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侃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区域社会史。论著有《中国近代外债制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华文越风：17-19世纪民间文献与会安华人社会》等。
摘要：孙氏家藏文献中的《太仆公与安南行人笔谈问答长卷》，是关于孙衣言与越南贡使裴文笔谈活动的珍贵史料。从笔谈的内容看，其主要为孙衣言评点裴文等人的诗作，与裴文等人就诗歌创作进行交流，询问越南的诗集刊刻以及科举制度、职官制度等方面的情况。此外，孙衣言还与裴文等人进行诗文唱酬。这些事例说明，在清朝朝贡体系之下，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期间所开展的诗文唱和、互赠文集、题字等活动，成为两国或多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这是东亚社会建构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然而，此时东亚国际格局已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朝贡体系已趋于瓦解，故孙衣言与裴文等人的会面酬唱凸显出了强烈的现实针对。
关键词：孙衣言 越南贡使 笔谈 历史内涵
孙衣言作为晚清著名的学者，其道德学问为时代彪炳。孙衣言作为高级官员，身处由清嘉道向同光年间（1814-1894）的社会转型期，对国内外变化有着深刻认识。孙衣言曾担任琉球官学教习官，参与选编《琉球诗课》《琉球诗录》等文献，对周边藩属国的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在西方殖民体制的冲击下，伴随传统朝贡体系的逐渐瓦解，中国与周边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较大调整。在此境况下，孙衣言与贡使及文人交往频繁，对国际秩序的转变有着切身体验。学界对孙衣言与琉球官生的互动已有初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孙衣言出任湖北布政司之职，恰逢越南贡使来华，途径汉阳府之际，越南贡使曾与孙衣言也有所交往，并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录。
现孙氏家藏文献的《太仆公与安南行人笔谈问答长卷》是当时的会面史料。孙延钊曾在《瑞安孙氏玉海楼出品问答》中描述，“光绪三年（1877）二月，太仆公为湖北布政使，时有安南礼部侍郎裴珠江、鸿胪寺林宏、翰林侍讲学士黎吉三人入朝中国，由杨蓬海太守接伴北行，既至鄂，谒公于官邸，以语言不通，乃相与笔谈。此问答语录手迹也，凡十七叶。今合庄[装]为长卷。所述有关殊方异闻，足供考据，不徒两国先正手泽所存，为可宝也”。文中谓“安南行人”即越南朝贡使节，他们有学习汉字，但因口语差别较大，“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惟言语差异耳”，所以只能以书面语与孙衣言交流，称之为“笔谈”或“手谈”。这份记录孙衣言与裴珠江等人笔谈的长卷被孙衣言带回温州，藏于玉海楼。现全文被编入《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目前对《太仆公与安南行人笔谈问答长卷》学界尚无深入研究，笔者以此进行初步探讨，除了展现其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之外，还希望以此推进对孙衣言及其所处的时代变局的认识。
一、《太仆公与安南行人笔谈问答长卷》的背景
