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5日，粟裕指挥新四军发起车桥战役。战至3月6日晨，新四军大获全胜，歼灭日军465人，伪军483人，缴获92步兵炮1门及大批武器弹药。

战后的3月8日，粟裕和叶飞联名致电新四军军部并报中央军委，将战役发起的缘由、经过、战果及战后敌情，上报新四军军部和军委。《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祝贺，陈毅（时在延安）、刘少奇发来贺电，嘉奖参战部队。可是，粟裕却遭到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的来电批评，认为此战“似是不妥”，“对苏中敌‘淸乡’恐影响不大”，“我们不宜主动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甚至联系百团大战后党内军内的有关争论，“过去华北百团大战固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切实检查我是吃亏的。

3月11日，粟裕、叶飞、陈丕显联名致电饶漱石，再次重申车桥战役发起的理由，并针对敌人报复的估计，指出“在敌人兵力不够之现势下，不一定对我们再作大的进攻”（参见《粟裕文选》第1卷583-585页）。形势发展正如粟裕估计的那样，车桥战后，苏中地区的日伪军再也无力作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在涟水、宝应等地作短暂的“扫荡”。

3月13日，饶漱石复电称：“车桥战役既已打了，而且战斗打得很好。不过今后关于较大战斗部署，应先告军部，同时在策略上应注意到局部和全体，今天与明天各方的联系。因为对局部暂时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全部各方不良的影响和牵制。”

1978年4月，粟裕谈车桥战役时，针对关于百团大战的说法，指出：“打车桥同打百团大战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百团大战时是日军气焰正高涨的时候。而打车桥时，日军已经是锐气大减，穷途末路了。”他还说：“进行一个战役，首先要从战略上考虑，战役要同战略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车桥战役首先是从战略大局考虑的，不然就变成了近视眼”。

对于当时主持军部工作的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后来粟裕说：“他那时强调不过分刺激敌人，事实上在苏中不与敌人斗争就谈不到坚持、发展、准备力量”。“但那时他是华中局唯一的领导人，不好怎样明显地反对他。他是伪君子，那时中央信任他，我们只有服从。但军事上，认为他不懂，他是一个书生，稍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很紧张，就惊慌失措。我们的具体战斗行动就是对他的抵制。后来的南坎战役也正是如此。”

车桥战役对苏中军民的反“淸乡”斗争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此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敌人，也给苏中四分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乘胜发起攻势。4月28日，南通县8个乡的民兵和群众在新四军掩护下，焚烧了80多个日伪军瞭望台。5月19日，新四军特务4团，突破封锁线，进入如皋串场河以南“淸乡”区内，攻克童家甸据点。后来，在粟裕的坚持下，又发起南坎战役，不仅在耙齿凌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又在南坎打开了“淸乡”区封锁线一个缺口，主力进入“淸乡”区内作战，继而发动夏季、秋季攻势作战，使我军的反攻作战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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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