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讲堂】国学并不是遥远的过去式,而是一种行为方式

原标题:【国学讲堂】国学并不是遥远的过去式,而是一种行为方式

博尔赫斯说:我心中暗暗猜想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记得少年时我体格瘦弱又胆小如鼠,家里的境况也并不富裕,就常常被一些强壮蛮横或家境阔绰的孩子们欺辱。每次被羞辱之后,我都会沿着贯穿我们那个小镇的南塘河一个人边走边哭。等我哭停了,就抹去眼泪,躲进街心公园旁边的图书馆。图书馆的管理员是我们语文老师的妻子,她每次看到我都会神秘兮兮的微笑;不知何故,她的微笑总会唤起我的屈辱心,于是当跨进图书馆的那一刻我都会躲过她的难以琢磨的目光,迅速窜到一排排耸立的书柜之间。我沉浸在淡淡的旧书的味道里,我想那便是我的天堂。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千山万 水走到最后,我们最终的负责对象,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龙应台

古之欲明明德于 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 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 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下。

1.仁爱

仁爱是中国文化里非常核心的观念。孔子认为“仁”的主要内涵是“爱人”。孟子也明确说:“仁者爱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中国文化里的爱,是一种博爱。按孔子的说法,是“泛爱众而亲仁”。“仁”是集亲、爱、宽、博诸义于一体的概念综合。

现在的社会状态是物质生活的发展超过了精神生活的发展,于是大部分个人即大众的品味或乐趣只能来自观点鲜明的少数人,只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仁的思想讲求内省自律,要求修身养性,是对精神世界的丰富。仁的思想就是在心灵还在的前提下滋养之,令其纯净健康地生长。

2.诚信

诚信是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说,“朋友有信”。老子也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中华文化的原初经典把“信”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称。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我们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宋代理学家朱熹:“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肯定“诚”是一种真实不欺的美德。要求人们修德做事,必须效法天道,做到真实可信。说真话,做实事,反对虚伪。

人生在世,究竟何欲何求?仔细想来,《易经》乾卦这两句话全包括了。人生在世,一个无非是想把自己变得更好一些,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受尊敬的人。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要讲诚信。这就是“忠信所以进德也”。人生的第二层要义,就是事业有成,在某一方面的专业上有自己的建树,能够安居乐业。“居业”的前提是“立诚”,所以是“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3.爱敬

对“爱敬”这个价值理念,魏晋时期刘劭的《人物志》解释得最为恰切。《人物志》里写道:“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把“爱敬”看成是人道之极,可见“爱敬”这个价值理念在中华文化中的位置。

举凡一切礼仪,都必须有“敬”的精神。《左传》里的一句话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则是军事行动。无论祭祀还是军事行动,都不能没有“敬”。军事行动也要懂礼仪。《左传》有很多记载,很多战争的发生,都是由于“不敬”或“大不敬”,引起强者一方的军事行动。现代社会,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涉及外交事务,讲礼仪、懂敬,同样非常重要。礼仪、敬,是文明的指标;文明与不文明的重要分野,在于礼仪。

儿女确实应该感谢父母的抚养,但“报恩”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父母抚养儿女是职责,做不到就根本不具备做父母的资格。报答父母的抚养,不意味就必须任由他们决定自己的一生。中国古代虽然有过所谓“父母要你死你也要死”的话,但即使在古代,也并不认为这就是孝顺,而是人伦丧失。

4.忠恕

“忠恕”在孔子那里是通贯全体、贯彻始终的思想。忠和诚可以互训,诚者必忠,“主忠信”是孔子至高的道德律令。弟子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可知“敬”和“忠”都是仁的构件。

“忠”和“信”更为密切。取信的要道是“忠”。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一、二两项内容,第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第二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忠和信是与人交往随时需要反省的问题。孔子还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如果做到了“忠信”,而在行为上又能体现出庄重和礼敬,即使走到不那么文明的异邦,也能立得住脚跟。相反,如果言不由衷,对人不能以诚相待,得不到交往对象的信任,行为上又轻慢无礼,即使在自己的家乡也照样吃不开。

忠恕的“恕”,按孔子的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这一价值理念所含蕴和所要求的义涵,通俗地说,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我认为“恕”这个价值理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异量之美。这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一个伟大的思想。世界人文学界非常重视孔子的这一思想,把它奉为人类共同遵行的道德金律。

5.廉耻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 《礼记·中庸》把好学、力行、知耻,当作修身的三要素。一个人的修为,自然离不开吸取知识,这也就是《礼记·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因此“学”是修身的第一要素。

学了以后何为?如果成为装知识的器皿,或者从知识到知识,学了等于不学。学的要义,在于用,在于践行。此即古人常讲的“知行合一”。所以修身的第二要素是“力行”。学习了,也践行了,离“仁”就不远了,至少是走向通往“仁”的道路上。

但无法保证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正确无误。出了错误怎么办?要能够反省,善于反思,找出原因,知错改错,力戒重犯错误。当认识到错误的时候,人的良知会让自己感到羞愧,感到后悔,感到不好意思。能做到这一层,就是“知耻”的表现。“知耻”是改过的前提。所以修身的第三要素是“知耻”。

智、仁、勇在古代被称作“达德”。具有了智、仁、勇的德品,就可以做到大的判断不致发生错误,遇到困难不会感到忧虑,面对威胁无所畏惧。就是孔子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修身的三要素中,“知耻”尤不可轻视。耻感是人成为人的一个文明指标,孟子称之为“羞恶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的“四端”。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辞让之心指文明礼貌;是非之心指社会的公平正义;羞恶之心则是“知耻”。

“耻”跟“廉”构成一个组合概念,“廉耻”。管子的一个著名论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是文明秩序,“义”是社会正义,“廉”是节俭廉洁,“耻”是道德的约束和自律。礼义廉耻没有了,国家的处境就危险了。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经说过:“廉耻,立人之大节。”他说,如果不廉,将无所不取;而不耻,将无所不为。他还说过:“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6.和同

“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总原则。“和同”思想源于《易经》。《易》的系辞概括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说,人们的不同,常常表现为途径和方法的不同,终极目标是相同的,所以最终会走到一起。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彼此之间是不同的,但生活的价值追求,人的心理指向,往往有相同的一面。孟子对此说得很明白:“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好吃的食物、好听的音乐,多彩的颜色,人们都会喜欢,在这点上人和人是相同的。既然在这方面有同样的感受,那么人的“心”是不是也有相同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人心所相同者,是“理”和“义”。

孟子讲的“心”,也可以做“心理”解。大学者钱锺书先生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夸大人类的不同,是文化的陷阱。而且在人类的不同之中,也有“同”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人和人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才可以沟通,不同也能够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

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共存、沟通、融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固有的理念。这个理念基于中国文化的“和”的观念。“和”是由诸多的“不同”构成的,没有不同,便无所谓和。所以孔子的著名论断是:“君子和而不同。”

宋代的思想家张载,有名的“四句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还有另外的“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大意是说,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组成,有人类的、动物的、植物的,这些生命个体都是不同的。因为他是对整个宇宙世界发言的,所以我把这四句话称为“哲学四句教”。

张载“哲学四句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反观现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括性的看法,就是:这个世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然变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有了这个观念,很多事情会得到更恰当的处理。

大文豪鲁迅有一首诗是关于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的,其中有两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都不应该培养仇恨。“仇”是可以化解的,应该走向“和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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