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江西南昌 330031）

摘要：朱熹认为礼制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南宋社会风气，并且可能会引发人心败坏的问题，最终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此，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正社会风气，然后开始推行婚丧礼制。首先他自己编写了礼书，方便百姓阅读学习；其次，希望君主能够以身作则，起到表率的做用。然后借助地方乡贤族老的力量推广礼制；最后是借助官府的行政力量，强制废除地方原本的陋习，并监督礼制的顺利推行。朱熹的这些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一、南宋婚丧礼制的简况

“礼”在儒家思想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儒家创始人孔子终生以“复兴周礼”为目标，甚至提出“以礼治国”的思想口号。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古礼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后人只能从古籍当中一窥古礼的面目。宋朝作为经历了五代十国之乱然后才建立起来的国家，原先的贵族逐渐没落，平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权力中心，并且又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由礼制构建起来的社会统治秩序已经发生了混乱。而且“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失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宋神宗依王安石之议，认为《仪礼》并非孔子撰述，废除了《仪礼》，这就导致当时人们对《仪礼》更加的漠视。所以到朱熹生活的时期，礼制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于婚嫁之礼、丧服之礼的破坏。

宋高宗去世的时候，宋孝宗为其服孝三年，下诏说：“大行太上皇帝奄弃至养，朕当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讨论仪制以闻。”并且确实这样实行了，史书评价称：“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但是到了宋宁宗的时候却发生了变化。宋宁宗是宋光宗之子，宋孝宗之孙，宋孝宗死时，宋光宗虽然在世，但是病重无法处理朝政，于是传位给了宋宁宗。按照礼制来说，宋宁宗要代替宋光宗为宋孝宗服丧三年。但是宋宁宗却没有这么做，“有司请于易月之外，用漆纱浅黄之制，盖循绍兴以前之旧。”朱熹认为宋宁宗这样的做法违背了礼制，应当效仿宋孝宗的做法。不仅仅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存在这样的状况，民间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朱熹赴任过的泉州同安县、漳州都出现了礼制缺失。朱熹在泉州同安县任主簿时，发现当地没有一定的婚嫁之礼，他在上奏章时说到“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无婚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其流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无复忌惮。”整个同安县中都没有遵循一定婚嫁之礼，普通百姓因为贫穷，没有经济条件去下聘礼，所以也就无法实行婚嫁之礼。他们基本上都是口头做个约定，然后就成为夫妻，这种现象在普通百姓中比较流行，逐渐成为风俗。但是这种风俗后来逐渐影响到士绅富户，他们也这样做，而且丝毫没有忌惮，这就是不能接受的了。任知漳州时，朱熹也发现漳州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临漳素号道院，比年风俗寖薄。先生以民未知礼，至有居父母丧而不服衰绖者，首下教述古今礼律，以开喻之。又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掲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训子弟。其俗尤崇尚释氏之教，男女聚僧庐为传经，防女不嫁者私为庵舍，以居悉禁之，俗为大变。”漳州地区在丧服之礼方面十分缺乏，当地有父母去世的时候，子女却不服孝。此外还有男女到了适合婚嫁的年龄，却不婚嫁，而是信奉佛教，男子出家为僧，女子结庐为庵，这都是违背了婚嫁之礼。朱熹认为，漳州地区没有婚丧之礼，不仅仅是礼制缺失的问题，还和他们受宗教影响有关。信奉宗教就会舍弃人伦关系，对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关系漠视，所以就会缺乏婚丧之礼，从而影响对礼制的遵守。

礼本来就是对于内在的约束，没有外在的强制约束力，所以需要人们自觉遵守。而朱熹所在的南宋，无论是帝王大臣还是寻常百姓，对于礼制都不清楚、不遵循，所以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秩序。