在传统亚洲的国际关系中，琉球、安南、暹罗等国与中国长期保持宗藩关系，学者把这种关系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安南各朝将对华朝贡视为“邦交”大事，虽中越之间有矛盾甚至战争，但很快就恢复了宗藩关系。就宗藩关系而言，藩属国的统治者要取得宗主国册封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地位，同时当藩属国受到内部或外敌侵扰时，宗主国也有义务予以援助。清嘉庆七年（1802），越南阮朝皇帝阮福映派郑怀德使团到中国求封，要求改国名为“南越”，后经清朝政府讨论，改为“越南”。此后半个世纪，由于双方的政治关系不断深入，贡使往来频繁。越南贡使进入中国的贡道相对固定，于雍正二年（1724）年就开辟了陆路交通线：镇南关—宁明—南宁—梧州—肇庆—广州—南雄—赣州—南昌—九江—武昌—信阳—许州—郑州—彰德—磁州—良乡—热河。咸丰三年（1853）年后，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越南贡使北上道路受阻，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才重新恢复。此后至中法战争前，越南五次朝贡中国，大略情形如表1所示。
表1晚晴时越南向中国派遣贡使情况表
与孙衣言进行笔谈是清光绪三年（1877）的越南贡使团，根据越南贡使情况表所列人员可知，正使裴殷年即《太仆公与安南行人笔谈问答长卷》中所记的裴珠江，其大名为裴文禩，殷年为字，珠江、海农、逊庵为号。裴文禩为河内里仁府金榜县扶淡总珠球社人，明命十三年（1832）出生。阮朝嗣德八年（1855），乙卯科举人。嗣德十八年（1865），乙丑科进士副榜。嗣德二十九年（1876），以办内宅事务充丁丑贡部正使职务出使中国。除正副贡3人外，贡使团还有仆人及下级官吏17人，带了60箱贡品，由越南国王派300名脚夫和500名卫队送到中国边境。裴文禩使团在光绪二年（1876）七月从越南出发，共经历了135天才达到北京，其详情如裴文禩在《燕轺万里集》中的绘图及留下的文字记录所言：“自宁明州城至广西省城津次行程”，有52日；自“广西省城至湖南省城津次行程”，33日；“自湖南省城至湖北省汉阳县津次行”，有10日；“自湖北省汉阳县至直隶清苑县行”，有40日。
越南所派使者多为文学之士，其中正使和副使一般为进士、举人出身，其都具有良好的汉文化素养。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与中国文人进行诗文唱和，创作了大量诗歌。对藩属国使团入贡，清朝政府以大国姿态予以接待，建立了使团伴送制度。《钦定大清通礼》记载，“贡道所经之省，督佐遣佐贰杂职官一人迎于边界”。陪伴裴文禩来到武昌的是杨恩寿，即“长卷”中提及的杨蓬海。杨恩寿以湖北候补知府身份担任了裴文禩使团在湖北境内的地方伴送官，也称“湖北护贡官”。杨恩寿自长沙开始与裴文禩等人伴行，一路上与其相处的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期间，他们切磋诗作、其乐融融。交游之状如杨恩寿在《雉舟酬唱集》中“自叙”所曰：
越尝修岁贡，取道楚北。恩寿承乏，接伴使臣，迎至巴陵，送至信阳，循旧章也。光绪丁丑（1877）正月二十日，使臣泊巴陵，始相见岳阳楼下。东涉汉阳，遵陆北上，经大复山，遂于使臣别，是为二月二十有三日也。计与使臣共晨夕甫一月耳。中间或以事冗，或以病谢，恒三四日不见顾。见必有诗责和，严且急，从未逾夕无报章者。
汉阳为越南贡使入京必经之地，为了接待越南贡使，湖北省官员在汉阳城内设立公馆予以接待，其接待仪式相当隆重。王文韶时任湖北布政使，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贡使拜见督抚的情形与方式，“越南贡使到省……差内通事持红禀来拜，上书：越南国陪臣某某拜禀天朝湖北承宣布政使司王大人阁下斗照：兹者天阊远叩，汉水初经，黄鹤楼高，不隔秦川之树；红莲幕启，愿依君子之风。向若非遥，登门为聿。共八行。向例使臣到岸，督抚以下均差人持帖出城慰劳，帖长一尺四五寸，中书天朝某某大夫某官某人拜”。次日，湖北官员安排接待慰劳仪式如下：“两院赐越南贡使宴，在南院设席，督抚正坐，司道府旁坐，再下设使臣座三，东一西二，均用矮座。督抚升堂后，导引官带同贡使自东角门进门。至则在头门外官厅少候，隶报门曰：越南贡使进。由东月台历阶至堂檐下，行一跪三叩首礼，督抚起立举手。礼毕，分两旁向上立，督抚传通事至前，令向使臣问国王好。通事传语，跪禀答讫。次问年岁好，次问一路半苦否，均由通事传语，跪答。慰劳毕，即命入宴，仪门内演戏。通事持国帖具呈两院，均璧不受。戏三易，使臣起立谢宴，行一跪三叩首礼。导行官由两月台下，带出仪门回外官厅，自使臣以上给赏有差。”
