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一部能为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种种洞见奠定基础的著作，是每一位历史学家的梦想，在谎言遍布的文化中尤其如此。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出版于1963年初，恰逢麦卡锡时代和196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之间充满希望的交会点。
45年之前，还是大学生的我初次读到这番话时便被它打动了，并且我现在仍然心有戚戚。向霍夫施塔特致敬，是我在千禧年之后不久开始写这本《新反智时代》的动机之一，在我尚且年轻、荒废的时光尚可弥补之时，他的书将我从习惯性的智识惰性中唤醒，改变了我的人生。本书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完成于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2008年总统大选初期之间。我当时（像其他很多历史学者和记者一样）以为，乔治·W.布什的8年总统任期是现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巅峰。
2008年冬，本书的精装本刚刚由万神殿出版社出版，当时，为了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名字怪怪的年轻参议员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和年长些的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正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雪地里艰难跋涉。我将理性和对知识的尊重视为担任总统的重要条件，因此，我认为，不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都要好过布什。
但是，我并不觉得有理由修改上一版序言中偏于悲观的论调——我当时指出：“很难抑制住这样一种担忧，即美国历史的天平已经严重偏离了充满生机、丰富多彩、对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智识生活。”
在我看来，我从布什政府身上看到的反智倾向，与其说是布什个人缺陷的体现，不如说是反映了一种更普遍的进程，也就是197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中等而下之的愚蠢。
“在过去40年里”，我写道，“一种新的浑浑噩噩的反理性主义大大强化了美国特有的反智倾向，这种新的反理性主义与由视频图像和无休止的噪声构成的无知的流行文化互为表里……不但与这个国家18世纪启蒙理性的遗产背道而驰，也有悖于现代科学知识，由此掀起的反智主义大潮对美国文化和政治为害甚大，远超以往的反智潮流。确实，盛行的反理性主义而今已经成了反智主义的同义词。”
在写作时，我总是担心自己听上去像个惧怕技术的老古板。现在看来，那段话更像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保守描述，而不是反对进步的哀叹。十年前，很少有学者与媒体人士像我一样担心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对公众注意力和整体知识水平的影响（尽管也有雪莉·特克尔和尼古拉斯·卡尔等值得一提的例外）。
当我提到我们对图像而非文字的依赖日益加深时，我想到的是YouTube、电子游戏和网站上信息的图形式简化。数字技术推动的语言贫乏，因手机短信和发推行为而加速，但由此产生的文化影响尚未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交媒介在2008年的影响力远不及今日——尤其是在新闻的传播和验证方面。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如今意义上的“假新闻”fake news，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大量假新闻通过社交网络传播，根据Buzzfeed网站的统计，在总统竞选活动的最后三个月里，Facebook上前20篇与竞选有关的虚假文章中，有17篇是反希拉里或亲特朗普的。就任总统后，特朗普频繁使用“假新闻”一词指代传统媒体。
然而，在2015年夏天，当唐纳德·J.特朗普乘坐那架现在颇为有名的自动扶梯走向特朗普大厦大堂，宣布参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意外。在他真的征服了共和党阵营之后，我也认为他有机会在大选中击败卷土重来的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作为一个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人，我对这种带有焦虑的预感并不感到高兴。
我之所以一直很重视特朗普，是因为我重读霍夫施塔特以及为写书而做的研究让我把特朗普这位反智候选人视为一种一望便知的典型人物，而非难得一见的怪人。当他宣布他立志要把他对个人品牌的管理变作对美国品牌的管理时，霍夫施塔特的告诫在我脑中萦绕许久，他让我们警惕“选择的路径可能正在关闭，非黑即白的头脑简单之人将主宰未来的文化”。
