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栋
引子：蝗群漫天，梦魇再来
黄云密布，遮天蔽日，所过之处，颗粒无收。
这就是蝗灾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也是最恐怖的印象。几千年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今，梦魇再来，蝗魔又至。
据媒体报道，近几个月来，非洲多国遭受蝗虫灾害侵袭，其中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等国家深受其害，损失堪称数十年来之最。与此同时，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也备受蝗灾困扰。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的报告，此次蝗灾席卷了从西非到东非、从西亚到南亚20多个国家，受灾面积达1600万平方公里。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南亚的蝗灾一时还难以对我国形成威胁，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鸟瞰：微虫见证，兴亡过眼
小小蝗虫，在人类历史上一次次大规模集群出现，风卷残云、毁粮无数，给各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而在中国，蝗灾在各朝史册上也俯仰皆是，影响并见证着一个个王朝的兴亡更替。
这其中，笔者认为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唐朝。
与其它各代王朝类似，唐朝自然灾害发生次数最多的仍然是水旱灾害，但往往水旱之后，就是蝗灾。在对比这三者给民众造成的灾难时，《农政全书》这样记载：“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可见蝗灾为害之烈。据统计，有唐一代289年中，发生蝗灾的年份就有42个，大约7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蝗灾。然而面对蝗灾，不同皇帝在位时期，态度也不尽相同。所反映出的治国理念以及统治逻辑，也有着天壤之别。笔者翻检史料，试论一二。
唐太宗吞蝗救民的故事，各家史书均有记载，情节也都大同小异。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就在唐太宗历尽艰险，终于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旧唐书·五行志》）长安周边，关中沃野，蝗灾大起。甚至皇宫内苑也受到了蝗害侵袭。太宗前往视察，随手便抓起几只。他先是咒骂蝗虫毁坏庄稼就是伤害百姓，然后又郑重发愿：“若百姓有过，那么罪责在我一人，你们如果真能通灵，就吃我一个人，不要伤害我的百姓吧！”说着不顾诸臣劝阻，把蝗虫一股脑放在嘴里吞下去。
唐太宗
说来也怪，这年蝗灾随后就稀里糊涂的消失了。
然而蝗灾并没有偃旗息鼓，从太宗到高宗，经过武则天直到玄宗朝，大规模蝗灾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王朝君臣也不敢寄望于蝗虫真的能“通灵”，只能调动国家机器，全力扑灭蝗害。而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玄宗初年名臣姚崇的灭蝗事迹。
姚崇原名姚元崇，陕州硖石人。由于精明干练、下笔成章，年轻时便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没多久就被任命为“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进入朝廷决策层。武则天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剪除异己，巩固权力后，姚崇又帮助她运用怀柔手段稳定了统治，为武周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向李唐王朝的平稳过渡创造了条件。
唐玄宗即位后，意欲重振李唐江山，因此对这位自己祖母倚重过的大臣也是颇为瞩意。在答应了姚崇“政先仁恕”“不倖边功”等十条建议之后（《新唐书·姚崇传》），唐玄宗任命姚崇担任宰相，总揽国家军政事务。
姚崇
然而，就在唐玄宗和姚崇君臣际遇，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开元四年，“山东大蝗”，一场规模远超贞观初年的特大蝗灾肆虐大唐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民众惊骇之余，认为是天降灾祸，不仅不敢捕杀，反而纷纷为蝗神设祭跪拜，希望能让老天爷开恩。见此情景，姚崇上奏，强烈要求全力灭蝗。不仅有主张，姚崇还查阅古代典籍，给出了具体办法：夜间燃起篝火，在旁边挖掘大坑，蝗虫趋光而投火，可一边焚烧一边就地掩埋。唐玄宗当机立断，派出捕蝗使分赴各地，督导灭蝗。
