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工作圈、兴趣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圈子”，“圈子”之下交织着复杂的关系网络。关系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根基，“讲关系”、“混圈子”、“谈交情”成为很多人的生存宝典与登龙之术，甚至“guanxi”这个词已被收录进权威英文辞典之中。

“圈子现象”是中国人独有的吗？中国人自己理解“关系”吗？早期的中国研究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异，外来理论无法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费孝通就此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梁漱溟称中国社会是“家伦理本位”的社会，人类学家许烺光则根据“情境中心论”来解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沿着这样的思路，一些社会学家也把中国社会的特征定义为“关系社会”、“人情社会”。尽管它们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很多人在谈到“圈子”和“关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走后门”、“找熟人”等破坏规则以谋求私利的现象，以及各种贪污、徇私等违法犯罪的行为。

“中国人喜欢用关系，也喜欢给关系套上很多负面因素。”在新京报记者的访谈中，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家德指出，中国人对“关系”存在着不少误解。作为社会学大师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弟子，罗家德发现中国的社会学分析一直缺乏一套他老师所说的“中型理论”。在近期出版的《中国治理》中，罗家德结合西方管理理论与本土管理实务，既在解释中国人“圈子现象”背后的文化心理，也在探寻适合今日中国组织的管理规则。

根据罗家德的研究，无论是“关系”还是“圈子”，在学术的观点上都不涉及价值判断。我们如能合乎分寸地运用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智慧，一些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产生的治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有趣的是，现代西方管理学也遇到相似的治理难题。传统的理论解释力不再，复杂思维则被引入管理学领域。在罗家德看来，复杂科学的概念特别适合用中国话语来解释。复杂思维强调的动态平衡、长远布局、“四两拨千斤”等理论内涵，中国人早已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中融会贯通。

这些年来，罗家德走访调查小岗村、华西村、浙江义乌等地的企业生态，也在四川茂县、北京等乡村和都市组织发起社区营造运动。多年参与式观察的经验告诉他，中国人的“圈子现象”并非只能产生科层组织中常见的拉帮结派的潜规则。只要运用得当，良好的关系能让企业高效运作，有序的自组织也能填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空缺。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公共管理学院合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社会网络和经济社会学，拥有经济学背景的社会学家，善于用复杂网络阐述信息时代的底层逻辑，并将中国社会的“关系”、“圈子”等特质置于中国本土化管理研究之中。现任清华大学社会网络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创会主席。主要著作：《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中国人的信任游戏》《社会网分析讲义》《中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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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中国人差序格局的文化心理

新京报：“关系”和“圈子”被你视为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复杂系统要素。这与我们日常生活用语中的“关系”、“圈子”，在内涵上是否存在区别？

罗家德：当然在学术用语上两者有各自的定义，而且至今会有争论。在日常用语中，这两个词包含着更多的意涵，至少“关系”就有四类涵义。

与日常用语相比，我所定义的“关系”和“圈子”最大的内涵不同在于它们不带有价值判断。我们往往对这两个词汇有很强的价值判断，而且中国人常常倾向于带上十分负面的价值判断。但正如复杂思维所言，凡事有阴就有阳，“圈子”固然可能伤害更大群体的利益，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名词──“合作共生”，正如一群细菌抱团在一起，牺牲部分成为别的养料，以求种群延续。有正就有负，有利就有弊，它本身是中性的。

《中国治理》罗家德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3月

新京报：正如你所说，提到“关系”、“圈子”、“人情”，很多人会联想到“走后门”、“徇私舞弊”等现象。你觉得中国人的圈子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之间存在张力吗？

罗家德：中国人太爱使用“关系”、“圈子”、“人情”，所以它发生的弊端也特别多，尤其是破坏了法治，这当然值得警惕。但凡事有正就有负，有利就有弊。“法”用之太甚，也一样会出现僵化、无弹性、不适应环境的问题，这也是西方在检讨VUCA环境中的一大问题。

只看到法与关系的矛盾与张力正是二元对立的思维，但是复杂思维要看到多元融合，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阴阳相融，相生相克”。二元对立的思维只见其相克，不见其相生。在良法美义之下，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建立信任的关系。反过来，美好的关系也应该是求其与法相生，正如费孝通常说的“礼治”。我们要追求法促成更有信任性的关系。关系的演化也带来礼，礼会建立更“自然而然”的法。

