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江南文坛俊彦星罗，名家辈出。然而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一些杰出文学家都有着相当深厚的家族文学的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中，往往总有一些具有母舅身份者成为文化家族年轻一代的精神导师和文学引路人。正是他们自觉地利用具有原始社会孑遗色彩的"舅权"，以姊妹家庭重要责任者的面貌出现，将家学传承的任务担当起来，以坚定的文学介入的姿态为"舅甥关系"做出了最富有人文关怀的诠释。这样的"舅甥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文学性的关系，它不但对江南地区文学环境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家族作家的创作和地域文学的发展发生了一定作用。清代江南家族文学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地域文学研究，正可以沿着"舅权正义"的知识路径，发掘新的文学意蕴，拓展新的思维空间。
关键词：清代/江南/家族文学/舅权/舅甥关系
作者简介：罗时进，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1年5期
清代江南钟灵毓秀，文化家族蜂起云集。大量杰出的文学人才孕育成长于斯，开展创作活动于斯，并将文学作为家学世代传承于斯，成为创造地域文学繁荣局面的重要力量。在文化家族中，文人不是以个体存在，而是以集群存在；其组成形态，不是线性式，而是网络状。这个文学性家族网络，除了本宗血缘嫡系成员外，还有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外家"成员。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在较为通常的情况下，清代江南地区，在文学人才的培养和文学路向的引导上，外家中以"舅权"(Avunculate)的影响最为突出。在某种意义上，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中的"舅甥关系"往往表现为文学性的关系，而家族中"舅权"影响越大，文学支持力量则越强，文化家族的发展越显出蓬勃的气象。这是家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话题，值得关注和讨论。
"舅权"的演变与文学史之"渭阳"意象
在人类历史上，"舅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概念在研究原始社会和人类学的著作中多有出现，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博额思的《南非的母舅》、J.古迪《西非的母舅和外甥》等著作中都有相关论述。20世纪50年代初，潘光旦先生发表过《论中国父权社会对舅权的抑制》一文，提出了"母系社会的母舅，事实上就是舅权"的观点①，虽然未能得到普遍赞同，但它表明我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已经较早注意到"舅权"和"舅权制"现象。80年代以降，不少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法学研究者都开始重视"舅权"和"舅权制"的探讨，其重要的成果当推彭兆荣所著的《西南舅权论》②。
"舅权"，作为社会人类学的专门称谓，用于描述母亲的兄弟对他姊妹的孩子所拥有的权威。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舅权"现象"起始于原始时代的母系社会，是母权制的附属物或派生物"③。在漫长的母系社会中，特殊的婚姻形式使子女无法确认生身之父，子女从母而居，这自然造成了普遍的"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象。这时母亲是所有人际关系的中介，在实际生活中享有权威也承担责任。当对偶婚逐渐取代了族外群婚以后，"家庭"便呼之欲出了，但在相当长时间中，这种最早的"家庭"，仍然具有"母系家庭"的性质。民族学研究的成果表明，在"母系家庭"中，父亲的角色很不显著，倒是另一个男性--舅舅，"除担负着帮助自己的姊妹料理家务外，必须承担起关怀、教育、培养下一代外甥、外甥女的义务"④。因此舅甥(甥女)关系要比儿(女)与父亲的关系亲近得多。