二、朱熹对婚丧礼制重要性的认识

婚礼、丧礼都是五礼之一，并且与其它礼制相比，婚礼、丧礼适用于所有人，上到天子诸侯，下到普通百姓，所以规范婚丧礼制是十分必要的。朱熹说：“窃惟礼律之文，婚姻为重，所以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原。”朱熹认为礼制之中，关于婚姻的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婚姻是一个家庭的开始，夫妇之间的关系确定了，然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也会随之确定。这样社会伦理中最基本的关系也就确定了，然后社会风俗就会随之改变，这样社会才会稳定。如果任由礼制的这样破坏下去，不仅会损害国家法制，还会导致社会混乱。所以朱熹才说：“其弊非特乖违礼典、渎乱国章而已，至於妬媢相形，稔成祸衅，则或以此杀身而不悔。习俗昏愚，深可悲悯。”这样的习俗继续下去，会导致寻衅滋事，并且最终会伤害到个人的生命。所以为了维持伦理秩序的稳定，必须要维护礼制，并且严格规范婚嫁制度。

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特别强调三年之丧，孔子的弟子宰我曾经提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宰我从实际功用的角度提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不理事务会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进步。但是孔子从道德情感的角度对宰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孔子认为“‘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孔子十分注重礼，一直以来维护的是礼的正当性。但是到了汉代汉文帝那里就开始以日易月，缩短丧期。“然自汉文短丧之后，历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汉文帝缩短丧期之后，后来的统治者也开始效仿他，所以汉文帝之后的统治者也就没有守丧三年之礼了。朱熹认为帝王这样做是不对的，帝王作为表率，不能按照丧礼行事，缩短丧期，那么下面的群臣，甚至普通百姓必然也就不会再遵守丧礼。做为君主，却违背丧礼，那么必然会给百姓带来不好的影响。一方面，君主的德行有亏，百姓内心肯定就不会认同君主，君主制定的政策也不会得到有力的推行，国家发生大事，百姓也不会站出来维护君主的统治。另一方面，所谓上行下效，百姓看到君主这么做，那么必然也会跟着这么做，从而导致整个国家人心败坏，社会必然也就不会安定。而原本宋孝宗时期已经恢复的三年之丧，到宋宁宗这里又不遵守，这样的朝令夕改，也会使百姓对于朝廷的威信产生怀疑。所以朱熹才会说：“不唯上违礼律，无以风示天下，且将使寿皇已革之弊去而复留，已行之礼举而复坠。”国家失去威信百姓就不会服从，就会发生混乱，并且失去民心，最终会危及统治秩序和国家的安定。所以朱熹十分重视丧礼，他认为丧礼的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守丧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礼制确实所带来的道德败坏和社会混乱的问题。正如孔子所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如果对于生养你的父母都没有感恩之心，这样的人必然是缺乏道德的。如果社会上人人都没有对父母的感恩之心，肯定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南宋时期国家动荡不安，所以礼制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礼制给人们树立了应该遵守的道德的标准，而且约束了人心，减少了社会混乱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朱熹规范婚丧礼制主张与措施

儒家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通过品德的教化，以及礼制的维护，得以实现。礼仪制度的制定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给人以精神上的引导和社会生活上的指引。孔子面对周王室衰微的情况主张复兴周礼，而朱熹在面对南宋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的时候，想到的同样也是复兴礼制。朱熹对礼仪规范的重视，一方面与儒家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家学有关，在朱松的教导下朱熹对“礼”也特别重视。朱熹编纂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和礼学相关的《诸家祭礼考编》，这对他后来重视婚丧礼仪规范都奠定了基础。在婚丧礼制缺乏与混乱的情况下，朱熹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规范婚丧礼制。

首先，针对普通百姓对于婚丧等礼制的不了解，朱熹通过整理一些相关的著作进行推广。他认为如果要思想礼制规范，首先就要让百姓对礼制有一定的了解，而传统的礼书一般说来相对比较繁杂，普通百姓不易理解与执行。所以朱熹自己编纂了通行易懂的礼书，用来教导百姓。百姓首先知道了礼是什么，才能够去遵守它。绍兴二十五年,朱熹任泉州同安主簿“先生至，求《政和五礼新仪》印本，於县无之。乃取《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更相参考。书成礼仪衣服器用等图，训释辨明，织悉必备。俾执事学生，朝夕观览，临事无舛。”同时奏请朝廷申严婚礼,“检会《政和五礼》士庶婚娶仪式行下,以凭遵守,约束施行”。又作《民臣礼议》，提出“莫若取自州县官民所应用者，参以近制，别加纂录，号曰《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锓板模印而颁行之州县”。非常可惜的是，在同安所作的这一部书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朱熹撰写的《赵婿亲迎礼大略》保存了下来，成为了后世婚嫁之礼的重要参考。“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日后，朱熹进行了一系列的礼书编撰工作，尤其是在朱熹的晚年更是如此。

