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杨玉龙，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
2025年1月18日，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助理侯赛姆·扎基率领代表团访问大马士革，会见叙利亚事实上的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以及叙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双方重点讨论了解除针对叙利亚的国际制裁问题，以及叙利亚在阿盟的成员国资格等议题。自巴沙尔原政权倒台以来，“沙姆解放武装”领导的叙利亚新政府与地区和国际各方行为体建立起较为活跃的双多边接触性外交联系，这表明与叙利亚问题相关的各方势力试图通过接触性外交与叙利亚新政权进行主动性沟通，叙利亚过渡政府也具有重建国际合法性的外交实施动力。
当前，叙利亚问题演进的近期重点转向解除国际制裁与加强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对于叙利亚新政府的国际合法性认可等议题，其中叙利亚问题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议题应当是国家重建工作。叙利亚国家重建进程将是“沙姆解放武装”领导的新政府与国际社会相关行为体之间双向互动的长期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军事、安全等一系列重要议题。但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于“沙姆解放武装”的执政思路与政治偏好仍存在忧虑，叙利亚国家重建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重构不会一帆风顺。
2024年12月以来，“沙姆解放武装”逐步掌控了叙利亚原复兴党政府控制区，取得了对叙利亚中西部大中城市和乡村地区的控制权。随后，“沙姆解放武装”迅速转入叙利亚国家过渡进程，宣布成立“叙利亚救国政府”。在此期间，“沙姆解放武装”主导下的叙利亚新政府主要工作是完成政权交接与政治稳定的初步构建，为召开叙利亚全国对话会议、转入实质意义的国家过渡进程奠定基础。
从“沙姆解放武装”接管大马士革以来的政治表现来看，其对叙利亚国家治理方式基本沿袭了“伊德利卜模式”，与其过去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的统治思路与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对外关系方面，“沙姆解放武装”采取了外交务实立场，以多元平衡外交积极与域内外各方势力进行接触，寻求国际合法性承认。“沙姆解放武装”对叙利亚的统治模式及其执政思路，应当积极回溯其在伊德利卜地区的地方治理模式，这对于我们分析未来叙利亚局势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叙利亚救国政府”建立后，这一具有临时政府的内阁班底基本沿袭了伊德利卜地方治理的既有成员群体的构成模式。
总体来看，“沙姆解放武装”对叙利亚国家体制的重构及其内政外交施政规划，不会偏离其意识形态和组织偏好，外界对于所谓“新叙利亚”的政治憧憬，大多源于艾哈迈德·沙拉的媒体外交攻势。对于“沙姆解放武装”近年来在应对外部环境适应性的变化，应当理解为从“全球跨国圣战”到“地方性圣战”的转型，从“宗教圣战”到“政治圣战”的策略性调整。例如，“沙姆解放武装”及其核心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积极调整了对外关系策略，积极适应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媒体时代，温和处理对外公共关系，这种媒体外交攻势是其刷新该政治集团国际形象的一种适应性策略。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政治圣战主义”的政治军事组织，即使积极调整其组织生存策略，对外采取温和化的媒体外交攻势，也不会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组织结构及其选择偏好产生实质性影响。
当前，“沙姆解放武装”统治集团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所谓的“新”叙利亚，但其执政道路及其国家重建工作面临多重挑战，其中政治重建、经济重建、军事重建、安全重建和社会重建相关整合工作将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新叙利亚建设的发展前景绝非易事。