然而，历史曾经无情地以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为代价而实现了向农业文明时代的飞跃。⑤在这个飞跃中，虽然原始家庭中"母、舅、父"的"三级格局"并未完全打破，但权利的序列发生了变化，父亲的地位显然提升到首要位置，这就促成了作为母权代表的舅权向父权的转移。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历史上这次家庭权利的转移发生之后，千百年来"舅权"在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各民族中，皆未退出那个"三极格局"。"舅权"，或者以制度的形式延续不断，或者以民间风俗的形式持久存在，它顽强地充当着姊妹家庭的代言人和保护者，社会也广泛承认并利用着这种权利，民间长期流传的"天上最大的是雷公，地上最大的是舅公"⑥、"无对日下，惟舅与甥"⑦等说法，以及江南地区"外甥不出舅家门"的俗谚，实际上都是为"舅权正义"张本。
正由于舅氏对姊妹家庭具有至为重要的影响，舅甥之间有着客观的生理和精神的相似，所以外甥辈对舅氏也格外依赖，感情弥笃。在我们这个具有诗性传统的古老国度，舅氏和舅甥关系自然成为一个特定话题出现在文人笔下。文学史上最早将舅氏赋予诗情色彩的是《诗经·国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此为秦穆公之子秦康公在渭水北岸，送别舅父公子重耳之作。《毛诗序》云："《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丽姬之难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先秦时代渭阳水边的这一曲颂舅之歌的深情拨动了历代文人的心弦，从此"渭阳"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情感的原型意象，化入历代文人的作品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到比《世说》编辑得要早的《笑林》(后汉邯郸淳著)，其中有曰"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⑧从这一俳谐之谈中，可见"渭阳"作为一个文学意象最迟自东汉已经进入文学之林。
唐代是"渭阳"作为舅甥关系意象的经典化时期，杜甫的送舅氏诗创作是一个重要标志。其《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云："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徐庶高交友，刘牢出外甥。泥涂岂珠玉，环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驱驰厌甲兵。气春江上别，泪血渭阳情。"从诗题便可知"渭阳情"的指代了。杜甫《奉送卿二翁统节度镇军还江陵》亦云："寒空巫峡曙，落日渭阳明。留滞嗟衰疾，何时见息兵。"据考卿二翁姓崔，是杜甫之舅。这里用"渭阳"同样表现的是战乱中的送舅惜别之情。晚唐许浑《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将归郊扉，言怀兼别示，走笔依韵》有云："渭阳连汉曲，京口接漳滨。通塞时应定，荣枯理会均。儒流当自勉，妻族更谁亲。"既云"渭阳连汉曲"，又云"妻族更谁亲"，则"梁秀才"当为许浑的舅氏辈或中表亲。郑谷《颜惠詹事即孤侄舅氏谪官黔巫舟中相遇怆然有寄》称："犹子在天末，念渠怀渭阳。巴山偶会遇，江浦共悲凉。"据诗题，此所谓"怀渭阳"，正乃舅甥之深情。宋代司马光将《诗经》之"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在《家范》中作为人伦典型表彰，影响尤巨。黄庭坚所谓"四海之内，朋友比肩；舅甥相知，卒无间然"⑨，是宋代士子普遍的情感。其时文人作品中的"渭阳"描写甚多，既有如刘宰《癸未寄王甥》"别时庭户正秋清，划见园林翠织成。吴下余思频刮目，渭阳子岂遂忘情"及沈辽《清泠台初夏寄上舅氏》"欲向人间访消息，渭阳应有远游吟"那样的明用，也有而如"甥舅相望共一溪"(葛立方《减字木兰花》)之类对"渭阳"之典的化用。经过杜甫等唐代诗人进一步模塑的"渭阳"意象，在赵宋一代已成为文人笔下既具德性，又富诗情的艺术表现。
