪父母亲游陶然亭，归后作 《陶然亭追和雪珊女史题壁韵》 三首附小序和 《陶然亭文昌阁求签纪事》一首。”他另有一篇《陶然亭的雪》写得清冷惆怅。不像老舍，更偏爱天坛北海这类皇家林苑，八旗后裔的趣致到底和宣南士子有所不同。
2024.7.30
作者：史宁
文：史宁图：史宁编辑：谢娟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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