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今天，1899年8月13日，潘光旦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

在中国20世纪的学者里，潘光旦是闪耀的，也是遗憾的。他经历过学术生涯的巅峰时刻，而在今日读书界、思想界，被提及、被关注、被研究的密度不如他的同辈学人。

在社会学、民族学和教育学等为数不多的领域之外，要论潘光旦，往往都得加上一个身份，才可能让听者或读者“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位先生。这个身份，即他与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并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著有《人文生物学论丛》《优生概论》《自由之路》《家谱学》等，译有《性心理学》等。他曾先后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及图书馆馆长等职。

在20世纪20、30年代，潘光旦从中国传统（儒家社会思想）里提出“中和位育”，而“位育”是对古老观念的新说法，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他以此评价教育是否使人自由以“安其所”“遂其生”。终其一生，他所涉颇广。比如在40年代，他就已经开始对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著作展开介绍和评述。

1999年，为纪念潘光旦诞辰百年而出版的《中和位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全书约五十万字，图为该书封面。

然而包括《忍不住的“关怀”》（潘光旦是该书所论三位学者之一）作者、历史学家杨奎松在内的学者对潘光旦的评价，多少都会提到他在并不长的一生之中忙于办刊、管理教务等等——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此期间因全国院系调整也被取消——没能在一个学科领域创造出他完全可以创造出的更高成就。

潘光旦的一生的确短暂。在动荡的年代，他是艰难的。1967年6月10日，他的身体彻底不行了，从前列腺发炎已经发展到尿毒症，而就是在那晚，他在学生费孝通的怀中离开人世。

今天，在潘光旦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书评君摘编他的一篇文章《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在此文中，他对人文思想的论述，既试图突破中国传统，也试图突破西方传统。

他讲中国人文思想有四个方面，即处理我们的四个关系：与人以外的各种本体；与同时存在的别人；与自己；与已往与未来的人。处理所有关系的关键词是“节”，不是放纵，也是禁欲。因而他所论的“人”，是从束缚中拯救出来的“人”，既不是一个身份，也不是彼此毫无关系的孤立生物。也因此，他始终只说人文思想，而不说人文主义。

“人文思想者心目中的人是一个整个的人，囫囵的人。他认为只是一个专家、一个公民、一个社会分子……不能算人；人虽是一个有职业、有阶级、有国、有家……的东西，他却不应当被这许多空间关系所限制，而自甘维持一种狭隘的关系或卑微的身份。”

原文作者 | 潘光旦

整合 | 罗东

《潘光旦：守住灵魂的底线》作者：潘光旦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7月

第一方面：对人以外的各种本体

它们的畸形发展，将“驯至人道无法抵抗而至于衰微寂灭”

所谓各种主体，可以包含许多东西，概括着西洋的神道与物道或中国三才中的天地两才所指的一切事物。一切自然的物体当然在内。

但人道范围以内的事物，或人为的事物无论抽象的所谓精神文化，或具体的物质文化，如一种制度、一件器用，也往往会畸形发展到一个尾大不掉的程度。使人不但不能驾驭，反而被驾驭，不特无益于人，反有害于人，原以辅助人道始者，反以危害人道终，这样的一种事物就俨然取得了本体的身份，可与人道对抗，驯至人道无法抵抗而至于衰微寂灭。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欧洲中古时代神道抹杀人道的事实，是谁都知道的。近代文化中物道抹杀人道的种种情势，近来也逐渐受人公认。这都可以不说。但历史上与目前和人道不相成而相害的事物固远不止神道与物道而已，国家主义的只认家族不认人，金钱主义的只认金钱不认人——何尝不是很显著的例证。

潘光旦在书房。

这些主义自然也有用得到人的地方，但他们所见的并不是人，而只是社会或阶级的一分子，只是家族的一员，只是父亲的儿子，是生产财富的一分势力而已。就在个人主义所认识的也并不是人，而只是一个个人，就在近代教育所注意与期望的也并不是人，而是一些专家，一些不通世事的学者罢了。人道事实上已经被宰割，被肢解。