明清两代"渭阳"之情在笔记、小说、戏曲中得到充分表现，散文中则以夏完淳《狱中上母书》最为著名。其云："武功甥将来大器，家事尽以委之。寒食盂兰，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不至作若敖之鬼，则吾愿毕矣！新妇结褵二年，贤孝素著。武功甥好为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阳情也。"武功甥，乃完淳姐夫侯洵之子，名檠，武功为其字，小完淳六岁，少负文才，里人视为神童。完淳狱中念母，连及其姊其甥，其渭阳之情真感天动地！而在明清诗歌中，舅甥关系是一种既特殊又普遍的表现。送别伤离一类的题材中表现最多，如解缙《赴广西别甥彭云路》："多情为我谢彭郎，采石江深似渭阳。相聚六年如梦过，不知时夜一更长。"林环《送郑舅力行之德清县令》："相看未一岁，两度送君行。况有渭阳念，那堪客里情。"又万历诗人车大任《题渭阳永思卷》云："宅相衔恩后，终天洒泪前。舅甥原一脉，襁褓更三年。落月惊新梦，悲风怅绝弦。渭阳千载意，流水共潺湲。""骨肉非言赠，乘黄且路车。受恩原不浅，报本竞何如。邑未辞周翼，人应愧魏舒。永怀因手泽，笥箧有残书。"⑩这里"舅甥原一脉"，"乘黄且路车"，不仅用《诗经·国风·渭阳》之事典，其舅甥深情亦远接"渭阳千载意"而发。据题意可知，这是一组悼舅之诗，故笔下含情，催人泪下。相比较而言，清初陈确《奉和季舅父寿母诗》写作环境迥异，故显得熙睦融和："渭阳春酒厚于饧，日午殷切劝数觥。乱世天留老姊弟，草堂云拥众孙甥。"而从这悲喜两极的对照中正可以看出，舅甥关系在家族关系中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渭阳之情"是亲属人伦情感中与母亲相提并论的一种特殊情感，在母系血缘支脉中是一股最强劲的脉动，至亲切而动人，最深挚而持久。在文学作品中，"渭阳"这种舅甥骨肉相亲的意象出现也相当频繁，"渭阳之教，宅相之言"(11)具有了情感符号的标志意义。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中"舅权"的文学介入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文明进步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文"逐渐"化"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自进入封建宗法制社会后，"舅权"这一原本主要以生产劳动和经济方式体现对姊妹家庭权威性的现象也越来越人文化，舅父虽然一如既往地对外甥的抚养成长、进入社会和婚聘嫁娶负有特殊责任，对外甥还拥有的特殊权威，这种权威在东汉以后出现的文化家族中，往往直接表现为文学权威。而在部分文化特别发达，文学氛围特别浓厚的地区，"舅甥关系"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文学意义的关系。这种演变在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中表现得特别典型。在这一文化空间，舅氏对姊妹家庭中子女"权力"的展开，往往正是一种文学方式的介入。
在江南社会，舅甥在家族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表现在诸种民俗事相方面(如婚嫁或祭礼中舅氏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表现在文学教育上。而这两者又常常难以区分，一些民间习惯的最终意义往往也正体现于文学教育，如男童入学私塾的时候，都是由舅父备好贽礼并领去拜师，这种习尚的崇文内涵是相当明显和突出的。再如就婚外家以舅氏为岳父的习俗，虽然主观上有家庭治生之道不足，而外家相对较为宽裕的原因，但由于清代江南地区，家族的文化与经济状况往往是同一的，因此客观来看，向往外家而进入经济的高地，实际上也进入了文化的高地和文学的殿堂。洪亮吉《外家纪闻》记载："余弱冠时与里中诸同人结会课于杨氏腾光馆，共四十余人，诸老宿俱在，而侍御舅氏评其文，以余为第一，因是始至舅氏宅起居，舅氏因渐教余作诗古文之法，并逢人说项焉。"(12)亮吉诸舅氏常在课读或家族宴集等场合指点亮吉，诸表兄之间亦时相切磋，云溪外家成为其文学成长的最初基地，而舅父蒋树诚后来便将女儿嫁与亮吉，自此催生出一个一门风雅的文学家族。
