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为全面掌握边区煤炭资源状况，解决能源短缺问题，更好地开采、利用煤炭资源，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系列煤炭资源情况调查。 这些调查，为掌握煤炭资源的分布、开采、供需等状况提供了重要依据，并指明了边区煤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边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颁布促进煤业发展的系列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 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边区煤炭开采方面，而对煤炭调查工作少有涉及。 有鉴于此，笔者利用《边区矿产》等煤炭调查相关档案，结合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有关报道等文献材料，对抗战时期边区煤炭资源调查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一、调查缘起：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应对燃料危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发展工业特别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边区政府积极开发利用煤炭资源，不仅设立工矿科、工厂管理科等煤炭管理机构，负责边区煤炭资源的调查、开采等事务，还组织建立了地质矿冶学会，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领导下，专门开展地质科普活动，进行地质矿产调查。此外，边区政府还通过年度工作计划、指示、报告、命令等形式，推动煤炭产业发展，扩大生产，保障供给。早在 1937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就撰文指出：“在工业上注意发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保护手工业。”边区建设厅厅长刘景范在 1938年 11月 5日作的《一九三八年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中，要求整理煤业、盐业，修建各地必要的大车路，动员群众运用大车推广煤盐销路。1939年 11月 15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政府还在极力扩大采煤企业，使之能够供给更多人民的需要。”同日发布的《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中也指出，要“注意开凿煤矿及发展交通事业”。

如果说党和政府的重视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宏观层面的原因，那么现实的燃料短缺问题则是边区开展煤炭资源调查的直接原因。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为解决军队的燃料短缺问题，党中央决定“整理和开掘安定、永坪煤炭”，次年其所产的煤炭“不仅充分地供给了各工厂、机关，并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而且廉价”。1937年，党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后，军队及各类人员迅速增加。据统计，1937年边区有 9000余人的留守部队。1940年底，边区的部队达 31000人。据李维汉回忆，边区脱产人员的数量在 1937年仅 1.4万人，1938年 1.6万人，1939年 4.9万人，1940年 6.1万人，1941年 7.3万人。这样，生产、生活用煤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延安的煤井数量有限，难以供应军民所需，煤炭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据估计，当时延安市民每月需用煤 270万斤，各工厂每月需 75万斤，延安县、安塞、延长每月估计需用 50万斤，而延安每月煤产量仅有 261万斤。

除煤炭生产能力不足和人口激增外，由于燃料缺乏而滥伐森林引发的局部环境恶化、土地沙化等问题，也进一步要求边区迅速发展煤炭开采业。因为只有发展煤炭产业，彻底解决燃料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为了燃料而滥伐森林的问题。“要保护森林，必须要大力发展煤炭开采业”。在积极发展煤炭产业的同时，为了保护环境，边区政府也发布了一系列严禁砍伐森林的禁令。比如，1940年 4月 30日，边区政府发出《严禁部队滥伐树林事》的训令。1941年 4月 15日，边区政府、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发出《禁止拆毁庙宇和砍伐树木》的布告等。

由上可知，无论是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考量，还是出于解决燃料缺乏问题和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边区政府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都势在必行，而煤炭资源调查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二、调查内容：全面深入了解边区煤炭资源状况和产业发展情况

为充分了解边区煤炭资源的蕴藏、开采、利用状况，边区政府组织了多项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给出调查建议。边区煤炭资源的调查主要由建设厅工矿科指导，地质矿冶学会负责进行。根据文献记载，边区煤炭资源调查主要有三类：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

（一）边区煤炭资源状况全面调查

为了给边区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提供决策依据，边区建设厅及地质矿冶学会统一制表，通过深入现场调査、汇总统计报表等方式，对边区煤炭资源分布、开采等状况开展了全面调查。

1.煤炭资源分布调查。据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估计，陕西占全国煤炭储存量的 26%，而陕西煤炭绝大多数分布在陕北一带。陕北盆地侏罗纪地层中含有三层煤，由北向南分属绥德煤区、瓦窑堡煤区、延安煤区和关中煤区。关中煤区厚度高达 1-10米，号称陕西“黑腰带”。由绥德至延安、淳耀一带为边区煤炭主要产区。