人利用了自然的事物创造了文物的环境，他自己应该是主体，文物的环境终究是一个客体；但结果往往会喧宾夺主，甚而至于反客为主。人也创造了全部的意识的环境，包括宗教、道德观念、社会理想等在内；他自己应该是一个主体，而意识的环境是一个客体；他自己的福利是一个常，意识环境的形式、内容与组织是一个变，应执变以就常，不应强常以就变；但结果却往往弄得常变倒置，主客易位。

这种局面，是讲究人文思想的文化所最犯忌的，因为充其极，人类在天地间的地位，可以根本发生动摇，至于立脚不住。所以在希腊的人文文化里，便有“任何东西不宜太多”（nothing too much）的原则，太多了就有积重难返、尾大不掉的危险。中国的儒家思想在这方面比希腊人还要进一步，它以为就是“任何东西不宜太多”的原则也不宜太多，即不宜运用得过火。

孟子不是有过一段评论子莫的话么？杨子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孟子说：“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所以儒家的人文思想里，于“经”的原则之外，又有“权”的原则。执中无权，犹且不可，其他不执中的种种执一的例证，也就不必举了。

潘光旦（左二）与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和陈岱孙等同时代学者。

第二方面：对同时存在的别人

人与人的关系，是追求“同而不和”，还是“不同而和”？

人与人之间彼此应有什么一种分别，应有什么一种关系，在这一方面，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最在行的，就是希腊文化也没有它那样见得清楚，说得了当。

说来也是谁都知道的。中国人文思想里又有一条极简单的原则，叫做“伦”的原则。但这条原则虽然简单，虽只一个字，却有两层意义，一层是静的，一层是动的。静的所应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动的所应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静的人伦，指的是人的类别，人的流品。类别事实上既不会不有，流品也就不能不讲，因为人是一种有价值观念而巴图上进的动物。

《礼记》上说：“拟人必于其伦”，那伦字显而易见是指的流品或类别。历代政治，最注意的一事是人才的遴选，往往有专官管理，我们谈起这种专官的任务来，动辄说，“品鉴人伦”，那伦字显而易见又是指的类别与流品，近来我们看见研究广告术的人，讲起一种货物的优美，也喜欢利用“无与伦比”一类的成语，那伦比的伦字当然又是静的类别而不是动的关系。

明白了静的人伦，才可以谈到动的人伦，因为动的是建筑在静的上面的。这动的人伦便指父子、君臣、夫妇、兄弟……之间分别应有的关系。静的人伦注意到许多客观的品性，如性别、年龄、辈分、血缘、形态、智慧、操行之类。如今动的人伦就要用这种品性做依据，来研求每两个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即彼此相待的方式来。静的人伦所重在理智的辨别，动的人伦则在感情的运用。

这静的伦与动的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仅仅有静的伦，仅仅讲流品的辨别，社会生活一定是十分冷酷，并且怕根本上就不会有社会生活，历史上也就不曾有过此种实例。仅仅有动的伦，仅仅谈人我的应如何相亲相爱，完全不理会方式与程度上的差别，结果，不但减少了社会进步的机缘，并且日常的生活亦流入了感伤主义一途。

全国政协于1956年5月成立了民族组，潘光旦是政协民族组副组长。图为潘光旦在对土家族进行访谈。他关于民族的研究对民族识别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却也因此遭到批判。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出“人文思想”和常人所乐道的“人道主义”的不同来了。同重人道，同重道的和同，而后者所见的“同”等于“划一”，等于“皂白不分”，所见的“和”等于和泥土粉末之和，而不是和调五味之和；前者所见则恰好相反；荀子在《荣辱》篇所说的“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最能代表这一层精意。前者并且其同与和之间，特别着重和，认为与其同而不和，毋宁不同而和。