第一，“沙姆解放武装”将以威权手段主导政治过渡进程，叙利亚政治重建实现包容性、代表性面临严峻挑战。“沙姆解放武装”从其组织体系结构来分析，是具有强烈威权主义色彩的政治军事系统，不具有对内对外的民主理念或制度化框架。因此，“沙姆解放武装”在依靠军事力量夺取了叙利亚大部分领土后，将会复制其在伊德利卜地方统治的经验与模式，我将其称之为“伊德利卜模式”。换言之，“沙姆解放武装”构建了一个直接受其控制的政治分支“叙利亚救国政府”来实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等技术性工作。在未来的叙利亚政治过渡期间，“沙姆解放武装”将完全掌控所谓“新叙利亚”的政权，无论该组织是否会宣布其自行解散，这批来自伊德利卜地区的政治军事集团将牢牢把控叙利亚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情报、安全等核心权力部门。“沙姆解放武装”出于形式主义民主需要，也许会给其他叙利亚政治党派、民间组织一定的非核心权力，但这些政党、组织或个人，将处于边缘化的政治地位。一言以蔽之，所谓的叙利亚国家政治过渡进程，将是“沙姆解放武装”重构叙利亚政治体系，加强中央集权主义的过程。同时，艾哈迈德·沙拉也将致力于加强个人统治地位，复制其在伊德利卜地区采取的个人统治策略，这种执政方式与理念具有强烈的威权主义色彩，也是一种由军事力量驾驭行政系统的军政关系模式，在伊德利卜地区执政过程中，沙拉正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地位与统治手段，不断强化其在“沙姆解放武装”组织内部的政治地位，瓦解和消除对其产生威胁的政敌。
第二，叙利亚经济重建工作面临着外部制裁和国家治理能力与经验不足的多重限制。“沙姆解放武装”领导下的“叙利亚救国政府”短期内对于改善叙利亚面临的经济困境缺少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治理经验。虽然“沙姆解放武装”在伊德利卜地区具有一定的地方治理经验，但对于如何管理这样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国家，该组织还缺乏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和手段。特别是叙利亚经济、民生、基础设施经过十几年内战破坏后，实际上已陷入外部制裁和内部失效的死循环。在俄罗斯和伊朗的外部援助输血断绝后，叙利亚当前面临着紧迫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两大现实挑战，过去十多年来，叙利亚经济民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能力，在面临严厉制裁和国际孤立条件下，主要依靠俄罗斯提供的粮食援助和伊朗能源援助勉强支撑。因此，“沙姆解放武装”执政后实际上接收的是一个残破不堪的经济民生现状，在失去俄罗斯和伊朗的外援后，美国和欧盟的主要制裁措施在短期内又没有解除，“叙利亚救国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现实选择是依靠土耳其、卡塔尔以及其他外部力量的援助，在短期内确保叙利亚粮食、能源、医疗等生存条件的勉强维持。现在来看，叙利亚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重建还非常遥远，维系这个千万人口的失败国家的经济生存是叙利亚新政府的最紧迫事项。近期以来，美国和欧盟先后宣布放宽部分制裁措施，对叙利亚给予一定程度的人道主义援助及其相关的制裁豁免，这些举措有助于缓解叙利亚国内存在的人道主义危机，但无助于解决叙利亚面临的系统性、结构性经济危机。因此，叙利亚经济重建未来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内外挑战，数千亿美元的重建资金短缺，外部制裁短期内难以消除，新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与经验有限，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与技术型劳动力严重短缺等，这些限制性因素将共同制约叙利亚经济重建的速度与规模。
第三，叙利亚新政府在短期内实现军队统一化、军事一体化的整合策略难以奏效，各方独立性武装力量仍将紧握其“枪杆子”。近期“沙姆解放武装”试图采取军事统一化、军队国家化的手段加强中央集权主义，解决叙利亚“军阀割据”的国内格局问题，但在短期内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整合。其一，“沙姆解放武装”以军队国家化作为政治口号，试图收兵权的政治动机，难以得到“叙利亚国民军”“叙利亚民主力量”以及其他地方武装派系如“南方作战室”“自由叙利亚军”等军事派系力量的认可。军队国家化和军事统一化将意味着这些军事派系将自行解散，也将宣告这些地方性武装力量失去与“沙姆解放武装”政治博弈与利益分配的后盾。因此，短期内所谓的军队国家化进程，不会得到这些相关独立性的武装派系的认可与支持，即使是口头上支持加入新叙利亚国家军队，也会在行动上拖延和拒绝。其二，“沙姆解放武装”采取的军事统一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政治措施，意在加强中央集权主义，整合其内外部面临的军事派系林立的现实局面。“沙姆解放武装”在发动“威慑侵略行动”期间，还动员了伊德利卜地区其他的军事派系，其中诸如“沙姆自由人运动”“全国解放运动”“荣耀军”“努尔丁·赞吉运动”等武装派系，并不直接受“沙姆解放武装”管理，各方势力实际上是在所谓的“军事行动管理局”统一指挥下协同军事行动，其共性目标是推翻巴沙尔原政权。在此次“沙姆解放武装”宣布实施军事统一化和军队国家化后，这些原先盘踞在伊德利卜地区的各派武装力量，即使同意被纳入军事统一进程，但大概率仍将保留其武装派系独立行动能力。其中“沙姆自由人运动”等实力较强的武装派系，过去曾与“沙姆解放武装”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关系和政治冲突历史，这些武装派系是否真的能被新的军事统一化进程有效管理，具有许多难以判断的不确定性。