当然，如果说就婚外家带有某种特殊性，那么外甥从学于舅氏则是清代江南地区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文化、文学上教育培养外甥，是舅氏的权利，也是舅氏的重大责任，因此"舅与甥"实际上大多成为文学授受关系中的"师与生"，这样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如曹亮武，字渭公，阳羡人，陈维崧二姑夫曹茂勤嗣子。亮武立嗣后，从舅父陈贞慧习文。吴崇，字冲扶，康熙三十五年举人，少从舅氏、阳羡古文家储在陆而学。徐履忱，字孚若，乃顾炎武之外甥，昆山人。九岁能作诗歌、小赋，十二丧父，十五补诸生，寻依其舅顾炎武，避兵尚湖之滨。陆经远，字舒成，昆山人，年十一而孤，舅氏徐元文抚之。潘奕隽，长洲人，年二十始学为韵语，每有吟咏，其弟奕藻必和之，而兄弟二人同就正于舅氏汪爱庐，舅氏勤加指授。丁泰，字礼安，浙江平湖人，嘉庆二年进士。少失怙恃，一贫如洗，舅氏徐茂才教之学。龚自珍在金坛外家时尤喜好其舅段右白诗，有诗云："少年哀艳杂雄奇，暮气颓唐不自知。哭过支硎山下路，重抄《梅冶》一奁诗。"(13)诗下自注曰："舅氏段右白，葬支硎山，平生诗，晚年自涂乙尽，予尚抱其《梅冶轩集》一卷。"可见，龚自珍之学诗颇受到其舅氏的影响。
有清一代，常州为江南经学与文学重镇，而舅权对文学的介入风气尤盛，在地方文献中这类记载可谓盈卷溢帙。如陈枋，外家乃常州邹氏，著名词人邹祗谟为陈枋舅氏，故陈枋的文学渊源极为深厚，"次山为迦陵小阮，而于程村则无忌之酷似也"(14)。陆继辂《先太孺人年谱》曾记述乾隆五十四年就读舅家的情况："(太孺人)五十五岁。时生计日益困乏，不复能延师家塾。适从舅氏庄乐闲先生绳祖，延其族达甫先生宇逵课子荣诰及从孙轸，太孺人输钱四万，命不孝就读舅家。"赵怀玉的两位舅父均是吴中名文人，在《舅氏叶樗侬先生画册书后》中怀玉称其以文学知名而兼工山水。怀玉少时曾长时间读书生活于外家，其仲舅叶树蕃稍长于怀玉，舅甥朝夕相处，次韵联吟，丹青书卷，案几议论间，熏染是不言而喻的。杨芳灿舅氏为金匮顾斗光，顾氏乃著名文化家族，芳灿稍长，从舅氏顾君游，为诗时得佳句。后杨氏扬名诗坛，得到"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15)的评价与地位，与早年从学外家舅氏密切相关。恽敬"幼学于父，少长从舅氏郑环梦杨游，然持论好独出己见，长老皆惊异焉"(16)。董士锡的舅氏为张惠言，士锡十六岁即从张惠言游。惠言为《易》学名家，士锡承其指授，治经学，对虞翻《易》义尤为精通。其词亦受惠言影响甚大。
在清代江南，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女性教育颇受重视，而在文化家族中舅氏对外甥女亦视同外甥，同样承担着对其进行文化启蒙和文学培育的责任，舅氏教(甥)女一如教子(17)，成为社会的普遍认同，最突出的事例为常州南门张曜孙家族。曜孙为张琦之子，张惠言之侄，有四姊皆具才华，晓文艺而能诗词，后嫁于江南各邑，其中纨英嫁于太仓王氏家族。其丈夫王曦不幸中年丧逝，纨英便携四女采苹、采蘩、采芹、采蓝归依其弟曜孙，四女从舅学诗，曜孙力教四甥女，使之成为名噪一时的才女。四甥女中采苹最为杰出，雅擅艺能，卓然为同光女诗人中一大手笔。晚清徐自华、徐蕴华姊妹出生于语溪一个儒素之家，其舅马彝卿为江南名儒，乃徐氏之启蒙塾师。在《听竹楼诗稿自序》中徐自华曾这样回忆道："先祖庐州公性爱词章，命女孙辈读书，习吟咏。余年甫五龄，即从学舅父。性寡慧，日受书六七行，常恐诸兄姊先背诵，勤读不辍。晨兴间或少晏，色便不豫。"(18)与语溪徐氏姊妹同时代的文坛女豪吕碧城的文学养育亦得益于其舅氏。少年时代碧城的舅父严朗轩在塘沽办理盐政，寡居的碧城母严士瑜携碧城三姐妹就食于旌德外家，随后不惜母女分离，坚持将女儿送到舅氏处接受教育。