孙衣言于清光绪元年（1875）八月出任湖北布政使，其作为湖北省按照外交礼仪接待越南贡使的要员之一，参与了慰劳越南贡使的宴请仪式。次日，裴文禩等人由杨恩寿向孙衣言引见，并进行笔谈，如杨恩寿的撰诗谓，“名播鸡林尊白傅，客赓鹿野啖红消（贡使昨日赐宴）”。孙因衣言指点琉球官生写作汉诗而在藩属各国文人中有较高的声誉。在此，也有越南贡使主动拜见孙衣言，其主要目的是请教其汉诗写作，并以求其评点。笔谈中裴文禩叙及，“闻大人前充琉球馆师，海外诗弟子甚多”，即点明琉球使节与越南使节在北京已互通信息，孙衣言已名扬海外。
应该说，孙衣言指导琉球官生写作汉诗，成就卓著。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孙衣言考取国子监琉球教习之后，担任了指点东国兴、阮宣诏、向克修、郑学楷等琉球官生学习作诗的任务。三年教习期间，孙衣言与琉球官生之间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为了提升琉球文人的诗作水平，孙衣言参与了选编《琉球诗课》《琉球诗录》等文献，这些文献对汉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影响较大，成为各藩属国文人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范本。年谱记为：“阮勤院等学成归国，其所为古诗往往可观，衣言乃择其雅者，录而刻之，谓之《琉球诗录》。琉球人极重之，几于家有其书。盖彼中诗人，素所讲习五七言律，绝无及古体者，自是风尚为之一变。”桐城的戴钧衡为《海客授经图》作跋，以纪其事：“瑞安孙君劭闻（孙衣言），教琉球子弟凡三年，讲论经义之余，授以古今体诗法，弟子皆通经，尤工诗，梓行京师，人争传诵。后数年，孙君追作图，以纪朝廷之盛，余见而叹曰：孙君固通经工诗者，故琉球弟子成就若此，彼来学者，苟不遇君，则中国群相夸尚之时文，乃彼所不学，其所得于中国者不过排律八韵而已，弟子之遇师固有幸有不幸哉！”
杨恩寿作为湖北候补知府，与裴文禩等人一路酬唱。至汉阳时，他们已编成《雉舟酬唱集》诗作。无论是裴文禩还是杨恩寿，都希望受到时任湖北布政使的孙衣言予以评点，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他们见面之后，孙衣言评述了双方诗作的特点。如《雉舟酬唱集》的“题评”即由孙衣言撰写：“蓬海太守接伴安南三行人，既自长沙，旋鄂。裒其在途酬唱诗数十首，曰《雉舟集》，以见示。太守诗才俊逸，三行人清辞丽句，亦皆异曲同工。”其中“蓬海太守”即指杨恩寿，“三行人”即指裴珠江、林宏和黎吉。
二、孙衣言在《太仆公与安南行人笔谈问答长卷》中的主要关注点
既然孙衣言、杨恩寿与裴文禩等人会面的目的是评论沿途诗作及写诗心得，故笔谈的关注点自然以论诗及其写作为主。首先，孙衣言在赞赏裴文禩等人诗作之余，询问他们是否刊刻过诗稿：“昨见在途所作诗，皆甚佳，有刻过稿本否？”裴文禩较为谦虚，认为自己的诗作水平还需要提升，不敢贸然刻印，因此回答说，“贱价僻处偏方，见闻寡陋，平日读书每见大邦，山水多佳奇，心往者久之。今次幸充末价，江山游历，亦欲志其一二。但口欲言而心有不达，率笔往往不称怀。盖由诗学未涉藩篱，三百篇之义尚茫然也。诗云乎哉俚句不足刊也，其在国，间有酬和诸作，亦未敢印刻也”。
其次，孙衣言表示自己已评点《雉舟唱和集》，认为裴文禩等人的诗作具有“诗才俊逸”“清辞丽句”等方面的特点。此前裴文禩等人已通过杨恩寿告知孙衣言其学习汉诗的愿望，因此孙衣言向他们赠送了《逊学斋诗文集》。与此同时，孙衣言也赠送了收录陈傅良、叶适、薛季宣诸集合成的《永嘉集》给裴文禩等人，以扩大乡邦文化的影响。为此，孙衣言予以特别说明，“《永嘉集》诸先生均南宋时理学名臣，其集久无刻本，奉赠以广流传”。孙衣言询问了裴文禩等人阅读《逊学斋诗文集》的心得，此问也得到了裴文禩等人的积极回应，双方的笔谈内容为：
[孙]时杨蓬海太守见示《唱和集》，已为评点，曾看见否，奉赠拙集已收到否？
[裴]均已拜读。铭谢，铭谢!