第四，叙利亚新政府在推行社会重建方面面临着不同宗教、教派以及民族之间重建信任关系、和谐关系的挑战。现代叙利亚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以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要导向，这种阿拉伯化的民族政策曾经导致叙利亚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族际矛盾与冲突。在“沙姆解放武装”接管新政府后，叙利亚境内不同的宗教、教派或族群对于新政府的执政思路仍然心存疑虑，担心新政府具有的伊斯兰主义色彩与背景会危害到少数派宗教、教派或族群的合法权利。众所周知，叙利亚拥有多元化身份认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例如基督教东仪天主教等分支、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教派、德鲁兹教派、阿拉维教派等什叶派分支，以及包括库尔德人、土库曼人等不同族群身份背景的民族。在“沙姆解放武装”接管新政府后，不同宗教、教派或民族身份的叙利亚公民对于新政权过去在伊德利卜地区持有的非宽容统治方式较为担忧。近期以来，阿拉维派聚居区已发生多起暴力对抗新当局军事人员的伤亡事件，叙利亚南部德鲁兹教派聚居区“南方作战室”武装明确反对解散其武装力量或被叙利亚新政府国防部合并，叙库尔德武装仍然对新政府的执政方向持有强烈的安全焦虑，对军事合并计划口头敷衍，力图保持高度自治现状。如果“沙姆解放武装”在执政过程中推行非宽容统治政策，很有可能会激化叙利亚内部的教派矛盾、民族冲突，这些叙利亚社会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影响新政权统治基础与政治稳定的潜在隐患，其中阿拉维问题、库尔德问题将是叙利亚新政府需要妥善应对的两大挑战。
第五，叙利亚安全重建面临着诸多潜在冲突风险，新的一年该国整体安全形势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2024年12月叙利亚变局发生后，叙安全形势整体处于稳定状态，但安全形势隐患较大。一是“叙利亚国民军”与“叙利亚民主力量”之间有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目前双方仍在围绕曼比季周边地区进行激烈争夺。同时，不能排除土耳其会采取直接军事干预措施，通过跨境军事行动在叙土边界东北部区域强行构建所谓的安全区与非军事化区域。二是“伊斯兰国”极端势力仍具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近期在叙利亚变局发生后，该极端势力活动较为活跃。三是以色列仍对叙利亚保持着进攻性军事威慑态势，以国防军进占戈兰高地叙方控制区以及赫尔蒙山战略要地。四是“沙姆解放武装”与叙利亚原政府军部分残余力量之间的潜在冲突，这些零星冲突可能会在霍姆斯、拉塔基亚等地区引发安全局势变动。
此外，在对外关系方面，“沙姆解放武装”领导下的新叙利亚政府，将积极实施多元平衡的外交路线，重点依托土耳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卡塔尔）的支持与援助，打开其地区外交和国际外交空间。同时，“沙姆解放武装”还将积极与美国、欧盟国家、俄罗斯保持接触性外交交往，实现政治外交利益的最大化，但美欧俄等各方力量也将谨慎观察“沙姆解放武装”的内政外交措施，以判断是否实施基于现实利益需要的相互利益置换。“沙姆解放武装”还将与以色列维持不战不和的冷和平状态，叙利亚新政权重点工作是稳固统治地位，以色列的目标是基于安全为导向的预防冲突式国家安全战略，以强大的军事威慑严密监视“沙姆解放武装”的军事、安全和外交动向。由于“沙姆解放武装”与伊朗的不睦历史以及意识形态冲突、大国地缘竞争等因素，预计双方在短期内不会建立起稳定的外交关系，伊朗事实上已经退出叙利亚问题大国竞争博弈的战场。2025年叙利亚外交形势将是难以明确判断的不确定性阶段，叙利亚对外关系、安全环境正处于调整周期与重塑时期，但其外交与安全走势主要取决于大国博弈竞争的结果，虽然“沙姆解放武装”是新叙利亚的形式主导者，但叙利亚问题走向仍由外部力量主导和决定，只是主导性角色转变为土耳其、以色列等地区性力量，以及美国、欧盟等域外大国。
总之，“沙姆解放武装”主导下的叙利亚国家重建进程，将是一场叙利亚国内层面的政治利益与分配的博弈，这场政治博弈不仅涉及“沙姆解放武装”内外部的各个同盟派系之间的利益再分配，还需要解决与“叙利亚国民军”“叙利亚民主力量”以及叙利亚南部独立的武装派系之间的政治和解问题，阿拉维派、库尔德人、德鲁兹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圣战”底色的叙利亚新政权，仍持有非常强烈的政治疑虑。从叙利亚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沙姆解放武装”在艾哈迈德·沙拉领导下，将会在中短期内逐步实施一定程度的温和伊斯兰化，兑现其意识形态承诺，迎合其内部强硬派、极端派的政治诉求，这将与外界期待的包容性、宽容性、多元性、民主化的“新叙利亚”可能会渐行渐远。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在巴沙尔原政权垮台后，都在期待一个有别于复兴党政权的“新叙利亚”，我们对于这个“新”，应当基于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解，抛弃掉理想主义政治美好的期许。近期，叙利亚国防部宣布授予一批外国武装头目高级军衔，这些曾参与叙利亚内战、与“沙姆解放武装”长期结盟的武装民兵组织大多来自中亚—高加索等地区，这种发展动向需要相关国家高度警惕新一轮国际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外溢的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