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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2013年留下了太多痛苦和沉重记忆，父亲和母亲在这一年里携手走了。先是父亲在5月份查出原发喉癌转淋巴癌，经过频繁的诊疗还是在8月4日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路。没想到的是时隔76天后，一向健康的母亲因为意外从楼上坠落，生命永远定格在了67岁。“7”和“6”这两个数字，如同魔咒一般将父亲和母亲紧紧地连在一起。

01

以前看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如何，现在看到这样的话语，就如同我此刻的心情，眼泪与文字一起陪同我追忆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是1938年的最后一天出生在墨尔根城，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的祖父是鄂温克族人，涂古敦哈拉杭盖日莫昆人，我的祖母是达斡尔族人，鄂嫩哈拉开阔浅人。

据说祖辈是从外兴安岭沿着额尔古纳河一路南下走来的，到父亲的爷爷辈一直驻守在墨尔根城，还是个武将。但是父亲的童年一直处于解放前的动荡之中，家里在墨尔根无法生活，穷困的祖父母就带着一家人投奔到了祖母的娘家，来到了嫩江北的宜斯坎村定居。

祖母14岁嫁给祖父就一直不太管家，也不太爱管孩子，我记忆中的祖母总是叼着长长的烟袋去打牌。祖父爱喝酒，每次划船过嫩江，从树上摘下来酒壶步行8里路去前屯打上3斤酒，回来的路上全喝了，再把酒壶挂在树杈上。他回家进屋第一件事儿是先把兜里的糖掏出来给唯一的闺女吃，然后就开始打儿子，吓得父亲哥仨几天都不敢回家，饿了就上山吃野果掏鸟蛋。那时穷得连鞋子都没有，就在脚丫子上裹上一层泥巴，再涂上一层杨铁叶子的粘汁，再裹上一层泥巴，晒干后跑一天也不会扎脚。热了就跳到江里洗澡，出来的时候再重新糊一层泥巴靴子。

父亲的童年虽然生活艰辛，但无疑也是非常幸运的。解放后少数民族普及教育，旗里成立布西中学，父亲有幸成为第一届的学生，虽然路途遥远，却没能挡住父亲对知识的渴望。从布西中学到乌兰浩特一中，后来又上了建工学院学习土木工程与桥梁设计，不仅成为村里文化最高的人，也成为一名大兴安岭筑路队的工程师。

02

父亲就是在这一时期与母亲结识的。母亲比父亲小了9岁，相比之下，母亲经历了更为艰辛苦难的童年。1947年的二月初八，母亲出生在黑龙江省龙江县的一个中医世家中，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中，二丫头是个不受家人欢迎的角色。外祖父是远近闻名的大夫，祖传的中医绝活和高等学府的西医技术让十里八乡的村民都尊称一声“先生”。外祖父有两房妻子，外祖母是原配大房，战乱回娘家后与外祖父失去联系，外祖父以为已经死了，就又娶了媳妇，结果外祖母带着已经5岁的大姨回来了，两房妻子就生活在一起，一房3个闺女加上供养的无儿女的婶子，这是一个10口人的大家庭。

母亲生性倔强，幼年时记忆力就非常好，家里的大事小情都说得一清二楚。因为经常听人说，外祖父喜欢儿子，不喜欢闺女，母亲就从来不跟外祖父说话，家里的大奶比较偏疼母亲，有什么好吃的，都要经过大奶的手，母亲才接过来。6个孩子都统一管外祖母叫“娘”，管小外祖母叫“妈”，可是母亲是唯一一个例外，从来都是管外祖母叫“妈”，为此也没少挨说，说了就哭，一直到最后把眼睛都哭坏了。这样畸形的家庭，因为两个生活在一起的女人互相忍让、没红过脸而存在了11年。

新中国成立后，妇代会的同志找外祖母，说新社会的婚姻必须是一夫一妻的，你可以把小媳妇撵走。传统思维的外祖母说她做不了主，要让先生决定。先生的决定就是小的留下，大姨作为长女留下。无奈的外祖母抱着刚满周岁的三姨、牵着6岁的母亲离开了那个家。

那个时代，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可以说寸步难行，难以生活下去的，于是外祖母带着两个拖油瓶改嫁给了一个木匠。在新家里，母亲极度的不适应，想念过去的家，就偷偷地跑了十几里山路回去，结果饭都没吃就被送回来了，外祖母狠狠地打了母亲一顿后，又抱着女儿痛哭。此后三年一直到外祖父病逝，母亲再也没回过那个家。

新家中的新父亲虽然脾气暴躁，但对母亲她们很好，在那个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年代，家庭生活无疑是很苦的，经常吃上顿没下顿。外祖母经常教训两个女儿，如果不是因为你们俩，怎么可能改嫁给穷苦的木匠呢。所以母亲后来一直很宠溺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因为在继父面前都没敢大声说过话。

