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1883-1951）

晚清皇族，大都庸碌，其中典型，当推宣统皇帝的生父、曾任监国摄政王的爱新觉罗·载沣。以他的性情和才具，即便作为老百姓，都将是凡夫俗子，何况让他执掌国柄，加之置身于王朝的末世，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结局之惨淡，可想而知。他的胞弟载涛曾直言：“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不为亲、尊者讳，堪称不易之论。

载沣到底庸碌到什么地步呢？金梁《光宣小记》云：“（载沣）王颇自励，思图治，章奏皆亲批阅，仿雍正朱批，示精核，而苦不得要领，往往词不达意；又为诸贵要牵掣，遇事不复能行其意，众皆失望。有入觐者，常坐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余尝遇事进言，王颔首者再，似颇许可，旋复茫然如无闻焉。”“不得要领”“词不达意”“嗫嚅不能立断”云云，足见一斑。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了两个载沣的故事，讽喻更为生动。湖广总督瑞澂入见，本欲报告地方之事，不料载沣只说些家常话，后来嫌瑞澂聒噪，问道：“汝痰病尚未愈乎？”此言一出，相当于端茶送客。驻日公使汪大燮屡次上疏密陈日本阴谋，皆无反应，于是紧急回国，当面启禀，不乏危言，载沣默然无语，一直在看时间，终于捱到十点钟，告诉汪大燮：“已十钟矣。”令其退散。

不过，这个柔糯寡断之人，还是说过一句狠话，做过一件狠事，十分出人意表，足以载入史册。所谓狠事，即以足疾为由，把袁世凯驱逐下野，据说他曾起杀心，为张之洞劝阻而未果；所谓狠话，便是对张之洞说“怕什么，有兵在”。

此言之所以风行天下，应该归功于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瀛台落日》，这是慈禧全传的最后一部。高阳写晚清史，不论小说还是随笔，皆可作信史来读。然而，小说家言终归是一种演义，而且高阳说史，连载于媒体，为稻粱谋，不免要迎合读者的口味，将一些历史细节世俗化、八卦化。譬如这一节。话说宣统元年（1909年），直隶士绅认为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海寰非去不可，庆亲王奕劻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张之洞闻听此事，带病入宫，求见摄政王载沣，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像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这段对话并非高阳凭空臆造，而有其详实出处。张之洞年谱，民国共计两本，我无缘拜读更著名的许同莘版，且以后出的胡钧版为据：吕海寰革职一节，恰如高阳所述；但是，高阳说庆亲王推荐徐世昌接任此职，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却道载涛、载洵二位贝勒推荐唐绍仪。考二人生平，徐世昌兼办过京浦铁路，唐绍仪曾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应以前者为是。年谱出错了。

接下来，年谱记载了载沣与张之洞的对话：

监国以问公，公曰：不可，舆情不属。

曰：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

曰：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

曰：有兵在。

公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此后张之洞吐血的情节，年谱并未提及。按年谱，张之洞的病在右肋和肝，经此一激，其病加剧，此后连续请假。再过三月，他的生命便宣告终结。

张之洞去世之后，马贞榆入京，曾参与公祭。稍后他在致曹元弼信中，谈及张之洞致病之由：

五月间，摄政王（载沣）出手谕，云命洵贝勒（载洵）为海军都统。公（张之洞）谓现是立宪时代，庶政宜公诸舆论，贝勒气质甚好，宜养成大器，今遽如此，恐舆论不答应。摄政王大怒曰：“有甚么论，我不有兵么。是那个不答应，只是你一个不答应。”公遂椎心曰：“我老矣，无用矣。”归相府，遂吐血数口而病。

载沣与张之洞相争的事由，不同于年谱所记，不过有“吐血数口”的细节，可为高阳小说之注脚。

话说回来，这一句“有兵在”，为什么令张之洞回肠百转，痛彻心扉，视之为“亡国之言”？

张之洞临终之际，自我论定：“吾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矣。”随后命家人把“政术”改为“治术”。连一个字眼都慎之又慎，唯恐引人非议，足见对舆论与历史的敬畏。由此正可解释，为什么他与载沣对话，如此看重舆情。他终究是一个讲究治术的士大夫，而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独裁者。他深知舆情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能载舟亦能覆舟，绝非枪杆子所能压制、抵消；更不必说，依赖枪杆子而治国，会把国家引入什么样的深渊。

自古以来，常见马上得天下，未闻马上治天下。秦始皇曾尝试马上治之，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结果秦朝二世而斩；元朝重蹈覆辙，当世第一的军力，却未挺过百年。所以说，稍知国史，都不会把治国的希望寄托于“有兵在”。换言之，当执政者不顾舆情，依仗“有兵在”，诉诸军政——如你所知，所有政治制度当中，军政永远是最坏的一种——那么距离亡国便不远了。

“有兵在”不仅显出了载沣的骄狂，还从侧面折射了他的颟顸。像他这般无用的纨绔子弟，可能并不清楚当时的军事力量之分布。八旗腐化成泥，绿营不堪大用，新建的禁卫军有如纸糊的灯笼，这些毋庸再议，单说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北洋六镇，载沣驱逐袁世凯，最大用意，即为攫取军权，殊不知除了第一镇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各镇，早已为其操纵于掌心，哪怕吴禄贞这样的雄才，担任第六镇统制，依然指挥不动，反遭暗杀。至于各地新军，则被革命党人大量渗透，其中保大清者有多少，反大清者有多少，两年之后，武昌城枪声一响，便见分晓，此时再回首，可见载沣那一句“有兵在”，何其无知，何其荒唐。

可悲的不是狂言“有兵在”的载沣，他和他的同党自绝于民，不亡何待；而是感慨“君民末世自乖离”（这是张之洞的绝笔诗，按黄秋岳解释，此句之所指，还是津浦铁路一事，看来张之洞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却甘作孤臣孽子的张之洞。他在病逝前夕，与载沣还有一段故事。年谱记曰：

王（载沣）至，谓公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太傅（陈宝琛）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惟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

2011年5月9日初稿

2019年3月20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