主流媒体低估特朗普获胜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个人敌意或不诚实，就像特朗普总统似乎依然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新闻界未能理解使特朗普的意外上位成为可能的社会环境。同样，特朗普就职之后，许多媒体还是不明白，他的支持者最初为什么对调查竞选活动和白宫与俄罗斯的关系等重大政治事态发展漠不关心。甚至在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往来受到进一步审查之后，很多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漠不关心，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的个性，而不是他的政策上。
随着人们开始猜测特朗普会被弹劾（在我写此文时，这种猜测更像是一种极左的幻想，而不是近在眼前的可能），媒体继续强调他的个人怪癖和他的责任，而不是投票给他的人的责任。关于特朗普政府的缺点，很多主流媒体做了相当出色的调查，但并未探究一种文化的反理性主义，而这种文化不仅使他能够成事，还将继续把机会赋予他这样的人——不论他的总统之职会有怎样的命运。
由于互联网具有让全世界观念相似的人们联合起来的突出能力，与社交媒介相关的文化孤立呈几何级发展，但主流记者对此的认知尤为迟钝。问题在于“观念相似”这个定语。如果人们只听那些同意他们观点之人的话，那么他们便会相信听到的一切，并强化自己的偏见。眼界狭隘和反智主义总是密切相关，而社交媒介却拥有一种全新的能力，能在瞬间跨越辽阔的地域形成即时的狭隘社群。
电视和报纸记者经常把特朗普称作“前所未有”的候选人，但真正前所未有的，是特朗普每天24小时都在使用一种刻意截短了的交流工具——非常容易吸引非理性的人。
依照定义，推特140个字符的格式是反智的，因为这么点空间只够张贴标语。它相当于美剧《广告狂人》（Mad Men）时代的那些广告杰作在现代的重现——“云斯顿，香烟该有的好味道”或者“她……还是不是她？只有她的美发师才知道”。区别在于，大部分人知道当年的广告语是广告，而很多人却把一位危险的总统候选人发布的推文当成事实。
我不能以文化保守派自称，因为这个词在1980年代被宗教右翼盗用，经媒体广泛传播。不过，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保护主义者，按照字典上的严格定义讲，我致力于保护文化免受“破坏性影响、自然衰退与滥用，保护其存在、活力、健康与健全等”。
霍夫施塔特对美国反智主义的考察，是文化保护主义的典范，出现在这个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是指从二战结束开始，在美国主导的整个地区持续的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在这个文化均势的时刻，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出版了。
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说，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麦卡锡时代的产物。对于反智主义和诉诸司法的反共主义在战后的激烈合流，霍夫施塔特决心在美国文化倾向的更广阔的长期背景下进行审视，而这种文化倾向在第一批清教徒移民抵达普利茅斯岩之后不久便显露出来。
《美国的反智主义》，（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张晨 译
“前所未有”这个形容词，经常被用在特朗普的候选人资格上，这只讲出了一半的真相。说特朗普前所未有，只因为他是第一位从未在政府任职或在军中服役的总统。除此之外，他是一种更普遍现象中显而易见的一部分，它将经济方面的不满情绪与反智主义结合在一起，这在美国早期或现代历史上绝非前所未有。特朗普所拥有的社交媒介工具，其触及面和影响力倒是前所未有的。
以Facebook和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媒介在21世纪头几年还处于起步阶段，到了2015年已经成长为一个广泛而有效的样板，让特朗普可以将公共话语拉至大众能接受的最低标准。如果我在2008年能预见到社交媒介会如此飞速扩张，预见到它们在传播和没有事实依据的观点方面效果如此之好，我也许就能看出特朗普或其他一些类似他的人潜伏在不太遥远的未来。
特朗普2016年的胜选，已经被试图擦掉脸上鸡蛋的记者们分析后认为是一种错误，他们太丢脸，因为错看了这位生意人的魅力、太过相信最终证明是错误的民调。讽刺的是，不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持续多久，它的社会后果无疑会成为几代历史学家的研究素材，而这些历史学家恰恰属于美国第45任总统所厌恶的知识分子阶层。我猜想，特朗普主义的长期后果将被证明是广泛的，不过这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但是，在分析公众的普遍无知、反智主义和狭隘主义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所起到的作用时，聚焦于奥巴马和特朗普的个性差异，就像只关注特朗普本人的性格一样，都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最精妙的评论之一并非出自教授或媒体专家之口，而是来自凭借电影《藩篱》（Fences）中的表演赢得金球奖的女演员维奥拉·戴维斯，她在获奖之后回答了一个暗指特朗普的问题。
“信不信由你，我会把特朗普从等式中去掉”，她说，“因为我觉得那（国家进步的努力）比他更重要。我认为美国本身就是一种肯定，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因为我们不可能让任何并非我们自己的信仰体系延伸的人上台执政。那么，这说明了我们的什么问题呢？”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美国人越来越不愿视理性为美德，不愿以严格的真理和逻辑标准来衡量他们在社交媒介上的所见所闻，也不愿考虑对专业知识的刻意漠视对从科学研究到战争与和平决策的一切影响。