然而，灭蝗并不容易。除了民众的愚昧，主要的障碍来自朝廷内部的思想纷争。从中央到地方，官员纷纷上书反对灭蝗，认为天灾非人力可制，“除天灾当以德”。这其中，以汴州刺史倪若水和黄门监卢怀慎为代表。在他们的鼓动下，唐玄宗也没了主意，向姚崇询问。面对重重阻力，姚崇痛斥反对者是“庸儒泥文不知变”，历数历朝治蝗成败教训，质问反对者“若（对蝗灾）纵之，谷且尽，如百姓何？”在姚崇的坚持下，灭蝗政策终于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仅倪若水治理的汴州一地就捕杀蝗虫十四万担，“蝗害讫息”。
蝗灾的剿除为唐玄宗的施政奠定了基础。此役之后，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名臣宰相，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后，面对战争摧残后千疮百孔的国家，诗人杜甫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盛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肪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怅惘之情溢于言表。
繁华谢幕、国事日非，而唐王朝与蝗灾纠缠的历史却并没有结束。
一百多年后的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大唐帝国已是江河日下，日薄西山。中央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地方藩镇割据，各霸一方，唐僖宗则成天热衷游猎，不理政事，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起义民众也渐成燎原之势。屋漏偏逢连阴雨，这年七月，一场蝗灾又一次降临在大唐的土地上。漫天飞舞的蝗群自东向西席卷而来，目标直指京城。史载“蔽日，所过赤地”（《资治通鉴·唐纪六八》）。
黄巢起义
当此危急关头，负责京畿治理重则的京兆尹杨知至却奏报称：“蝗虫飞入京畿，不吃庄稼，全部抱着荆棘饿死了。”如此弥天大谎，杨大人撒得面不改色心不跳。天子盛德，感天动地！以宰相为首的群臣也是竞相朝贺。唐僖宗被吹拍得晕晕乎乎，自然不愿意去鉴别真伪，转过身就去从事他最热衷的马球运动了。
自此灾荒四起，流民遍地。“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起义领袖黄巢几经转战，入河南，破潼关，最终把唐僖宗赶出了都城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也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
究底：历史宿命，深沉喟叹
从王朝初立，到盛世到来，再到帝国斜阳，蝗虫就这样和唐王朝如影随形，至死未休。其间多少曲折的历程、民众的悲号、生命的逝去，都融入进了史料中比比皆是的“大蝗”“人相食”等寥寥数语。然而探讨不同时期唐王朝统治者对蝗害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却有着颇多值得玩味之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之说便逐渐深入人心。唐代自然也普遍接受了这种说法，认为灾害的发生，乃是因为王道不行因而上天降下惩罚，即狄仁杰所说“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旧唐书·狄仁杰传》）天降灾祸是为了警示人君，令其痛改前非。而皇帝又以上天代表来治理万民，自然德配天地，统御四方，人们也会将灾害、灾异与帝王失德联系起来。如果执迷不悟，帝王也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因此发生灾难，皇帝往往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名义下诏罪己。这也成为传统封建时代能够制约君王，不使其肆意妄为的屈指可数的方式之一。
天人感应
在唐王朝建立前后，唐太宗李世民虽然立下了不世之功，但发动玄武门之变，击杀兄弟李建成、李元吉在前，逼迫父亲李渊退位，谋朝篡权在后，在道德与合法性上自然有着无法洗净的污点。因此，李世民尤其需要将自己包装成为一名纯洁无比的贤君圣主。无论是修改高祖、太宗实录，歪曲历史，拔高自己在唐王朝创建过程中的地位，还是刻意突出魏征直言敢谏的形象，立起千古圣君诤臣的人设，无不为此服务。
在蝗灾到来、天象示警的情况下，唐太宗即惧怕上天对自己杀亲夺位的惩罚，又要在臣民面前竖起自己仁君的形象，因而上演了一出吞蝗救民的“政治秀”，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抛开表演和做作的成分，这的确也体现了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所体现的民本思想，也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适时结束的蝗灾也不经意间成了李世民表演的最佳注脚。
