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忆元勋，尊前谈笑人依旧。他的一生，毁誉由人，大起大落，似乎受到命运的捉弄。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他认为，自己本是一个文人，当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历史的误会”，他就是瞿秋白。

瞿秋白：当上领袖是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出生于江苏省常州一个世代读书、世代做官的大家庭。他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和母亲相近。特别是在文学爱好方面，他从小受到母亲深刻的影响。

瞿秋白天资聪颖，爱学习，善思考。有一次，母亲讲给他讲《木兰从军》的故事，瞿秋白问道：“木兰是个女子，怎么会装扮成男子，在军中十多年人家认她不出来？我不相信。”然而，瞿秋白这种“十足的少爷生活，在他5岁那年，便随着大清王朝的崩溃而结束。从此，瞿家大家族开始日落西山。

1915年夏，16岁的瞿秋白还是因家贫辍学。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想要报考北京大学，可是，大学的学膳费用高得惊人，这时，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修”，就这样，瞿秋白终于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学习机会。正是这个看起来无可选择的选择，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让瞿秋白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大变革。在这期间，瞿秋白开始努力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这也使他对苏联心生向往。1920年秋，瞿秋白见到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刊登要向苏联派遣新闻记者的启事。他既懂俄语，国文基础又好，于是他很顺利地受聘，当上了这两家报纸派驻苏联的记者，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驻外记者之一。

▲记者瞿秋白

由于路途漫漫，前景难料，亲友们纷纷反对瞿秋白远赴苏联工作。但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正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

“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

1920年10月16日，21岁的瞿秋白，怀着这种迫切的向往之情，踏上了前往苏俄的旅程。而在莫斯科的两年期间，他的人生却转向另一个轨道。

瞿秋白在俄期间，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叫“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译成汉语就是“战胜恐惧、克服困难”的意思。

对于瞿秋白来说，1921年在莫斯科的人生经历中，最让他难忘的是，这一年他两次目睹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风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开幕式，身为记者的瞿秋白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休会期间，瞿秋白在走廊上遇见了列宁，列宁亲切地指给瞿秋白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也就是在这一年，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访问，瞿秋白担任翻译。应陈独秀的邀请，1922年12月，瞿秋白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1923年1月抵达北京。回国之后，瞿秋白接受陈独秀的委托，负责创办和主编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瞿秋白作为主编，亲自题写了刊名，设计了封面。封面的上方是刚劲而秀丽的刊名“新青年”三个字；封面的中心采用罗马尼亚画家安努莫斯的一幅宣传画的修改样，画面上是监牢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铁窗中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飘展的绸带。铁窗下写着一句话：“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

瞿秋白喜爱《国际歌》。当他在苏联第一次听到这支歌曲的时候，就被它深深地打动了。1923年，瞿秋白将俄文版《国际歌》翻译成中文，从此这支歌曲就在中国流传开来。

1930年8月，瞿秋白受共产国际委派，离开莫斯科回到上海，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路线。然而，不到半年时间，瞿秋白的政治生涯彻底转变。

一生充满悲剧色彩

瞿秋白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感受，他说：

“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50年还长。人的经历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他遭到王明等人的攻击，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退出中央政治局，只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此时的瞿秋白身心俱疲，他谢绝了共产国际给他安排的新的领导工作。一向醉心于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耕耘了。

从1931年1月到1934年1月，整整三年时间，瞿秋白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和文化运动，写下大量的文艺理论、杂文、创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在文艺批评中，反击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中这样评价过自己：

“从1925年到1931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

从这一刻起，瞿秋白恢复了“文人”的身份，进入了他的文学生涯的辉煌时期，并与鲁迅结下深厚的友谊。当年，鲁迅把瞿秋白当作难得的知己，曾经手写一副对联送给瞿秋白，对联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一篇绝笔诗，惹来身后无尽是非

1934年1月初，瞿秋白受中共中央委派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出任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之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但瞿秋白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撤销中央后方办事处，并将当时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结果途中被国民党军拘捕。此时的瞿秋白也许感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他开始了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过往。在六天的时间里，他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把自己内心世界和盘托出。

1935年6月2日，蒋介石见劝降不成，发了一道密令处决瞿秋白。6月18日，在前往刑场中，沿途他唱着《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此时的瞿秋白，年仅36岁。

一篇《多余的话》，招致了身后无穷尽的是非争议，这是瞿秋白始料未及的。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时，毛泽东为这本书题词，说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毛泽东说，瞿秋白“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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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前谈笑人依旧——瞿秋白影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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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春燕、栗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