与此类似，特朗普对“书”漫不经心的轻蔑也是这种文化的映照。当前美国人与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最好不要用“没有能力”而要用“不感兴趣”来形容。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2002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前一年中读过小说或诗歌的美国成人不到半数——甚至连侦探小说、情色小说或基于《启示录》创作的“被提”rapture，即被上帝带走，在这一派基督教思想里，被提事件是世界末日的开端，标志着人类正式走入历史的尽头。读过非虚构类书籍的人只有57%，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对DNA一无所知了。
在人们对读写越来越不感兴趣的美国，岌岌可危的不光是阅读的乐趣，还有批判性思维本身。相比40年前，美国人生活在一个不太有深思熟虑和见地的社会，这个说法只有在不断壮大的信息娱乐营销人员和拒绝接受事实的人看来是有争议的，一切事物的数字化和视频化正是他们的利益之源。
从电脑和互联网获取信息的便利，助长了一种错觉，以为动动鼠标检索文字和数字的能力也带来了判断这些文字和数字是真、假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能力。这种幻觉当然不只出现在美国，但在一个对任何与智识精英主义沾边的一切东西都抱有普遍怀疑的文化（不同于法国、日本等国的文化）中，它的影响尤为有害。
智识主义往往被等同于被认为与传统美国价值观相悖的自由主义，这是美国生活中反智主义回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整个概念可以用右翼对“精英”一词的习惯用法来概括。著名的右翼知识分子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人丁兴旺且政治上强大的精英阶层，但他们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特权阶层身份，只给自由主义者贴上了“精英”标签。
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在《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反思》（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1983）中宣称，“知识分子”与“美国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但美国人民没有。“向美国人民解释他们为何是正确的”，克里斯托尔解释说，“并告诉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是错的，这是新保守主义给自己强加的任务。”
因为不读书的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智识史了解得越来越少，（有别于右翼宗教基要主义者和强盗大亨的）右翼知识分子将所有知识分子斥为左派的伪逻辑方能一直横行无阻。这种无知的最明显、最不祥的表现在于，人们对其他观点再无好奇心，它既是原因也是结果。
在我的《自由思想者：美国世俗主义史》（Freethinkers：A History of American Secularism）2004年出版之后，我收到了在美国很多地区演讲的邀请，我以为自己有机会向更广泛、更多元化的听众讲授美国的世俗传统，于是欣然接受。到头来，我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是在向观念相同的人布道。
不愿听取对立的观点，或者不愿去想象一个人或可从意识形态或文化上的对手那里学到任何东西，这代表着对美国大众和精英知识传统最好的一面的背离。在今天的美国，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非知识分子，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倾向于忽略任何不同的声音。
这种执拗，既是精神惰性的体现，也是反智主义的本质。19世纪末，人们会骑行数百英里穿过大平原，亲自去听像英格索尔、赫胥黎这样常常攻击听众们最珍视的信仰的人的观点。如今，很多美国人如果不认同Facebook上的政治和观点，甚至都懒得去打开它的页面。
美国现在正受到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的一种病症的困扰，由于技术的原因，它演变成比过去的周期性压力更危险的东西。当前这一轮暴发所产生的严重危害与一种不以为意的心态是分不开的，矛盾的是，这种心态既有侵略性又很消极。
从政客到媒体高管，所有人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这种状态，他们的生计取决于从媒体讲话片段和博客言论中吸取意见的公众，公众则是被动地接受了这种状况，因为他们受制于一条承诺可以毫不费力地享受信息娱乐之树上的果实的蛇。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时间、有意愿来改善这个毒苹果的退化效应吗？只要人将意志的砝码置于历史的天平之上，他就生活在一种坚信会如此的希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