纵观唐太宗在位二十余年，除了晚年征高丽挫折连连，颇受非议外，在道德和勤政上并没有大的过失。凭着早年间建立的盖世功勋，以及刻意营造的道德光环，还有太宗麾下经过血与火锤炼出来的文武集团，唐太宗君臣才共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景，为大唐近三百年江山奠定了坚实根基。
经过高宗直到武则天时代，随着隋唐两代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等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唐王朝（包括短暂的武周王朝）的运转逐渐步入正轨。武则天统治后期，由拥护李唐的势力发动“神龙政变”，武周王朝的权柄再次回到李唐手中。武则天为巩固女主当政而采取的包括酷吏政治、大兴冤狱等过激手段也被彻底废除，唐王朝的政权合法性得到了空前成都的巩固。尤其是唐王朝恢复后，李隆基又以雷霆手段接连除掉了意图效法武则天篡位称帝的韦皇后，以及武则天之女，朝中实力派太平公主，扫荡了韦氏、武氏集团，为重掌朝政大权扫清了道路，自然对道德光环的渴求远没有太宗皇帝那样强烈。
开元盛世
也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对兄弟的关爱超过了以往太宗、高宗，还专门修建了“花萼相辉之楼”用来与兄弟时时相聚，畅叙亲情，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生过前代杀兄屠弟、手足相残的非常事件。而唐玄宗施政也多了几分从容，表演和作秀成分远小于太宗。凭着武周时期建立起的精干臣僚队伍，玄宗朝初期顶住了来自朝野上下“除天灾者当以德”的舆论压力，支持宰相姚崇以强力手段灭蝗并取得了成功。
除了灭蝗，玄宗不惧天命还有诸多体现。开元初年，关中灾荒连年，玄宗想东幸洛阳。正好此时长安太庙无故崩塌，朝臣纷纷谏言这是玄宗为父亲睿宗守孝三年未满便要东行，上天降下的灾祸。连堪称开元名臣的宋璟也出来反对，认为玄宗应该“修德以达至谴”。玄宗不甘心，又来问姚崇的意见。姚崇否定了天降示警的说法，解释说长安太庙从前秦符坚时就开始修建，到此时已经使用了两百余年，木制梁柱朽烂破败乃在情理之中，不必多虑。正是因为有了姚崇的谏言，玄宗最终坚定了东巡的决策。
然而到了晚唐，这种强烈的合法性底气和高效干练的臣僚队伍对唐朝君臣来说，却早已成为奢求。自安史之乱，河北河南，乃至两淮等重地皆已成为藩镇割据的国中之国，赋税自输、兵将自领、威福自行，在藩镇眼中，朝廷权威早已荡然无存；而中央政局也是一片糜烂，自宪宗开始，李德裕、牛僧孺为代表的两派朝臣就开始相互攻讦，党争不断，内耗严重。而皇帝为了巩固权力，在朝臣之外又崇信宦官，甚至将中央禁军的统辖权交给宦官，结果宦官权柄日重，逐渐将皇帝和朝臣玩弄于股掌。唐穆宗以后，几乎每一任皇帝都是由统领神策军的宦官拥立，敬宗、文宗、武宗甚至都被宦官杀害，以皇帝为代表的唐王朝统治合法性自此沦入谷底。
甘露之变中被宦官挟持的唐文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晚唐帝王们对天人感应的合法性追求才格外强烈，哪怕这种合法性是虚假的也在所不惜。
唐僖宗的父亲唐懿宗在位时，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
唐懿宗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用人无方，但并不妨碍他崇信佛教，“数幸诸寺，施与无度”（《资治通鉴·唐纪六六》）。咸通十四年三月，唐懿宗执意在法门寺奉迎佛骨。并“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极尽奢华。佛骨到来之日，更是“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资治通鉴·唐纪六八》）规模之大，奢靡之甚，远超过皇家祭祀，甚至唐宪宗时期著名的奉迎佛骨也远远比不上。然而上帝让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就在唐懿宗亲自“降楼膜拜，流涕沾臆”以表虔诚时，他并不知道，此后不久，他就与世长辞，撒手人寰了。
无疑，唐懿宗正是想通过对佛教的崇信来换取佛祖和上天的垂怜，为行将就木的李唐王朝再注入一丝真气。然而事与愿违，王朝倾颓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唐僖宗即位后，在权宦田令孜把持下彻底成为傀儡，以至“连岁旱蝗，寇盗充斥，耕桑半废，租赋不足”，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中迎来了“不吃庄稼，饥饿而死”的蝗虫，迎来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大军，也迎来了唐王朝近三百年统治的末日。
晚唐迎佛骨
一只小小的蝗虫，就这样成为煌煌大唐的伴随者和见证者，它身上浓缩的，是一个老大帝国从奋起到沉沦的永恒宿命。往事越千年，只有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和科学调度下，全民族才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首创精神和凝聚力，将蝗灾这一千年梦魇彻底消灭，无疑是民族之幸，也是历史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