1941年 11月，边区政府组织了由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干事、延安自然科学院地矿系教员武衡带队的地质考察团，考察子长、绥德小理河和米脂龙镇煤矿，历时一个多月，初步了解了边区的地质和矿产情况。此次调查成果为编制《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民国）经济建设计划大纲》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边区煤炭资源进一步精查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1942年 11月，考察团最终形成了《关中分区的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发表在 1942年 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

报告指出：“关中最古老煤层叫石英二叠纪煤层，以浅灰色草绿色的砂岩、页岩等为主。最上面是煤层，煤层下有一层油页岩，再上层有一层薄煤。这一煤系地层分布很广，东起同宜耀的衣食村，西到赤水马家山。从东边界的上石阶，西到姜家河大约三十里路的狭长地带，断续分布着煤井。此处煤有上下两层，上层厚一公尺，多暴露地面，或被剥蚀，俗称‘天层灰’。因为太薄，多弃而不用，下层煤厚，在衣食村一带厚约十公尺，有‘满山炭’之称，形容其厚及广。西展至峪原厚只有五公尺，且煤层陡立，故又名‘格子炭’。再西至照金，安子凹一带煤层更薄，倾斜度稍缓，只有六十度了。这层煤是烟煤，质量尚好，含炭百分之五十，挥发物百分之二十上下，是否可以炼焦尚不可知。关中分区煤的数量丰富，但因技术等限制，可开采的却很少。”调查团还选取了瓦窑堡、常知岭、小蹄子沟、史家沟、蟠龙镇和关中安之凹等 6处煤炭标本，对其中的“水分、挥发物、炭、灰粉、硫磺及热量”等指标进行化验分析。通过分析，调查团得出结论：边区的煤炭多为烟煤，煤质尚好。小蹄子沟煤质含炭量高达 60.68%，热量最高。关中安之凹煤质含炭量最低，为 52.06%，煤炭燃烧热量最少。此外，华池县东部也有煤苗，其他各地也在积极探查煤层，并设法开掘。边区煤炭主要用于工业领域，用于家庭日用的极少，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产量有限、售价较高所致。

2.煤炭开采现状调查。为了全面掌握边区煤炭生产状况，进一步加强和保障煤炭供给，边区政府多次组织调查人员对煤炭开采、生产情况的实际展开详情调查。其中，尤以 1942年上半年地质矿冶学会会员莫汉主持的煤炭资源调查最为详细。根据莫汉调查的结果，“截止到 1942年上半年，边区有煤井 52座。除了靖边多泥炭外，其余煤区的煤质总体尚好。延安有煤井 16口，煤炭工人多达 339人，日产煤炭 800000斤，有4处可炼焦，煤质较好。安定有煤井 16口，工人 204人，日产煤炭 870000斤。”调查认为，“煤炭为边区燃料的重要来源，对促进边区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调查建议，“为提高煤产量，一方面要逐渐改良工具，尽量利用机械；另一方面要加大建设煤井数量，增大煤炭开采量，以适应边区燃料需要及为将来重工业发展打下基础”。

从边区建设厅对 1942年延安、关中、安定及绥德、米脂 61口煤井年产量的统计来看，除了绥德、米脂年产量不详外，关中 15口煤井年产 2500万斤，位居三地之首，其次是安定 15口井年产 2400万斤，而延安与其他煤区相比，煤炭产量最低，年产 1600万斤，供需矛盾最为突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延安的煤炭资源本身不足，另一方面还因为延安的煤炭开采相对滞后，且经营方式较为单一。基于此种情况，调查团建议，边区政府应“将煤炭开采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鼓励多种经营形式，加大延安煤炭供给”。

1944年，为全面掌握边区煤炭生产的最新情况，为经济建设提供真实的煤炭发展数据，边区政府建设厅再次对 1943年关中、延安、子长、子洲及米脂产煤区的煤炭开采情况进行调查。此次调查主要围绕四大产煤区的煤层厚度、煤井数量、矿工人数及每日每月出炭数量等方面进行。

根据此次调查的结果，1943年边区关中、延安、子长、子洲和米脂煤区中共有煤井 100个，矿工 1891人，每月出炭 7600吨。五个煤区中子洲和米脂煤区规模最大，次之为延安煤区，第三是关中煤区，规模最小的是子长煤区。从各煤区生产效益看，4大煤区的月均单井产量分别为 110吨、80吨、33.33吨和 69.77吨，人均月产量分别为 7.33吨、5吨、1.74吨和 3.12吨。1943年，整体规模最大的子洲和米脂煤区与整体规模最小的子长煤区在煤井个数、矿工人数及月均产煤量方面分别相差 31个、731人及 2600吨。这次调查弄清了四个主要煤区生产状况，为边区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煤炭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了更为准确可靠的依据。