[孙]蓬海诗如何？
[裴]蓬海先生诗才敏捷，琢对工整。昨暮接蓬海先生送到大人惠赐《永嘉丛书》并大作《逊学斋诗文集》，挑灯展诵，如获珍璧，谨此鸣谢。
[孙]拙诗则不足以资一笑也。
[裴]大人诗甚佳，此乃谦词也。
[孙]拙集中多狂直之言，携在路上不必多示外人，归国时，与诸同志共商榷其工拙可耳。
[裴]大人所言皆忧爱腔怀，岂嫌坦直，况诗言志，不言何以见志，人将羡慕之不暇。至其拙，想非后学辈所敢妄评也。
而后，孙衣言与裴文禩等人展开自由讨论，其评价中国历代诗作风格，涉及苏轼、黄庭坚、陆游、杜甫等人的诗作特点以及后人学习前人诗作应注意的关键之处，并切磋其对不同流派诗作风格的理解，且各抒己见、惺惺相惜：
[孙]侍郎平日喜看何人之诗，东坡、山谷诗好否？
[裴]诸大家各树旗鼓，后学不敢轩轾。惟鄙意古风则杜工部为法则，至陆剑南之诗，平易尽有味，令人咀嚼不厌。
[孙]所论甚确，鄙人所见亦是如此。陆务观平易有味，亦至论。平易而无味，则不足为诗矣东坡极逸宕，山谷次之，律则。
在笔谈中，因孙衣言以前编辑过琉球诗集，因此。他非常关注越南的诗集刊刻情况。他向裴文禩等人问及越南国王编撰《御制集》的情形：
[孙]前在京师曾见贵国御制诗刻本一部，现在贵朝诸王皆有《御制集》否？
[裴]今下国王作诗亦多，均未有刻本。前朝诸王少作，不知大人所见刻本是何世代？
[孙]前所见是明朝刻本，恐贵国已难得此本矣。
[裴]是当下国黎洪德年号，诗甚佳，下国亦有选本。
孙衣言所提御制诗刻本可能是黎朝圣宗在洪德年间编的《圣宗御制诗草》。当时，书籍流传与文化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越南贡使来华购买各种物品，其中书籍为大宗物品，这是历代国王交代贡使需完成的任务。“缘我国书籍鲜少，虽有宏博之材，无从观览。嗣有派往清国，须多买书籍，颁布士林，俾学者得广见闻可也。”孙衣言作为大藏书家，此时正着手于温州乡邦文献的整理，故其对书籍刻本等也予以关注：
[孙]国史有刻本否？前莫氏、黎氏、陈氏三朝有旧史书否？
[裴]下国前朝丁、黎、李、陈、黎皆有史本。莫是润位，无有正史，野史载其事耳，本朝史现方刊印。
[孙]各种书籍有刻本否？抑或购自中华？
[裴]五经、四书、《通鉴》《渊鉴》皆有刻本，余诸书皆购自中国读之。
[孙]贵国山水亦当奇秀，各省亦有志书否？
[裴]亦各有之。
孙衣言在担任国子监于琉球教习期间，与官生朝夕相处，为此，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他对琉球的政治与文化有较多认识，但他并不熟悉越南的相关情况，因此他向贡使询问有关问题，如孙衣言问：“贵国是否世禄？现在琉球诸国，凡大臣之子，十五岁即入太学，由此仕进，与古之世臣相似，贵国是否如此？”而裴文禩等人回答：“下国诸臣子弟，十八岁方入太学，仕进待挑中，方得补官。”孙衣言还询问了关于越南的科举制度、职官制度等方面情况：
[孙]贵国乡会试亦用八股否？举人、进士皆有副榜耶？前三名亦谓之状元、榜眼、探花否？
[裴]下国乡会试均用八股。副榜惟进士有之，举人则无。第一甲亦谓之状、探、榜，但二百年来鼎甲虚席，探花、榜眼仅七、八人耳。
