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考古学家发掘唐代东都洛阳宫城的崇庆门遗址，发现两条平行车辙，辙距约为1.4米，在崇庆门相对的宣政门，发现的辙距约为1.2米，而此前在洛阳永通门，还找到过辙距为1.25米的轨迹。

这么一算起来，当时马车车厢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即便是轮距1.4米的马车，比起今天的A级车还会要窄一些，至于轮距1.2米的马车就更小了，也就够一个人舒舒服服地坐在里头，多添个人都嫌挤。

皇帝当然可以坐很大的“辂（lù）车”，唐代皇家工匠的造车水平极高，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大驾玉辂，唐高宗时造，至今进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记其数，至今完壮，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摇。庆历中，尝别造玉辂，极天下良工为之，乘之动摇不安，竞废不用。元丰中，复造一辂，尤极工巧，未经进御，方陈于大庭，车屋适坏，遂压而碎，只用唐辂。其稳利坚久，历世不能窥其法。世传有神物护之，若行诸辂之后，则隐然有声。 

意思是唐高宗时期打造的一号专车，工艺精湛，质量极好，几百年间不停使用都没见坏，宋代的工匠都仿造不出来，于是北宋皇帝出行，都乐意坐这辆老爷车。

有意思的是，古人想到的评估行车舒适度的方法和今人如出一辙，都是倒杯水搁在车身上，看是不是会洒出来。

唐高宗若是知道这事儿，兴许会一脸鄙视，因为他嫌车子又闷又颠，往来出行，能坐轿子的，绝不乘车。估计也是因为他对车辆极端挑剔，才会逼着将作监的大师们造出这样的神作。

至于普通人就没这么舒适了，车和马都是正经的消耗品，细细盘算起来，拉车的马本来就不便宜，配套的车、车身装饰、马料、马厩，乃至马夫、车夫，都是钱，所以能乘车出行的，也只有高级别的官员。韩愈坐着高大的马车去拜访李贺，李贺专门写了一篇《高轩过》，标题里头隐藏的信息，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等级。低级官员可能以骑马为主，白居易做官之后，养了两匹马，还乐滋滋地写进诗歌里，这种感受和今人买了新车是一样的。

诗人杜甫年轻时候很是逍遥过一阵，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家中财富可以供他骑马到处游乐，公子哥儿杜甫想必不会选择低矮的蒙古马，更有可能骑着体型较大的河曲马，这样才能显身份，何况他是骑马去飞鹰走狗打猎的：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

在开元盛世中长大的杜甫肯定对马很了解，他写过一篇《沙苑行》：

君不见左辅白沙如白水，缭以周墙百馀里。

龙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称献于此。

苑中騋牝三千匹，丰草青青寒不死。

食之豪健西域无，每岁攻驹冠边鄙。

王有虎臣司苑门，入门天厩皆云屯。

骕骦一骨独当御，春秋二时归至尊。

至尊内外马盈亿，伏枥在坰空大存。

逸群绝足信殊杰，倜傥权奇难具论。

累累塠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纵超越。

角壮翻同麋鹿游，浮深簸荡鼋鼍窟。

泉出巨鱼长比人，丹砂作尾黄金鳞。

岂知异物同精气，虽未成龙亦有神。

几乎把马夸到天上去了。这种对马的痴迷，也是唐代诗人的一个特点，此前南朝的门阀世家子弟，娇弱不堪，甚至有听到马鸣而惊悸不已的。而往后到了南宋，士人们崇尚坐轿子，对待马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骑马这样的剧烈运动，一般人接受不了，自然也就被排除在诗文之外了。

杜甫在长安做了很多年京漂，后来钱花光了，出行只能骑驴，他写道：

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平明跨驴出，不知适谁门。

个中滋味，大概和今天人们开个三蹦子上街感觉是差不多的。

南人乘船，北人乘车。杜甫晚年流离南方，从蜀地到湖南，大多时候都是乘船，其实以平稳程度而言，乘船大概是最舒服的，唯一不靠谱的是天气，杜甫最后死于湘江孤舟之上，也许是钟情于骏马的他不曾想象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