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午间，“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广泛热议。

据央视新闻，1月20日，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杨金瑞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目的是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

杨金瑞表示，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于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进一步推动《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1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在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低生育率的挑战，也分别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对低生育率。概括来看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时间支持，包括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

二是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家庭、父母照护的津贴以及税收减免的政策。

三是服务支持，包括社区托幼、公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顾等。

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政策采取的侧重点不同，效果不一而足。可以发现，推进性别平等、平衡工作家庭冲突以及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对生育水平的提升有所助益。

宋健表示，当前我国正在深入研究和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但是中国的人口有非常庞大的体量，不能照搬，要采取符合国情的措施，特别是从地方入手来探索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