3.煤炭矿厂所有制调查。1939年，边区政府为制定煤炭发展的公营、私营及合作开发的方针政策，对区内煤炭矿厂所有制展开了专项调查。调查显示，边区公营煤矿中，“延安、淳耀县 1938-1939年开采煤矿三处，均用人工开掘，规模较小，每井有工人 30余名，每日产量最多不超过万斤，供给当地需要”。私营煤矿中，延安、安定、延川、延长等地共有煤矿 20余处，均系群众合股小规模的人力开采，日共产炭 30余万斤，可供该四县三分之二的群众燃煤。据此，1939年边区参议会所通过的 12项重要议案中，就包括“奖励人民投资开办煤炭等工业，政府有计划的充实扩大现有之煤炭等工厂”一项。在政策调整的有力带动下，边区煤炭公营、私营及合作经营等形式的煤炭矿厂迅速发展，煤炭产量不断增加。到 1941年，仅延安就有煤厂 15个，其中公营 10个，私营 5个。

总之，从 1939年和 1941年的调查数据来看，1937年后边区的煤炭矿井数量总体呈逐渐增加态势，煤炭生产形式公私兼有，私营规模大于公营。但受生产技术、资金等因素制约，边区煤炭开采量受限，虽为保障军需民用奠定了一定基础，却仍与需求量有很大缺口，煤炭开采任务依然艰巨。

1942年，毛泽东在为边区高干会议写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公私关系上，他要求要做到“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强调要“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边区积极发展经济，煤炭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 1942年 12月，边区共有煤井 85个，其中公营 17个，私营 68个。

根据《公私营工厂、手工业及煤矿统计资料》等相关文献的统计，边区的公营煤炭矿厂主要分布在延安周边，在保证军队、机关等单位的燃料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做到了各机关单位的自给。到 1942年，部分炭厂开始外销煤炭。到 1943年底，边区炭厂形成了公营企业、私营企业、合作企业三种形式并进，政府均予以扶助和支持的发展态势。

（二）延安煤炭资源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对于全面深入掌握调查对象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1941年，地质矿冶学会针对延安煤炭资源开展了抽样调査。调查内容主要围绕延安煤炭资源分布、煤厂、工人、产量等方面展开，并对煤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议，形成了《延安的煤业》调査报告。

1.延安煤炭资源状况。在地质上，延安位于侏罗纪煤系上，有 3层煤，由北面南，形成带形。煤层总厚度 1尺至 1.5尺左右，炭层向西北倾斜。蟠龙贺家沟煤层位于最上，白家牙煤层在中，左庄煤层最下，延伸至延长县。煤层距地面约在 8丈至 15丈左右，开采容易。抗战前，延安的煤井有 6个且产量不大。抗战开始后，随着人口急剧增多，燃料需求激增，延安煤炭产业逐渐发展。

2.延安煤炭生产情况。1938年，延安有白家牙、刘万家沟、朱家沟等 5个煤井，“但苦于缺乏机器，仍以人工开采”为主，所以煤炭产量不高。为解决巨大的需求缺口，唯有增加煤井建设力度，扩大煤井数量。根据 1941年的统计，延安共有煤井 15个，工人 374人，日产煤 112000斤，与实际需求量相差三分之一。1942年延安煤井增加为 16个，到1943年扩充至 25个，矿工人数约 400人，每月产煤 2000吨，在十里铺的罗家坪两处亦开辟新井。延安各机关“日用燃料及一部分工业燃料得以解决，但尚不能充分满足需求，煤炭生产仍需继续增产”。

3.延安煤炭产能不足原因。延安煤层与边区其他煤区相比，煤层太薄，产量较少，再加上延安人口多及工业需求量大，故延安煤炭供需矛盾更为明显。调查团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延安煤炭产量不足的原因。一是资金所费太巨，即使开一个井，不计设备费和工资伙食等费用，也至少需要 1万元以上。二是运输不便，30里以外就会因为运输条件限制而无法打开市场。三是工人流动性大，煤井工人多数不能稳定工作，导致产量浮动大。四是各矿没有统一的领导组织，管理较为混乱。五是矿场和工会对工人教育不够，个别工人甚至沾染鸦片等恶习。六是生产方法过于落后，设备质量较差，生产力极低。