母亲一直要哄着随后出生的弟弟妹妹，到11岁才正式进入学校学习。渴求知识的母亲拼命努力学习，可家里总是不停地搬家，从龙江搬到泰来，又搬到阿荣旗，反反复复地搬家，越搬越穷，勉勉强强念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到生产队干活了。

在挨饿的年代，家里几乎没什么粮食吃，母亲每天要挖很多的野菜、扒榆树皮，到了秋天，很多的小朋友捡了黄豆、玉米都自己吃，可是懂事的母亲都一粒一粒地收好，拿回家让大人做了分给弟弟妹妹吃。

让母亲记忆深刻的美食是野菜团子，也就是把野菜洗干净，用水焯好，放点盐，小心的团成团子，再到麦麸子碗里滚一圈，轻轻拿到蒸屉上蒸10分钟。母亲觉得最累的活儿是“搂大耙”，由于怕冬天没有柴禾烧，就要提前准备好，拿着用铝线钉子做好的大耙到草甸子上搂各种野草的杆儿，再背回家，就是一年的柴禾了。

03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母亲19岁那年，因为母亲从小眼睛就不好，到了适婚年龄，给介绍的对象都很不如意，不是年龄过大就是有各种缺陷的。这时候在牙克石的大姨邀请外祖母和母亲去串门。大姨家的街道主任是个热心肠的达斡尔族大嫂，二话不说就给介绍对象，于是父亲和母亲相识了，父亲因逃避家里的包办婚姻，一直到28岁还没有结婚，足足比母亲大了9岁，考虑到母亲的年龄比较小，就先订婚。

▲ 杜明燕父母结婚照

订婚时父亲给了外祖父500块钱，据说这笔钱对贫困的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一样的巨款。可父亲和母亲的婚事不是一帆风顺的，外祖父不知道听谁说的，说什么父亲他们少数民族人吃生肉、喝生血，抽烟、喝酒，还打媳妇。外祖父郑重地把母亲叫到跟前说，你虽然不是我的亲闺女，但从小在我跟前长大，也不能让你跳到火坑里，写封信告诉他吧，说婚事黄了。母亲自己也没什么主意，就按着外祖父的要求写了封信告知了父亲，可是退还不起订婚时的500块钱彩礼，就一直拖了两年多。

1966年的冬天，外祖父又一次搬家，搬到了母亲表姐家的屯子，这时候母亲已经是21岁的大姑娘了，在农村基本上就属于高龄“剩女”了，母亲的表姐很着急地说：“写信让你对象来，看看人怎样，要是可以就结婚吧。”母亲说两年多没联系了，都不知道人家结婚没有。正巧大姨来信说，父亲也在打听着母亲，一直没有再找对象，休年假的时候会从牙克石到龙江看看，最后确定怎么办。

当父亲如约而至时，外祖母正在油灯下用针线缝一件夹袄，父亲看看就问，村里有没有缝纫机，外祖母说邻居家就有，父亲就让外祖母带着去邻居家借用缝纫机，用了不到半小时就把外祖母费劲几天才能缝完的夹袄给做好了。

按照父亲民族的习惯，新姑爷到岳父家是要努力表现的，家里有什么活都要抢着干。多年的单身生活让父亲不仅做得一手好菜，而且手很巧，从编筐到缝纫几乎没有不会干的活儿。但对于汉族人家来说，姑爷是座上客，要好好招待。于是一直到我记事儿的时候，每次父亲拿着扫帚去给外祖父家扫院子的时候，外祖母都是一把抢过来，拉着父亲进屋坐着去。一直在旁观察的母亲的表姐和表姐夫觉得父亲不仅英俊帅气而且有工作、知书达理，就做外祖父的工作，认为这样的好姑爷上哪儿找去，赶紧把婚事办了吧。正好家里的弟弟要结婚，父亲就邀请外祖父和母亲一起到老家，顺便商量下结婚的事儿。

04

当外祖父第一次踏上宜斯坎村的土地，就深深爱上了这个三面环山一面围水的小山村。虽然与亲家甚至是全村人都语言不通，惯于搬家的外祖父当即决定要把家搬过来。5天后，外祖父兜里揣着户籍准迁证明和母亲返回龙江，婚礼定在了正月十六，旅行结婚，婚后母亲随父亲到大兴安岭的工作地生活，外祖父家搬过来跟亲家一起生活。由于村里不收外来户，尤其不收汉族人，外祖父在村民大会上表态，因儿子小、闺女大，只能随着闺女走，要不家里无法生活，保证以后不会把其他的亲朋好友带到这里。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顶着零下40度的寒冷，一路从牙克石到阿里河、根河再到伊图里河，辗转于父亲工作的各个工作站，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都是住在帐篷里。父亲工作的大兴安岭筑路队一直在修路，路修好了，又要搬到没有路的地方继续修路。即使这样的生活，也没能维持多久，8个月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并没有饶过深山老林里的筑路工人们，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开始了，父亲被打成右派关入了牛棚。