西洋希腊以后的文化是不大讲伦的，即使讲，也十分偏重动的一方面。最近自生物学与遗传学发达以后，静的一方面才受到优生学、心理学与教育学者的充分的注意。不过在日常生活里这方面的影响还很有限。

在中国，以前是动静二者并举的，现在治伦理学与人生哲学者讲起伦字，却十有八九只讲动的伦，而不讲静的伦。但我们相信以前所谓“彝伦攸叙”或学宫中明伦堂上的“明伦”二字不单单指人与人的感情关系，殆可断言。

第三方面：对自己

对情欲所持的，既非“纵”，也非“禁”

人是一个人的总称，所指是一般的人性、人道、做人的标准、完人的理想等。但每一个个人也是人。一个人应付一个人固属很难，应付自己却也不易。

人是一种动物，动物皆有情欲，在演化过程中的地位越高，情欲的种类与力量也似乎越多越大。在别种动物的生活里，情欲变化既少，随时又受自然的限制与调节。例如性的冲动吧，在大多数的高等动物里，一年中只有一个时期以内是活跃的，即自有其季候性的，但到人类就不同了，唯其不同，于是就发生了自觉与自动应付的问题。情欲之来，放纵既然不利，禁绝亦非所宜；于是怎样在两个极端中间，寻出一条适当而依然有变化的途径来，便成为历代道德家，以至于生理与心理学家所努力来的一大对象。

但努力的人虽多，而真能提供合乎情理的拟议来的似乎只有人文思想一派。别的派别的目的似乎专在防止放纵的一个极端，防止越严，便越与另一极端相接近，就是形同禁绝。旧时基督教对于性和其他物欲的观念，便是一例。佛家的也是一例。但物极必反，好比时钟的摆一般，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便终于造成了“文艺复兴”时代以及后来的自然放纵主义。此在当时虽也有人把它看做人文主义的一部分，其实它和人文思想的标准相去的距离，和禁欲主义的毫无分别，不同的只是方向罢了。

在受人文思想支配下的中国文化里，我们平日应付自己的情欲时，所持的大体上是一个“节”的原则，既不是“纵”，也不是“禁”。

国产电视剧《天行健》（2011）中的“潘光旦”（左）。

我们把男女和饮食同样看作人生的大欲，本身原无所谓的善恶。诗人论一代的风气制度，首推《周南》《召南》文化，甚至于把“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看作良好政治的一个基础和一个表识。讲禁欲主义的佛教虽在中国有很大的势力，但佞佛的人平日既有“做居士”“带发修行”一类的假借的方法，而遇到做和尚做尼姑的风气太厉害的时候，政府也会出来干涉，影响所及，便远不如基督教对于中古欧洲的深刻。

在性以外的其他方面，亦复如是。例如饮酒，我们的原则是“不饮过量”“不及乱”，但近时也很有人把“节”与“禁”混为一谈，例如妇女节制协会对于烟酒的态度，名为节制，实际上却主张禁绝。

改革开放后，1987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潘光旦曾经所译注《性心理学》（作者：霭理士）封面。此后又出版多个版本，近两年如浙江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的重版。

“节”字从竹，指竹节，有分寸的意思，凡百行为要有一个分寸，不到家不好，过了火也不好。不但情欲的发出要有分寸，就是许多平日公认为良善的待人的行为也要有个分寸。所以《论语》上有“恭近于礼”，则远耻辱，“克己复礼”始得谓仁一类的话。礼字原有两层意义。教育修养的结果，使人言动有节制，有分寸，便是合礼，这是第一义，是多少要人内发的。凡属可以帮生活的忙，使言动合乎分寸的事物工具，也是礼，是第二义。是由社会在环境中加以安排的。

后来的人似乎但知礼的第二义，即仅仅以“仪”为“礼”而忘了礼的第一义，积重难返，最后便闹到了“礼教吃人”的地步，如今“恭近于礼”与“克己复礼”的礼，显而易见是第一义的礼。恭也要恭得有分寸，克己也要克己得有分寸；所以“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宗教家与侠客，在人文思想家的眼光里，并不是最崇高的典型人物。