（三）煤炭矿厂的典型调查

除了上述边区煤矿资源全面调查、延安煤炭资源抽样调查外，边区政府还对一些中管局所属煤炭矿厂、朱家沟煤矿及衣食村煤矿开展了典型调查。

1.中管局所属的煤炭矿厂调查。为总结煤炭开采经验，宣传边区煤矿事业取得的成绩，鼓舞士气，1943年，解放日报社以延安市内中管局所属的煤厂为对象开展调查。1944年 5月14日，这项调查的情况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调查显示，1943年，中管局所属杨山厂年产炭 287余万斤，朱家沟厂年产炭 240余万斤，白家牙第一厂年产炭 200余万斤，安家沟煤厂年产炭 120万斤；军工局所属的白家牙第五厂年产炭 50万斤；联司所属的利华二炭厂年产炭520余万斤。

调查认为，延安中管局等所属各煤厂，“现有产量尚不能充分供应需要，亟待继续增产”，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生产经营管理不善、技术缺乏、工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以致人力不足、劳动生产率低、增产扩销困难，供需矛盾突出，煤业生产效益不佳。对此，调查报告指出，应加强统一筹划与领导，开展技术交流，并提出建设厅应编一小型炭业刊物，介绍各工厂生产情况及经验，以相互交流经验，提高技术水平。

2.朱家沟煤矿调查。1944年 10月，地质矿冶学会就延安市附近朱家沟、安家沟、白家牙、蟠龙镇的煤矿生产情况进行调查，并重点对朱家沟煤矿自 1940年至 1944年 6月的煤炭生产情况进行典型调查，形成了《如何整顿朱家沟煤矿》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1940年前，朱家沟仅有 1口煤井。1940年底，中财处先后在朱家沟开掘煤井 2口，1941年留守处开掘 1口，1942年联勤、西北党校、边区抗联各开掘 1口，1943年保安处开掘 1口。截至 1944年 10月，朱家沟煤矿工人、干部共计 300余人，每井月产煤 20万斤。

调查报告还清晰地指出了朱家沟煤矿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煤井相对集中，最近的两口井相距仅 60丈左右，井下作业相互影响；二是生产目的不同，有的是完全供给，有的是机关生产，且各井所属部门经济力量不同，发展动力各有差异；三是开采技术各异，用风困难，照明受限，影响正常生产；四是管理混乱，工人流动大，工会工作难以开展，干部学习交流、组织生活、教育管理缺乏，不安心工作和各种腐化现象时有发生；五是各厂分立，满足于维持现状，无力独自在生产中继续开掘新井。

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调查报告提出了四项建议：一是加强政府管理，通过整合资源，实现统一领导、统一管理，优势互补、余缺调剂、消除矛盾、资源共享、节能降费，达到提高效能的目的，使煤业生产向更经济、更便利的方向发展。二是延伸产业，创立合作社，降低生产成本，帮助工人改善生活。三是统一煤价，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机制和统一供给机制，以票拉煤，杜绝各机关因竞购而产生的纠纷等现象。四是加强干部工人教育和管理，逐渐向企业化管理发展。

3.衣食村煤矿调查。关中衣食村作为私营及合作煤炭开采的集中地，煤炭资源最为富集。根据 1942年地质矿冶学会会员关仲仁针对衣食村主持开展的典型调查，1942年 11月，衣食村共有煤井 25个，正在投资开采的有 15个。开采方法是传统的手工业方式，工具简单笨重，既无抽水机，又无灭火器，全凭人工，出炭效率低下。在 25个矿井中，小井每天出炭 2至 5驮，大井出炭 10驮以上。衣食村煤炭分为大炭和小炭。大炭质量优良销路好，利厚，产销供不应求，曾远销到三原、西安；小炭利薄，且多积存于窑内，易发生火灾。因此，“如何推销小炭，也是煤业改进上的一件大事”。