母亲在惊慌失措中，一边克服着水土不服的生理障碍，一边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痛失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牛棚里的生活让父亲心灰意冷，也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红卫兵允许母亲给父亲送饭，父亲跟母亲说这样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儿，你离婚走吧，不要傻等了。母亲不同意，最后折中的办法是母亲回老家养身体。

母亲以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心情第二次踏上宜斯坎村的土地，却不知道这以后就是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到了公婆家，还要瞒着父亲蹲牛棚的事儿，就说自己水土不服才回来的，由于语言不通，一直到一年后父亲被放回来，母亲都过着哑巴一样的生活。

父亲是在一个老朋友的帮助下，核查没什么大问题，才从牛棚里放出来的，继续回原职工作。这时已经看透人间冷暖的父亲，执意要回老家，他觉得上班的环境非常不好，人人都勾心斗角，不如当一个农民惬意。这种观念一直伴随父亲一生，在那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的时候，单位4年没放户口，一封封电报催他回去上班，他都置之不理，宁可当“盲流”在家要饭，也不回单位。多年后，父亲的老师、达斡尔民族教育的功臣阿尔腾达赖老先生，曾多次邀请父亲到他们的母校——布西中学改建的尼尔基一中任物理教师，父亲都决然拒绝。甚至到落实平反政策的时候，当年的同事也都纷纷找他让落实政策，安置子女工作，父亲也都置之不理。

05

祖父一家开始是三个儿子、儿媳妇一起过，大伯家两个孩子，母亲和婶子都怀孕了，祖父祖母做主张罗分家、单立门户，帮着盖了两间草房，我们兄弟姐妹4人都是出生在这房子里。

父亲因为户口在单位挂着，生产队是不给分口粮的，每年都要出去放排谋生，有时候能带回钱，有时候遇到风浪会血本无归。可想而知母亲自己在家带孩子日子过得如何的艰辛。1976年，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就是一个人在家生的我，自己剪断脐带。这一年，一场空前的麻疹病席卷了这个小山村，村里的50多个小孩无一幸免，7岁的姐姐、5岁的大哥、3岁的二哥都出麻疹，甚至发烧几个月都不会走路，医疗队的大夫认为能活下来的都是奇迹。父亲为了给孩子买药，大冬天的天不亮就骑自行车去嫩江县城，晚上贪黑回来，往返70公里，到家后棉袄被汗水湿透都能拧出水来。

父亲和母亲对我们是相当的宠溺，从我童年记忆中的美味就能看出来。父亲是上山能狩猎，下江能打渔。别人打到的鱼都挑好的卖，能卖高价，父亲永远是先挑好的藏在鱼盾子里，说这是拿回家给孩子吃的，剩下的才是卖的。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做着各种好吃的，家里穷没有油，就用干锅小火煎小川丁子鱼，煎出来酥酥的当零食；奶皮子、奶油、奶豆腐都没断过，尤其是奶豆腐很难做，一大锅的酸奶熬啊熬，最后用屉布挤压多次过滤才能做成。最好吃的是糖稀，沾着馒头吃得那个美啊，现在我都不想吃红糖，就是小时候吃糖稀吃多了。

春天的时候，母亲会领着我们去采野菜柳蒿芽、山芹菜、明叶菜、野葱、野韭菜，还有山杏；夏天采蘑菇、稠李子、灯笼果；秋天采榛子，山丁子是用来做饼的山里红、野山楂冻在大缸里密封好，留着冬天吃。每天放学后，扔下书包不是写作业，而是去喂鸭子鹅，为的就是能吃到咸鸭蛋咸鹅蛋。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的日子也开始过的好了，可是这里依然很闭塞。因为父亲是村里文化最高的人，一直当着村会计，1982年，父亲领着村里人开始盖学校，这是村里的第一个砖瓦结构的房子。接着就解决没有电的问题，先是买了发电机村里自己发电，限时送电。直到1991年，父亲多方奔走，通过上级政策扶持，村里才正式通上了电，看上了有线电视。

多年的努力也为父亲赢得了村民的尊重，一到过年的时候，初一早上村里的人会成群结队地去给长辈磕头拜年，每年父亲都会拿出最好的衣服换上，好烟好酒地招待大家。直到父亲弥留之际，母亲还在感慨，父亲的一生30岁才成家到今天儿孙满堂，经历坎坷，虽没在事业上做出一番成绩，但心底坦荡，做人无憾！

我的父亲与母亲一世情缘，携手走过了46年的婚姻生活，那一代人似乎无关于爱情有多深，但是他们的坚贞，可以一起经历寒潮风雷霹雳，也可以共享雾霭流岚虹霓。如今，我始终相信父亲母亲在天堂的某个地方，依然幸福地生活着！至此，也把对父亲和母亲的深深思恋永远镌刻在心头！

出品

文 | 杜明燕

执行 | 吴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