现代人很难做到克己复礼，欲望膨胀之后，美好的社群、美好的自组织被错用成了帮派、组织自我牟利的手段。复杂思维的逻辑，是好的关系应该促成好的法，好的法应该促成好的关系，我们该去求其相生，而不是只看到其相克。

很多人觉得我喜欢讲“关系”，但更多场合下我更愿意谈法治。用我的话来说，中国应该“警惕法，但更要警惕关系”。因为中国天生地爱用关系，就容易用歪关系。所以，在大多数场合下强调法治总不会错。

电影《中国合伙人》（2013）反映了中国的商业合伙和职场规则。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圈子理论旨在强调一个命题：相比西方人，中国人始终试图把短期交易变成长期的人情交换行为。这种倾向是如何形成的？圈子文化是中国独有的吗？

罗家德：“圈子”是一个很中国式的词汇，在学术定义上，我称它为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人脉网形成的行动集。意思是说，为了一些共同行动的目标，我们会有一个中心人物，带动自己的人脉网形成一群人，这群人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产生一连串的集体行动。

在做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圈子”的规模，也就是个人关系之上的这层人脉网，大概是500人左右。这样规模的小团体，在西方习惯用small group来形容。

中国本土人类学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许烺光，就特别喜欢研究小团体，他把西方人的小团体称为club，中国人的小团体称为clan，也就是宗族。到了现代社会，我就喜欢把宗族（clan）称之为“圈子”。顾名思义，两者的差别在于，西方人的club强调我们由于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加入，成员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中国人的宗族（clan）则是由一个拥有资源、动员能力的能人为核心形成的小团体。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这两种组织形式的小团体其实是同时存在的。难道西方就不存在“圈子”吗？所谓“国王的人马”，指的就是国王的个人人脉网形成的圈子。这样的分类绝对不是说中西文化就是如此截然不同，只能说在中国，圈子是更主流的小团体。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在于，我们习惯于用长期的眼光应对不确定的环境，懂得如何进行长期的布局。学术上常有一句话，“个体总是脆弱的，网络却是强健的（robust）。”中国人就特别明白，做很多事情都需要去建网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产生所谓的“关系主义”。

比方说，中国人做生意的时候，不会只考虑成本效益赚了多少钱。当然赚钱也很重要，但他一定会同时平衡思考另外一件事：这次交易让我们的关系是否变得更强？如果这次交易会让对方不开心，关系就此断绝了，那么中国人宁可不赚这么多。把人情与短期交易的利益做一个平衡考量，是中国人特别会去思考的过程。

《中国商道: 社会网与中国管理本质》罗家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

新京报：相较于现代中国管理界中常见的“圈子”，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也有自身的运作逻辑。乡土社会的组织运作与大都市中的圈子文化有什么差异？

罗家德：这两者在本质上的变化并不大，两者同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人脉网形成的行动集。这样一群人的聚集，会形成一个合作共生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在此之上形成自组织和自治理的秩序。但在内容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人脉网有比较大的差异。

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是关系的来源，传统社会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地理和血缘基础上，而如今的圈子可以来自兴趣或行业，甚至来自某个虚拟对象，完全不需要实体。

第二，人脉网之间关系数量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的关系圈里大多是熟人。到了现代社会，弱连带的数量远远大于强连带的数量。西方学者研究发现，普通人的关系圈中的熟人在120-270人之间，平均而言大约是150人，而其余的将近400人都属于弱连带。要维持一个熟人的关系需要花很多时间，而我们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在网络时代中，我们的关系圈大量扩张的其实多是间接连带。

由此，关系性行为的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从前大家都在一个村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你的任何行为都会对关系产生明显的影响。如今流行一个词“退群”，我们身边大多数的微信群非常容易加入，如果观点不合、话不投机，又可以随时退出。这也是关系网在现代社会的一个变化。

《云村重建纪事：一次社区自组织实验的田野记录》罗家德、孙瑜、楚燕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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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是人类社会最特殊的300年”