碧城自十四岁至塘沽，二十多岁方独自走天下，舅父严朗轩及舅母吕汶教育陶淑其达七、八年之久，后吕碧城甫登文坛即以诗词文章赢得天下惊羡，自然是源于舅氏一家在文学上的精心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以制艺取士的文化环境中，舅氏为将姊妹家子弟引向科举道路并能获科名、振家声，其文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经义、古文和诗歌写作，但并不限于此。凡为"家学"者，皆尽力传授于外甥，哪怕是俗文学范围的戏曲文学，亦耳提面命，口授指划。如清初宜兴戏曲家万树，字红友，乃当地著名戏曲家、词人吴炳外甥，"少育于母家"。当时正值其舅氏吴炳辞官乡居，热衷戏曲并置办家班，"教诸童子于五桥石亭之间，拍新撰以娱老"，万树正是诸童子之一，"自学语时从先宜人归宁，即得饫闻，不觉成诵"(19)。万树日后成为词曲名家，显然得益于早年吴炳的直接指导，清梁廷柟称："红友为吴石渠之甥，论者谓其渊源有自。"(20)近代吴梅先生则非常明确指出"其词学得诸舅氏"，"拥双艳三种皆石渠之余绪也"。(21)另外吴江沈氏戏曲家族中，沈自晋的两个外甥顾来屏、梅正妍，沈自征的甥女叶小纨、叶小鸾都有较高的曲学造诣。武进钱维乔、吕星垣舅甥也皆是当时较有影响的曲家，而大曲家洪昇家族与钱塘著姓黄、钱等均成姻党，洪昇众多的表兄弟、表姐妹中同样不乏擅于曲者。这种现象与家族环境的熏染，尤其是传统的"舅权"逐渐转化为延续家学的责任有极大关系。
清代江南文坛俊彦星罗，名家辈出，然而只要稍作考察便可以发现，一些杰出文学家都有着相当深厚的家族文学的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中，往往总有一些具有母舅身份者成为文化家族年轻一代的精神导师和文学引路人。正是他们自觉地利用具有原始社会孑遗色彩的"舅权"，以姊妹家庭重要责任者的面貌出现，将家学传承的任务担当起来，以坚定的文学介入的姿态为"舅甥关系"做出了最富有人文关怀的诠释，使这一家族亲缘关系具有了浓厚的文学和诗性的意味。
"舅甥关系"对清代江南文学环境及其创作的影响
"舅权"是一种由历史文化的遗传而形成的社会约定俗成。然而正是因为它带有深远的历史基因，同时为士族阶层和民间普遍认可，故影响力极强。在清代江南世家中，这种权力覆盖和权威影响相当普遍和突出，除协调家族关系、维护家族和谐外，亦具有振发家声，使名族世家门风不坠的功利作用。而从文学角度来看，"舅权"意义下的"舅甥关系"一方面对江南地区文学环境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家族作家的创作和地域文学的发展发生了一定作用。
文学环境的核心是文学人才。在清代江南，文化家族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小社会，文学人才总是在这个社会中首先崭露头角，也是在这个社会中被发现，并得到培养而走向广阔的社会和文学天地。而在人才的发现和扶持方面，舅氏总是重要的责任者，尤其是姊妹家庭处于困厄之中时，外家，尤其是舅氏必伸援手于外甥。如常州管氏家族管景贤一支，其年少时门祚顿衰，景贤遂为外舅史贻简所收，舅氏对他非常疼爱，全力资助他读书以求功名，俸禄所入，悉资甥馆，其爱超逾诸子，后将女儿嫁于景贤。溧阳史氏，这个宣称"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四世翰苑蝉联，犹有舅甥翁婿；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八榜科名鼎盛，又逢己亥寅申"(22)，以四世翰苑、八榜科名著称的科举家族，数代与管氏联姻，对管氏家族存亡继绝的作用可谓深远。
清代文献中这类记载甚多，如洪亮吉终身对诸位外舅，尤其是"侍御舅氏"蒋和宁培育之恩感戴至深。《外家纪闻》云："亮吉少以孤童，育于外氏。执畚挈榼，偶影于僮奴；食淡衣粗，视同于佣保。先生识之于粪壤之内，拔之于群从之中。"称自己早年懵懂如"粪壤"，固是夸张之词，但此称舅氏奖拔之不遗余力，乃发自肺腑。吕振镳《湘皋公行述》记载："是年(按，即乾隆三十七年)，舅氏钱文敏公丁艰旋里，见府君(按，指吕星垣)诗文，叹为奇才，曰：'他日名重天下，科第不足言也。'时里中文人如洪稚存、赵味辛、杨西河、徐尚之、黄仲则、孙渊如诸先生暨府君为七人，称毗陵七子。"(23)正是舅氏钱维城，这位乾隆十年状元，一代名臣，发现了吕星垣之才，也扶持了毗陵七子。有清一代，常州文坛英才云涌，其后有多少富于声望和力量的舅氏辈鼎力支撑和推助，而整个江南文学人才之集聚，远胜其他文化区域，这与江南"舅权"的广泛覆盖、深度影响有极大关联。