其次，朱熹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婚丧礼制。礼书制定完成以后，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推行的问题。儒家始终坚持从上到下的行政方式，认为最好的为政方式便是君主做到修身养德，然后影响百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朱熹也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朱熹以为君主德行端正，百姓必然就会效仿，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君主做到了遵守礼制，就能够推广于百姓。因此，朱熹希望君主能够以身作则，为天下万民做好表率：“欲望陛下仰体寿皇圣孝成法，明诏礼官稽考礼律，预行指定。其官吏军民男女方丧之礼，亦宜稍为之制，勿使过为华靡。布告郡国，咸使闻知。庶几渐复古制，而四海之众有以著於君臣之义，实天下万世之幸。”

再次，朱熹通过“父老解説，以训子弟”方式在基层进行教授与实施。朱熹认为以一己之力是无法做到教授全部的百姓懂得礼制的，毕竟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朱熹主张通过先教授地方乡贤族老礼制，然后经由他们再传授给乡中的子弟。民间乡贤族老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而且威望一般都是比较高，所以通过地方乡贤族老的力量，更能让地方的百姓愿意接受，可以使礼制得到更快的推广。同时，宋时，大多官员是外籍，对当地的文化风俗不会很了解，在礼制推广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误解和摩擦，可能会受到当地百姓的抵触，所以运用乡贤族老在当地的名声和威望，使事情得以更好的实施。当然，朱熹也并不是要求百姓完完全全地按照制定的礼制来做，而是要求他们首先对礼制有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循序渐进的遵守。而对于学校学子，则主要通过训诱子弟方式进行。“时诣学校，训诱诸生。如南康时，其至郡斋请业问难者，接之不倦。又择士之有行义、知廉耻者，使列学职，为诸生倡。”朱熹亲自到当地的学校、书院中为学子讲学，推广礼制，并且选择一些在这一方面做的杰出的学子作为表率，让他们再教导其它的学生。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教导起来并不是很困难。

最后，朱熹提出通过官府法规来监督具体礼制的实施。礼制和法制的作用不同，礼是一种内在的规范，只具备道德的约束力，并没有什么惩罚措施，强调的自觉遵循。而如果要改变在当时已经流行多年的风俗，推行礼制，仅仅靠自觉遵守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政府采取措施保证礼制的推行。朱熹以为具体礼制实施必须由官府来监督，通过颁布法条，约束实行。法是外在的规范，具有强制性。“欲乞检坐见行条法，晓谕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检会《政和五礼》士庶婚娶仪式行下，以凭遵守，约束实行。”官府首先要“见行条法，晓谕禁止”，明令禁止那些不经过婚娶礼俗便私下结为夫妇等不合乎礼制的行为，依照礼书的要求，对当地士庶婚娶仪式行为进行监督。礼制本身只是用来约束人心而已，所以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朱熹用外在的法制强制措施来保证政策的实施，这样才能改变当时的婚丧礼制，保证礼制得以更好的实行。朱熹通过礼、法并用，在当地礼制推行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朱熹关于礼制推行的一系列主张与措施，对当时婚丧礼制起到了一个明显的规范作用。朱熹在漳州推行婚丧礼制之后，漳州“俗为大变。”原本当地百姓都缺乏对父母的感恩之心，不给父母守丧，而青年男女多崇奉佛教，出家为僧，结庐为庵，从而使当地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生产力水平低。在朱熹推行礼制之后这些风俗都得到了改变，再配合朱熹的其它措施，从而直接改变了当地的民生状态。朱熹的主张与措施，也对朝野上下产生了影响。如丧礼的实施，“自孝宗以降，外庭虽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实行三年之丧云。”丧礼得到推行，可见是除了宋孝宗影响的原因，朱熹的上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朱熹在同安县任满之后，当地百姓对他的政策也特别感恩，“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怀其惠，相与立祠于学宫。”可见朱熹在当地推行礼制教化，百姓还是接受的，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