衣食村煤矿的劳资关系是旧的雇佣制，挖炭工人大部分是因生活逼迫逃来边区的外地农民，还有少量的本地贫苦农民。雇主，也叫东家，联合出资，雇佣工人设矿采炭。雇主在“开采期间是雇佣工人，而开出炭和卖炭的时候，就不雇佣工人，而是和工人分份子，其份数多少，全按矿井上的组织及分工而定”。挖炭工人、绞炭工人地位低下，自然分的就少，而占据管理职位的底经和把头则所分较多。由于是份子制，工人们每天早上 9点钟下井，直到第二天早上 7点才出井，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在井下，每天只休息 3个钟头，工作 19个钟头。这种旧的劳资关系存在诸多弊端，比如，东家和管账先生进行勾结榨取工人剩余价值，高强度的劳作导致工人生存状况恶劣、生命和健康难有保障等，同时这种落后的雇佣关系也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煤炭开采的质量和效率。

三、调查成效：基于调查基础上的边区煤炭发展对策

根据这些较为全面详实的调查研究，陕甘宁边区实施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煤炭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以此提高边区煤炭产量，保障军民生产、生活需求。

（一）鼓励多种形式开采，加大投资力度

边区煤炭资源丰富，但开采量不足，尤其是民营开采力量薄弱。为此，必须鼓励多种经营，加大投资力度。1942年，莫汉在调查报告中建议：对于煤矿资源，政府或私人均可开采，并应享有平等政策环境；应奖励私人开采以吸收群众资本，在必要时可给予贷款或技术上的帮助；所有开采对象从作业开始，须向政府登记，行政上受政府的统一领导。在实践中，边区政府也为煤矿开采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比如不断增加投资，鼓励区内外地主商人、华侨来边区投资掘煤、炼铁工业，对于经营掘煤等实业者，如因意外遭受损失，在报告该县市政府后可呈请边区政府酌量予以帮助，等等。从总体上看，边区政府推动煤炭产业发展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加大公营煤炭矿厂建设力度。1940年，边区党委要求在“延安、安塞增开煤窑，以增加燃料，解决燃料供给”。1941年，边区政府在经济建设计划中明确指出，“政府投资五万元，扩大采煤业，增加煤炭生产”。边区财政厅在《1942年度边区财政经济计划大纲》中指出：为扩大煤厂生产，增加产量，“将关中煤厂由关中专署经济科直接管理并扩大之，作为政府财源之一”。截至 1942年 12月，边区公营煤厂有 12个，资金 1777070元，职工432人。1943年 3月 13日，边区政府第 42次政务例会，决定投资矿业 95万元。在 1943年边区制定的经济建设计划中，煤矿及其他工业是重点发展项目，其中有 65万元的投资用于“在绥德、富县、关中等地掘修煤井，在延安组织煤炭供销，在吴堡设煤栈”。通过实践，边区政府探索出了一条“坚持统一管理，公营、私营和合作经营相互促进”的煤炭发展道路，推动边区煤炭产业呈现出了公营矿厂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私营矿厂数量逐年增加，合作矿厂日益壮大的格局。

二是通过设立煤炭统购公司、给予贷款、增加投资等政策，鼓励、支持民营煤炭矿厂发展。1942年边区政府在衣食村设立煤炭公司，负责收购私营窑主的煤炭，煤炭公司专设一个管账员，帮助私营煤窑主节省开支。财经机关拿出 100多万元，在衣食村开设供销商店，廉价供给炭工一切生活用品，所卖商品比当地价格低 20%-30%，这样就解决了东家“将油、棉花等高价卖给工人”的弊端。此外，煤炭公司还“发放无息贷款，帮助炭工解决困难”。1944年 4月 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为达到经济上的完全自给自足而奋斗》。社论指出，近年来新开的煤井不少，要准备大量投资和奖励私人投资。1944年 5月 29日，中共西北局《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中，对公营工业和民营工业作出决定，“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合作和民营煤炭业”。民营煤炭矿厂在边区政府支持下，生产积极性大增，增产效果明显。据边区建设厅统计，1942年边区共有煤矿矿井 85个，其中私营的矿井 68个，占80%。到 1943年，煤矿矿井发展到 100个，职工达 1891人，每月生产煤炭 7600吨。

此外，边区政府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鼓励私营煤炭生产的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组织生产、合理调整劳资关系，改善煤业工人的生活待遇等。这些措施，使劳资双方共同获利，推动了边区煤炭生产的发展，有力保障了煤炭供给。