文学人才网络是文学环境的重要构成。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往往有一个复杂交错、关系纷繁的姻娅脉络，由于坚持在文化层次相当的情况下建立家族婚姻关系，因此其姻娅脉络实际上成为在原有家族基础上扩张的文学网络。而由连环婚衍展的网络中，其中的"舅氏"身份往往也同样是连环式的。如苏州彭氏家族与当地大姓潘氏、宋氏、吴氏、庄氏等联姻最密，彭宁求为吴氏婿，彭翰孙又娶礼部左侍郎吴铨骏女吴清蕙。吴家是苏州望族，钱泳《履园丛话》云："苏城吴氏始祖茔，明时葬在胥门外桐泾，与七子山相对。有术者过其地曰：'此吉壤也，逢壬戌当发，惟先旺女家耳。'及嘉靖壬戌，申文定公时行中状元，申为吴婿。天启壬戌，陈文庄公仁锡中探花，陈为吴甥。康熙壬戌，彭太史宁求中探花，彭为吴婿。乾隆壬戌，陆明府桂森中进士，陆为吴甥。"(24)彭家与苏州贵潘家族的交谊和联姻也很典型，潘奕隽、潘世恩与彭启丰、彭绍升谊兼师友，有通家之好。后来，彭氏曾懋公女嫁到潘家，潘家也有两位女子嫁到彭家。在如此复杂交错的姻亲网络中，所谓"舅氏"自然也是连环交错的。当这一外亲网络成为文学创作互感互动的平台时，其间舅甥关系与中表关系的姻党频繁出现，交往格外密切。随手检录江南地方文献，多见此类记载：娄东毛序"年四十即绝意名场，以啸咏自适。时娄东吟社甚盛，诗筒往复，殆无虚日，尤与舅氏冰庵王公及从兄鹤汀唱和为多，彼此别有神契焉"(25)。显然舅甥关系已大幅度渗入到江南文学领域，舅甥交往之作层出不穷，"渭阳"描写在在可见，成为江南文化生态中极富亲情与神契的部分。
正是因为舅甥间具有深厚的亲情与高度的神契，故外甥对母舅的文学成就往往总是钦服而骄傲。试读叶燮《午梦堂诗钞述略》，其云："《鹂吹集》，我母封安人沈太君所著也。......我先安人同胞诸舅氏若君善讳自继、君庸讳自征、君晦讳自炳、君服讳自然、君牧讳自駉、留侯讳自南、君山讳自东，诸先生皆擅著作，文笔有盛名，传诵海内，先安人于诸舅氏伯仲间，亦犹大家之于班氏矣。"笔下透露出对其母舅家世与文学的无比自豪。同样，外家对外甥显示出的文学才华也总是片善不掩，取专用长，并以其成就为家族骄傲。如溧阳史氏，外甥中金坛于敏中、丹徒任兰枝、阳湖管幹珍先后入翰林，成为一代天骄，家族中以"四世翰苑蝉联"为评，永远镌为家族徽记。
当然，江南文化家族中也存在舅甥间并非"神契"的现象，较为典型的是昆山顾炎武与其甥徐乾学兄弟之关系。顾炎武生当鼎革易代之际，亡国之痛铭心镂骨，决死不仕新朝，风骨高尚，堪为一代楷模。而徐氏三兄弟在新朝先后以文才掇巍科，进入清廷，致身通显，使舅甥之间表现出鲜明而对立的思想意识，已绝无"神契"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舅权"的消解和"舅甥关系"的淡化。恰恰相反，即使在政治道路迥然对立的背景下，舅甥之间的血肉关系仍然是一个生动的存在。顾炎武每次赴京，虽或住寺院，最常住的还是外甥家。而且在外甥权势熏天之时，仍然坚持舅氏的责任，对外甥作道德严诫。他嘱咐徐元文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甥宜三复斯言，不贻讥于后世，则衰朽与有荣施矣。......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义，而其本在于养廉。"(26)康熙十八年，三外甥徐元文监修明史，延聘母舅遭亭林峻拒，但他还是邮以《与公肃甥》，为甥氏具体指点如何修史，其情一如早年指授诸甥文学创作。而在亭林因事面临极大困厄时，甥氏也亟施援手，助其解脱危境。可见思想意识与政治道路的对立，只是增加了舅甥关系和文化环境的复杂性，但一系血脉不会割裂，"舅权"总是以某种形式顽强地展开，并产生一定的文化影响。
