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好饮者，酒是一种由精神而肉体的自由。酒到微醺时，乘物以游心游乎四海之外，如至无何有之乡。饮到酣畅处，听不闻雷霆之声，视不觉泰山之形。世事纷扰如江汉浮萍，利欲之心又似蜾蠃螟蛉。这是一种何其自由快乐的享受。然而有趣的是，这种自由却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禁制相关，饮酒的快乐与禁酒的严苛，在酒文化的历史上相映成趣，如同一对孪生子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文化现象。由西凤酒与凤凰网联合制作推出，是经典更是新声的《中华酒事局》最新一期上线，在本期节目中，主持人蔡紫，和文化学者钱文忠、戴建业就将和您聊一聊中国酒文化中的各朝酒政。

历朝历代的酒政变化

钱文忠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酒发明者的荣誉，当归属于一位名叫仪狄的人。 “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遗憾的是，这位发明家并未因为作酒而美而受到褒奖。因为大禹觉得如此甘美之物，“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乎不但发明家本人被“遂疏”，连发明物也被“绝旨”封杀。而在历史长河中，关于酒的相爱相杀，还只是开始。

三国曹操搞禁酒，大臣孔融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锺，无以成其圣”，不饮千钟酒，就不能成尧舜，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强烈反对。曹操的老对头刘备搞禁酒，民间只要家有酿酒工具，即可获罪。大臣简雍在路上看到男女一同行道，就向刘备谏言：“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刘备问何以知之，简雍回答说“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也。”这是以逻辑雄辩诙谐的反对禁酒。唐朝时高宗禁酒，但到了中唐时期，不仅禁制全开，甚至还创造性的发明了“榷麹”，这种用对酒曲产地征税的方式补充财政的奇思妙想。明朝时太祖朱元璋禁酒，“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严苛到了为禁酒而禁止全国种糯米的地步，但明朝却同时也是中国酒文化的一个全新高峰，不仅产生了封酒、药酒等诸多流传至今的酒文化风俗，也开创了许多酒令和品酒文化的创新。

历朝历代酒禁一轮又一轮，收获的却是饮酒爱好者们一波又一波的创新。

酒政催生的历史文化名酒

禁酒不仅没有断绝人们对酒的追求，反而催生了酿酒技术和饮酒文化的兴盛。在中国酒文化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陕酒，就和宋代酒禁有关。

北宋年间西夏叛乱，陕西凤翔是战争的前沿重镇。地方财政在战时经济的影响下，执行严苛的（酒）曲禁制度，并用官榷专卖主导酒业，严重的打击了凤翔当地的酿酒产业发展。北宋名臣苏轼到任凤翔签判以后，通过实地调研，写出了著名的《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向右相韩琦建议官榷与民。放弃包括酒业在内官榷专卖，鼓励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在以苏轼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倡导和保护下，陕西凤翔的酒业得到了大力发展，不仅重新恢复了自汉唐以来的酒业中心地位，酿酒技术更是不断进步冠绝全国。到了清代，清政府对川盐实施“计口授盐，签商认引”的盐制改革，陕西商人借助地利之便，大举进军四川盐务市场，出现了四川盐业“秦人十之七八”的盛况。通过川盐陕办，再加上川盐经赤水河向云贵地区转运的贸易线路，贵州仁怀，四川泸州、古蔺县、绵阳、成都。赤水河上下都遍布了陕西盐商的产业和足迹。而各地陕西籍商人对于家乡秦饮的需求，又反过来推动了以凤翔为代表的先进酿酒技术，向全国的扩散。

如今，这些曾经经历过秦饮酿造技术传播的地区，已经成为了今天中国白酒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酒产地带。

在西方，酒的诞生源自宙斯之子狄俄尼索斯将属于诸神的欢娱私授给了凡人，这是堪比普罗米修斯的壮举；在中国，酒是沟通天地鬼神，祖宗先圣的媒介，所以饮酒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一种具有神性的享受，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酒都是一种对凡人生活美妙的馈赠。诚然，禁酒包含着一种道德自肃的意味，但酒在中国人眼中却从未真正成为一种失德之物。甚至古代中国人会将酒当做另一种圣贤之道。文人们将清酒称为圣人，把浊酒呼为贤人，对酒是以圣贤视之。诗家说“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醉来赢得自由身。”把酒当做是灵感，是自由，是一种恣意奔放的生命形态，或者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对于酒，不仅从未被彻底否定，反而是被视作一种不因禁制和权宜而消减的浪漫与豪情。深入解读酒文化，了解更多中国酒文化典故，请您继续锁定凤凰网，持续关注西凤酒与凤凰网为您推出的《中华酒事局》，更多酒文化趣事还将在这里为您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