总的来看，边区煤炭矿厂中私营煤炭矿厂占了大多数，承担着边区工业燃料需求的大部分任务。公营煤炭矿厂虽在总体上数量较少，但却是边区政府、团体及军队等单位燃料供给的主体，承担着重要职能。经过不断努力，边区煤炭生产逐步实现了“公营、私营和合作企业，三种形式并进，政府均予以扶助和支持”的煤炭产业发展格局。

（二）加强统一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生产、销售

调查显示，公营煤炭矿厂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统一领导，“各矿没有总的领导组织。以致各自为政，相互配合帮助不够，甚至往往甲厂收留或引诱乙厂的矿工，减低乙厂的产量，使整个生产受到损害”。如朱家沟煤矿的 7口井分属于 5个行政单位，没有统一的行政领导和组织机构。1942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对公营经济生产管理提出明确要求：“必须有统一的计划，集中的管理，严格的节制，不能听恣他们各自为政，毫无约束地去干。”1943年，刘景范在边区各公营工厂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建设公营工业的思想上缺乏一致的明确的认识”，“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为此必须对症下药，“改造思想改造领导作风”，团结起来“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

为避免各煤厂之间不良竞争，边区政府逐步对公营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人员思想，统筹安排生产任务，克服官僚主义，改善工厂的管理。比较典型的一个做法就是政府设立煤炭供销栈，负责购销区内外煤炭，以统一煤炭价格，稳定煤炭市场。1943年，西北财经办事处要求在煤炭方面，“首先扩大延安的煤炭产量，试办公营供销栈。吴堡、佳县拟设煤栈，收买山西煤”。对私营煤炭厂，政府则设立煤炭收购公司，采取与私营窑主共同商定价格，由公司统一收买各炭窑的炭，实行现钱交易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和推动煤炭市场的良性发展。比如，针对因交通不便带来的私营矿主煤炭销路困难等问题，子长县政府计划“修一条大车道，并尽可能在杨家园子、折家坪设立煤栈，做为石炭的集散场所”。此外，子长县政府还出资新设两处瓷窑，并增加瓷窑的烧瓷次数，这样可以增加作为燃料的石炭的使用量，扩大当地石炭的销售量。这些措施，不仅使煤炭市场的秩序得到规范，保护了各方利益，而且解决了此前落后的生产关系带来的种种困难，充分调动了煤炭矿厂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产能，有效保障了边区煤炭的供给。

（三）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提高工人积极性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煤厂存在的“对于工人的教育不够”以及“缺乏主人翁的行为”等问题，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开展劳动模范运动、设立工会组织等措施，增强了煤矿工人主人翁意识，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抗战初期，边区政府即着手改变私营煤炭矿厂封建的劳资关系，到 1939年“煤矿工人工资比战前增加了 30%”。1940年，关中衣食村私营煤矿建立了工会组织，在照顾双方利益的条件下，对工人生活进行改进，如规定东家每日向工人公布账目一次，减少东家买炭的特权，增加伤亡工人的抚恤金，东家不得打骂工人，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延安各煤厂还成立了“延安东川煤业工会”，这个工会的首要任务便是建立统一的领导，改进各厂之间的关系。

为了促进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边区政府还通过开展劳动竞赛等，进一步发挥劳动模范的激励带动作用，推动生产发展。1941年，绥德公营工厂开展“五一”大竞赛，使公营煤矿产量提高 50%以上。1943年 3月，边区建设厅召开工厂厂长联席会议，决定在边区普遍开展“赵占魁运动”，加强工会工作。1943年7月，朱家沟煤矿召开全体职工保卫边区动员大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边区的行径。炭工劳动英雄华增柱说：“现在我们加紧生产，积极开展赵占魁运动，源源不断供给部队、机关、工厂的燃料，这就是我们对反动派进攻的最好回答。”事实证明，开展劳动竞赛、建立工会组织等措施，不仅维护了工人的合法利益，极大鼓舞了工人的生产热情，而且提高了煤炭工厂的管理水平和生产能力，有力推动了边区煤炭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抗战时期，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边区煤矿资源开发逐步发展起来。围绕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边区政府有组织地进行了多次调查活动。这些调查活动，不仅组织有力、内容详实、方法科学，迅速弄清了边区煤炭资源的实际情况，而且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性，善于发现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切实的政策建议，是党领导开展社会调查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边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了边区煤炭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保证了战时环境下边区军民生产、生活的燃料供给，也为边区冶炼、烧制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为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抗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者：王飞，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