新京报：统计方法和数量模型是西方组织理论的主流方法，你在多年参与和观察中国企业与地方的治理实践后，发现传统西方管理学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式管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罗家德：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西方主流的管理学多采用统计方法和数量模型，但过去比较静态的因果模型在西方的管理研究中同样面对很多质疑。

在信息时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VUCA（即volatility易变、uncertainty不确定、complexity复杂和ambiguity模糊）时代中，传统的管理学方法有很大的限制性，如今西方主流管理学会结合更多的方法，如大数据挖掘、动态建模、复杂网结构分析与演化，以及行为与结构共同演化模型，等等。

造成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传统的管理学理论，建立在西方的化约主义之上，化约主义认为个体的加总就等于总体，非常强调任何事情都要分类，寻找二元对立，探求因果关系，以总体解释个体或以个体解释总体，这种思维模式无法应对如今的VUCA时代。

《中国人的信任游戏》罗家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2月

作为另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复杂思维的核心是反化约主义，重视动态、涌现、非简单因果，否定二元对立，而看到多元“势”的相生相克和动态平衡，而这些背后则是复杂社会网以及自组织的作用。当我们把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变成学术研究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科学的方法，因此，复杂科学就是一个跨不同学科的科学研究。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我们正处于VUCA时代之中，哪些因素让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越来越无常，越来越不可控了呢？

罗家德：实际上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一直都是复杂的。在人类近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复杂社会之中，在过去的中国称之为乡土社会，在西方称之为decent society。

然而，从1733年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之后，忽然之间由于一连串特殊的历史因缘，我们在西方创造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社会。工业社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它开始把所有的人都标准化、原子化。生产和消费也开始进入大规模化和标准化。在这其中，人的特色个性全部被抹杀了。工业社会的300年历史创造出的治理模式、政府制度和生产办法，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特殊的。

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发觉个人的原子化是行不通的，因为无论你是否愿意，人与人之间都比以往更加紧密地高度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这种社群化现象也会出现负面影响，我们常说的“信息茧房”，就是指人容易陷入一个特定的圈子中。在乡土社会，这种圈子主要是存在于地理意义上的社群之间，如今，兴趣、行业等方方面面的圈子把你包裹在其中，只相信内部的谣言，而不相信外面的真相。

这些变化也直接反映在社会生产上。过去一个大公司有很长的生命周期，一个产业标准可以持续三五十年。现在，很多公司经过十年或十五年之后就消失了。二十年前我刚刚博士毕业的时候，做梦都想进去的公司，也在十年前就倒掉了。所以这是一个易变的、不确定的，不断地非线性高速演化、人与人之间又高度相连的时代。

李安导演的《喜宴》，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和人际关系。

新京报：你在著作中常常运用中国典籍来解释复杂思维，复杂科学的概念为什么特别适合用中国话语来解释？

罗家德：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适合于一个复杂社会。工业社会强调的是大规模生产，把每个人都标准化、原子化。这样的社会模式在VUCA社会中越来越行不通。我们发觉，任何事情都追求很明确的规则和因果关系是困难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西方的传统思维受到挑战，于是他们发展出了复杂思维，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这种环境下反而展现出了它自身的优势。

中国人的智慧在很多方面与复杂思维的概念相通。比方说，中国人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重视历史。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记录，这种历史的观念让我们习惯于用动态的、演化的、长期主义的视角来看问题。除此之外，中国人懂得道法自然，有自组织，自然而然生成的概念；懂得顺势而为，又懂得造势成势，所以有“四两拨千斤”的管理艺术；中国人知道长期演化，层层递进，所以会提前布局，这些智慧都与复杂思维相照应。

中国人也重视复杂社会网的存在，有“阴阳相融，相生相克”的思维，这也正是复杂思维的精髓。社会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关系主义”，这也能称作是一种社群主义，但与政治学上的社群主义的涵义并不相同。中国人倾向于一群人聚在一起，倾向于一群人进行自我赋权。这种中国文化的特色，使得我们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关系、人情和社群。因此在我们的管理实务中，早就把这样的智慧融入，而不用原子化的个人来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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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到社区的“善治之道”