[孙]举人、进士亦论同年，亦拜老师否？[林]均有此礼。[孙]鸿胪卿几品官？[林]正四品。
[孙]翰林学士几品官？
[黎]从四品官。
[孙]不中进士，何由得为翰林官？
[黎]下国官制，惟以品设名，非如中朝必中进士，方入翰林。
[孙]翰林学士亦如唐宋制兼知制诰否？
[黎]不如是也。
[孙]贵国是否先立世子？亦有东宫官如中国詹事、上书房等官否？
[裴]前朝皆有之。
[孙]贵国宰相几位？
[裴]下国不设宰相，只有六部尚书及充机密院大臣。
[孙]共有几省？每省亦设督抚否？其官名是否与中国同？
[裴]现有二十六省，大省有督抚，中省有抚按，官名皆与中国同。
孙衣言将这次与裴文禩的见面和笔谈视为他们之间宝贵的文字友谊。笔谈结束时，他希望裴文禩等人回国路过汉阳时能再次见面：“片时促膝，亦是文字因缘，别后各自珍重!”裴文禩等谓：“下价归路，想亦必由此水程，此来幸得遇大人，恕其礼法，下与之谈，发颛启陋，足慰生平，荣佩之至!一别殊觉黯然，将来倘或重逢，得以拜下风焉，甚所愿也。”此充满了依依惜别的伤感之情。
三、笔谈之余的唱和诗作
越南贡使在进京和回程中，清政府委派伴送官员照料，以便与沿途州县官员交涉饮食起居。贡使在此途中目睹中华山水，并常常赋诗作对，且留有诗篇。同时也与伴送官于行进中以互相唱酬为戏。待到省城、州县之后，与当地官员、士人筵饮聚会、即兴赋诗，这便形成文学创作的一个高潮，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赠答酬和、请序题词、鉴赏评点、书信笔谈四种形式为中越文学交流写了最绚烂的一页”。裴文禩等人也因出使中国，达到诗文创作的丰收期，其诗文以《万里行吟》《燕槎诗草》《中州酬应集》（《大珠使部唱酬》）、《雉舟酬唱集》等行世，这些诗集不仅收取贡使本人的诗作，而且也有中国文人的诗文序跋。孙衣言与裴文禩等人的见面聚会，不仅留下了笔谈手泽，同时还有诗文唱酬，其如今保存收录于杨恩寿刊行的《雉舟酬唱集》中，如有裴文禩的撰诗《呈孙琴西方伯（衣言）》，共二首：
黄鹤仙人下碧霄，凤凰秀气郁。海天共识苏霜鬓，湖地长歌召雨苗。白雪郢中高唱满（公赐诗文集），清风春座俗尘消。离亭一夜梅花笛，江汉游洄梦想遥。
鄂渚烟花系小轮，李崔诗客梦中频。琴西骚雅称夫子，湖北风流作主人。翰墨笑谈千古事，襟怀潇洒一江春。汉阳草树晴云暮，冠剑重来此问滓。
杨恩寿则依裴文禩之韵撰诗答谢孙衣言题评《雉舟酬唱集》，其题为《琴西方伯点定〈雉舟酬唱集〉并赐题评，谨次珠江侍郎奉赠原韵答谢》：
卿月当年傍九霄（公曾入值内廷），金鳌顶上极。春风海外扇桃李（曾充琉球馆师），阴雨环中膏黍苗。名播鸡林尊白傅，客赓鹿野啖红消（贡使昨日赐宴）。使臣何幸瞻韩富，不负间关万里遥。
绿波芳草送轻轮，不厌传笺赠答频。只候幸充秦典客，乘槎暂伴汉行人。笛吹下界风俱韵，诗人中华气自春。愧说天涯双剑合，一齐飞跃向延津。
杨恩寿以“韩富”之典指喻《雉舟酬唱集》中的两人唱和。在文学创作中，常以“韩富”与“孟穷”比喻二人虽禀赋、风格不同，但若合作即为全美。韩愈诗云“有穷者孟郊，受才实雄骜”，孟郊诗云“诗骨悚东野（孟郊字），诗涛涌退之（韩愈字）”。孙衣言依裴文禩之韵撰写了唱和之作，在《雉舟酬唱集》中题为《方伯和作》。在与裴文禩有关的燕行文献《中州酬应集》中也抄录了这首诗，题为《安南贡使裴珠江侍郎惠示新诗，依韵和呈教》。此诗未见，现已整理出版各种孙衣言诗文集，谨录如下：