第四方面：对已往与未来的人

“对人最有休戚关系的当然是现在”

人文思想者心目中的人是一个整个的人，囫囵的人。他认为只是一个专家、一个公民、一个社会分子……不能算人；人虽是一个有职业、有阶级、有国、有家……的东西，他却不应当被这许多空间关系所限制，而自甘维持一种狭隘的关系或卑微的身份。这是在讨论第一方面时已经提过的。

如今我们要更进一步地说，一个囫囵的人不但要轶出空间的限制，更要超越时间的限制。

换一种说法，他现在那副圆颅方趾的形态，他的聪明智慧，他的譬如朝露、不及百年的寿命，并不能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不能算是一个囫囵的东西。真要取得一个囫囵的资格，须得把已往的人类在生物方面与文化方面所传递给他的一切，统统算在里面。

世纪之交，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潘光旦文集》。图为第一卷。

不但如此，他这承受下来的生物的与文化的遗业，将来都还得有一个清楚的交代。约言之，他得承认一个“来踪”，更得妥筹一个“去路”。认识了来踪，觅到了去路，这个人才算是相当的完整。

在中国人文思想里，这一点是极发达的。在文化的传统和生物的传统方面，我们都轻易不肯放松。师道尊严，创述不易，所以叙述一个大师的学问时，我们总要把他的师承与传授的关系，叙述一个明白，甚至于要替他编列出一张道统和学统的世系表来。

但尤其要紧的，毕竟是生物的传统。若有人问什么是儒家思想最基本的观念，我们的答复就是本的观念，或渊源的观念。

所以说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孝悌是为人之本，君师是政治之本，乡土是一人根本之地。所以要尊祖敬宗，所以要慎终追远，所以要有祠堂，要有宗谱。既惓惓于既往，又不能不惴惴于未来。所以便有“有后”之论，所以要论究“宜子孙”的道理；有了有价值的东西，总希望“子子孙孙永保存”。更进而把已往与未来相提并论，于是祠堂与宗谱里面便充满了“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光前裕后”……一类标语式的笔墨，记得唐朝有一位文学家替人家做墓志铭，劈头就是两句：“积德垂裕之谓仁，追远扬名之谓孝。”

追远扬名之所以为孝，是谁都了解的，但积德垂裕之所以为仁，却早经后人忘却，反而见得新颖可喜。

我们到此，便可以把上面所讨论的人文思想的四个方面并在一起说一说。这四个方面都受一个原则的节制，就是分寸的原则或节制的原则。

摄影师张祖道（1922-2014）镜头下，奔波在确认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路上的潘光旦。

在第一方面，我们要防人以外的本体或俨然有本体资格的事物出来喧宾夺主，以至于操纵我们的生活。换一种说法，就是人和它们各个的关系，都得有一个分寸。第二方面，也不免受分寸观念的节制，是最显明不过的。动的人伦所承认的最大的原则，不外用情要有分寸，满足一种欲望时要有分寸。

在第三方面，一个人情欲的外施，有的是比较限于自身的，例如饮酒；有的却迟早要影响到别人的休戚利害，例如性欲。不论为了自己的福利讲分寸，或为了别人的福利讲分寸，以至于为了节省物力讲分寸，结果总是一般的福利的增加。其在第四方面，这分寸的原则也是一样的适用。两极端指的是既往与未来，而中心之点是现在或当时；三点之中对人最有休戚关系的当然是现在，理应特别加以措意。但若我们过于注意现实，只知讲求所谓现实主义，置已往的经验成效与未来的理想希望于完全不闻不问之列，那我们也就犯了执一的弊病，不鉴戒于前车的得失，则生活的错误必多。反之，如果一味依恋着过去，或一味憧憬于未来，则其为执一不悟。

本文经江苏人民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授权摘编自《潘光旦：守住灵魂的底线》。整合有删节，标题由编者所取。原文作者：潘光旦；整合：罗东；编辑：西西；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