新京报：关系是多维度的，既包括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上升到企业管理、国家治理。为什么说中国人的“阴阳思维”、“顺势造势”的观念，很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呢？

罗家德：我的老师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研究认为，关系间的动态平衡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企业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左手能够掌握强连带以建立团队，右手能够掌握弱连带以掌握机会，掌握了团队和机会，你的创业就成功了。

如何区分情感性交往与工具性交往？我何时应该把关系网加大加密，又在什么时候把关系网减弱？如何在照顾圈内人利益的同时，又维护圈外人的公平原则？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擅长处理这些人际关系的动态平衡。

在动态平衡之外，企业家也需要懂得“顺势”与“造势”。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就是顺势而为的典范。美第奇本是托斯卡尼大公，但他又不限于贵族身份，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先去从事羊毛业，后来开始从事银行业，然后又跨入产业，之后又参与了佛罗伦萨的市政事业。最后，美第奇家族又跨入艺术界，带动了后来所谓的文艺复兴。

很难想象得到，几乎在同一个时代有一本书叫《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代表那个巨变时代中无法顺势而为的贵族。新的时代到来，老贵族无法忍受大风车所象征的新工艺，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去挑战它。这是一种幽默，但却反映了那个时代展现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不能顺势而为的现象。

顺势之外，企业家还需要学会适时造势，也就是我所说的“调控”。信息时代的一大特色，在于我们拥有了大数据，依靠这个工具，我们可以在蝴蝶效应的初始，真正的风暴来临之前作出判断：应该通过调控来扭转势头，还是作出创造性的破坏，顺势进入新的系统。

《社区营造的理论、流程与案例》罗家德、梁肖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2月

新京报：提到社区治理，这些年来，你在中国各地推行“社区营造”的实验。社区营造对社会的自治理有何意义？

罗家德：我们发现，经历工业时代以后，所有的社会都会出现不同形式的社区营造运动，比如英国的第二故乡运动，美国的睦邻运动、社区再新运动，等等。为什么进入后工业时代的社会都会产生这些运动？

因为进入复杂社会以后，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而工业社会在原子化个人之后，已经丧失了社群的自我治理，只会出现彼得·德鲁克所说的“保姆型政府”和“万能型政府”。保姆型政府和万能型政府会把社会福利越扩越大，直到政府财务濒临破产，这一点我们从最近的欧债危机就可以看到。

在复杂的时代和复杂的社会，我们需要三种历练：既要有由上而下的管控，又需要自下而上的自治，而且我们希望这两种秩序相融相生，才是善治之道。而社区或社群，就是一个社会治理的最基本的自组织单位。

在社群的自我治理之下，政府只要用少量的资金进行有效地引导，社群自我就能提供各式各样的福利产品，简而言之就是复杂管理。可以说，社区营造就是培育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并不希望它对抗自上而下的力量，而是能够在由上而下的力量有效地、“四两拨千斤”地引导下，变成了一个自我组织、自我治理、自我供应各式各样的社会福利产品的过程，这就是社区营造的核心意义。

罗家德参与的北京大栅栏街道社区营造模式。

新京报：你参与的社区营造实验中，具体会做哪些工作？通过你的实践和观察，中国的社区营造大致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罗家德：这些年来，我们既在乡村做过社区营造实验，也在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做过社区营造实验。我们的核心实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我们要让走出工业时代，进入后工业化甚至信息化社会的社区居民们自我结合起来，因此提供了各种养老育幼的社区导引和文化建设工作。这其中包括各式样的培训，我们也出了一系列的书，都是谈社区营造和社区规划的手册，主要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做社区营造。另一方面，复杂时代的最大好处之一是我们拥有了大数据。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大数据帮助社区做自我管理，又如何与由上而下的力量做有效的融合。

中国刚刚走出工业社会，我们几乎是花了40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200多年的路，因此国内的社区营造还在一个比较初始的阶段。我们常常会出现社区居民“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这其实就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社区营造运动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在全世界各地发生的社区营造运动过程中，政府往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如何让政府理解并正确地引导，让自下而上的秩序与自上而下的秩序相融相生，是问题的关键。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作者：李永博；编辑：徐伟；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禁止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