舄绎元黄丽紫霄，珠崖铜柱路。春容炎徼驰旌节，迢递春邮润麦苗（君以仲春过鄂相见）。大地尘清通帝朔，九重天近醉云醪。怀柔圣代无中外，莫畏梯航万里遥。
宾琛桂海达蜚轮，千译当年职贡频。王会幸逢全盛日，儒林今见老成人。衣冠汉代风流在，词赋江关草木春（君所过辄有题咏）。行矣题襟缘不浅，迟君重问汉南津。
孙衣言于成稿之际，杨恩寿、裴文禩的原韵诗作已有所改动，第一首诗中第三句的“醪”改为了“消”。孙衣言鉴于自己诗作已成，就不再改动，便另外作附记予说明：“已脱稿，未及写呈，而君以‘醪’字出韵，复以改本见示，拙诗因事冗不及再改。且东坡诗多出韵者，拙集亦时有之，可无疑也。逊学老人附记。”
比较上述三组诗作，可以看出，因作者身份不同，展现的精神内涵亦有所差异。裴文禩是以贡使的角度写人写景，诸如“琴西骚雅称夫子，湖北风流作主人”之句。杨恩寿作为伴送官，则有“只候幸充秦典客，乘槎暂伴汉行人”之说，而孙衣言就以“天朝”官员的身份展现中华气度，才有“怀柔圣代无中外，莫畏梯航万里遥”“王会幸逢全盛日，儒林今见老成人”的表述。
四、余论
在清朝朝贡体系之下，藩属国来贡或学习，以向中国文人学习汉诗为荣，其间的诗文唱和、互赠文集，题字等活动，成为两国或多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这是东亚社会建构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沟口雄三将这种模式归纳为“松散的软结构”概念，他认为“怀柔远人”的共生理念体现了的“近者悦，远者来”的理想模式，对东亚社国际秩序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起了一定的作用，“维持这一文明圈的国际关系的朝贡贸易体系是一种松散的软结构，这一软结构导致了文明圈的中心国家与周边国家、或周边的国与国之间保持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应该说，孙衣言对清朝朝贡体系中“软结构”之教化认同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如其在《琉球诗录》的序文谓：
圣清有天下，四裔微外之国称臣仆效贡赋者，南朔际天地……若夫四裔之外，自唐虞三代政教之所不及，而嗜好言语之不通，又不能自接于中国，以讲求古先王之道，则性情之偏者，常不得其所以养，而义理之具于我心，反若非其固有也。……今天子之二十一年，琉球子弟复以故事入学……而学之最勤、为之最多者尤在于诗……诸生既尽心力于诗矣，由是操其末以求其本，循其浅以极其深，有以善其性情矣，而又有以明夫义理之必然，归而教其国人，使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有所不容自己，而权力倾夺之危不如循礼守义者之久安可乐也。于以明先王之教，以称圣天子甄育万物、偕之大道之盛意，则海外贤王保有封土者，实亦永受其福。