舅甥关系对清代江南文学创作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文学作品中表现舅甥之情的"渭阳"题材的涌现。由于舅甥关系在文化家族中普遍存在，且感情深挚，舅甥之间的唱和也特别频繁，这种唱和常寓于地域性、家族性结社活动之中。家族舅甥文会以晚明公安"三袁"父叔与诸舅结社最为人道及，而江南此类结社极为多见，如湖州沈儆炌与里中联文社，"常偕嗣父与春野、春涛两母舅，合一时同志之友......结盟岘首，皆先行谊而后文章"(27)。除了诗酒文会的招集唱和外，舅甥酬唱更多是在平常交往中进行，如常州钱维乔《旅宿不寐忆同时故交得诗八首之庄似撰》云："与尔久沦落，浮名祗误人。艰难因负米，聚散总迷津。青琐轮时辈，缁衣赋我辰。新诗投玉佩，愁绝渭阳亲。"庄似撰乃维乔外甥，相互赠答诗歌颇多。京江张文鉴《子乾舅氏晚香亭看花有作敬步原韵即景书怀》也是相当典型的："曾叨教养列阶除，宅相难成愧魏舒。一寸草心春莫报，几茎花骨傲如初。"这类唱和之作洋溢着亲切的渭阳情和报春意，景与境谐，动人心脾。在《家集》、《传芳录》和作家别集中，此类题材收录数量相当可观。至于大量的舅甥间书札、序跋之情意深款，纪念性墓志、碑铭之哀感顽艳，舅甥故事敷衍为戏曲、小说情节之生动谐趣，其特定的题材和内容颇能歆动人心。
与"渭阳"题材的涌现相比，舅甥间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的影响更值得注意。潘光旦先生曾经指出："舅甥之间，神形两似，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事实。"(28)虽然这是从遗传学角度为"舅权正义"确立根据，但对理解江南文学之家族传承这一文化与精神领域的现象亦有启发。确实，舅甥之间在文学观念上具有鲜明的"遗传性"，这种遗传除可能存在的"生物链"因素外，还有"家学"的一脉相承。钱仪吉自述其学诗经历时亦云："舅氏余斋先生及朱梓庐先生皆尝教予诗，余斋先生曰：子诗自有家法，文端、宗伯学不尽也。"(29)吕天成在其《曲品》中引述舅祖、著名学者孙鑛评论传奇的十大标准："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30)显然也是对家学的裔传与弘扬。(31)
在此基础上考察舅甥间文学风格，其一定程度的相似似乎更具有必然性了。如洪亮吉与其舅蒋蘅。《玉尘集》记："舅氏蒋曙斋蘅，才高数奇。年五十始为副车，所为诗古文皆浩瀚有奇气。"(32)《北江诗话》记"舅氏蒋检讨蘅诗，如长孺戆直，至老益坚"(33)。世论亮吉其人其诗有孤傲气与奇拔气，此应直接源于其舅父。关于舅甥文学风格的相似性，晚清南社诗人姚光(石子)有《辛巳二月三十日随舅氏高吹万先生叩谒木道人于上海来苏社。乩坛备承指示，索及拙诗。谨诠次乩语，成七言一章以献》诗自述与其舅氏高吹万之诗风关系，是最富神奇感和真切感的说明。当日那位"谒木道人"乩示有云："今日道人来社，喜见高姚二君渭阳之情。""石子之诗别具风格，温柔中有峭拔气。语云'外甥不出舅家门'，然乎，岂其然乎？"对于这一以"乩示"名义所作的评论，姚石子作诗呼应："吾诗质实不妩媚，峭拔欲学而未能。师承舅氏何能似，鲜民徒深渭阳情。"语含谦逊，实际上对道人"乩示"深以为然。当然，客观地考察姚石子的创作，其诗歌风格倒确实可以成为"不出舅家门"的一个典型，这与石子长期受到舅氏的文学指授、陶淑有关。细勘石子《与高吹万舅氏书》、《登闲闲山庄十亩桥口占呈舅氏》、《吹舅招集闲闲山庄赏菊》、《和舅吹万浦中作次韵》等一系列作品，对高、姚舅甥之文学关系可以得到富有"现场感"的印证与理解。
在江南地区从清代以至现当代，"娘舅"(母舅)总是作为家族中最具有调解威望和能力的"公正"者面貌出场，这种公正性源于母系社会以来的"舅权正义"。虽然它首先是一个民俗事象，但当文学成为江南士族普遍精神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民俗事象实际上已经充分化入文学环境，"舅甥关系"也成为江南名族高门的一种具有丰富文学内涵的关系。它揭示出江南家族文学在父系血脉的作用外，还受到母系血脉的重要影响。当然毋庸讳言，它对家族文学的发展在产生积极的动力作用的同时也不免带来一定的局限，但无论如何，对这一现象的发现和揭示总令人饶有兴味。清代江南家族文学研究，正可以沿着"舅权正义"的知识路径，发掘新的文学意蕴。而"舅权正义"之出现并不止于清代，也不止于江南，是各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它对更广泛的家庭与地域文学研究，也能够拓展新的思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