杨恩寿也秉持同样的理念，他在编辑清光绪三年（1877）越南贡使朝贡诗文结集刊行之际，在自叙中特别提及“文字之缘”与“中外同文之盛”的关系，“鄙俚如恩寿，得与海外诸君子结文字因缘，以鸣我国家怀柔及远，中外同文之盛，是则小臣之厚幸也”。由此可见，这是当时中外文人的共享观念。
不过，当时已出现东亚国际格局的转型。也就是说，清光绪三年（1877），孙衣言在汉阳与越南贡使裴文禩等人的会面酬唱之际，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其和琉球官学生的交往之际的局面也有所不同，因此孙衣言等人的共有“近者悦，远者来”的朝贡秩序观念是否也会出现转变呢？鸦片战争的爆发对朝贡体系的冲击只是初见端倪，而到了同治年间，在武力冲击下，朝贡体系已逐渐瓦解，越南已为法国殖民地。在殖民体制与朝贡体系的法理冲突之际，越南政府于同治十三年（1874）签订了《甲戌和约》，要求法律上切断越南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越南阮福迫不得已签约，但依旧例仍向中国朝贡，希望予以帮助。光绪二年（1876），越南开始准备朝贡活动。在裴文禩出使之际，越南国王对其特别交代，并鸣以礼炮送行。法国殖民政府对此非常警觉，认为越南与中国之间出现了新的关系，要求法国驻华公使对裴文禩贡使团的活动予以特别关注。
虽然《太仆公与安南行人笔谈问答长卷》的内容尚难全面反映孙衣言感知的“天下之变”以及中越宗藩关系逐渐被削弱的情况，但孙衣言所熟悉的琉球处于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危机之中，其对此却深有感受。琉球官生一直与孙衣言保持联系，咸丰二年（1852），阮宣诏、东国兴以土物见寄。咸丰三年（1852）郑学楷亡故，孙衣言问询后深表痛心。咸丰七年（1856），阮宣诏充入贡副使至北京拜见孙衣言。同治初年，孙衣言过福建，特意探问阮宣诏、东国兴的近状。光绪元年（1875），日军武力占领琉球群岛，禁止琉球进贡中国和受大清册封，并废除中国年号，改为日本的“明治”年号。光绪二年（1876），琉球国尚泰王派遣向德宏、林世功、蔡大鼎等来到中国，要求清廷出兵征日，以拯救琉球，而清廷未作反应。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六年（1880），日本颁布“琉球处分”法令，琉球士人九次入京求助，可其效甚微，此时，林世功自杀殉国。林世功在北京学习之际，虽由徐幹担任教习，但视其为孙衣言的私淑弟子。同治十二年（1873），孙衣言应林世功之邀为《琉球诗录》撰序。结合这一东亚社会转型的背景，对照《琉球诗录》序文，再细细体会孙衣言与裴文禩等人以诗会友的状况，大略可以窥探孙衣言在题评《雉舟酬唱集》之际的微言大义，“此可见圣世同文之盛，而绝域万里之外，所以能慎守封土，緜历数百年，雍容和乐，无兵争攘夺之患，亦其被服圣人之教者深也”，其中也透露了其面对时代的针对性感喟以及维护东亚和平社会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