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还王圆箓以本来面目

     ——陈华长篇小说《敦煌道士》读后

一个人，被专家和学者诠释多了，就成了概念或脸谱，王圆箓即为一例。自敦煌藏经洞的文物问世，一触及到敦煌遗书，王圆箓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众所一致对待他的方式是口诛笔伐。

历史往往比藏经洞的文物更为复杂。王圆箓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沉潜下来，解读敦煌遗书，解读王圆箓，我们会被一种惊悸和愤懑所环绕。剥茧抽丝，还原一个真实的、世俗的王圆箓是困难的。陈华先生就此做了一番努力，他精心奉献的长篇小说《敦煌道士》，力图立起一个摇摆在特定时代的人物形象。30万言的长篇小说，围绕王圆箓的如此种种，展现了一轴时代画卷。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道士，因了敦煌遗书，成为一个复杂的再不能复杂的文学形象，陈华笔下的王圆箓终于得到了还原。

历史小说的背面，往往是体量庞大的史料。

解读长篇小说《敦煌道士》，先得解读陈作义先生的《敦煌失宝记》。按体裁分类，《敦煌失宝记》可归于纪实文学。陈作义先生是陈华的父亲。父子俩一往情深，都对研究敦煌遗书的走向投注了极大的心力。作为报人，有其天然的敏感，陈作义先生编著《敦煌失宝记》，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梳理线条。一条线索是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纷至沓来的考古探险的外国专家学者，无所不用其极，哄抢诈骗成为惯用手段，窃取了数以万计的敦煌国宝，代表人物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第一个走进敦煌莫高窟的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古川小一郎、橘瑞超，美国的华尔纳，俄国的哥萨克人俄登堡等，他们都像狼一样闪着攫取的目光；另一条线索是中国的官员们，从县令、道台、藩台、巡抚到京城大员，各怀心事，对敦煌遗书漠然处之。夹在中间的王圆箓，有兴奋有忐忑，有狂喜有不安。一部《敦煌失宝记》，解析着王圆箓，也解读着国人心中的长痛。

学界的热析，毕竟与普通读者有一定的距离。陈华先生秉承家学，凭着对敦煌遗书的一腔爱心，毅然投入了长篇小说《敦煌道士》的撰写当中。父亲留给他的，不仅是《敦煌失宝记》，还有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

父子接力，都想接近另一种真实，只不过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长篇小说《敦煌道士》更容易让读者明了敦煌失宝的真相。杨秀才、赵四爷、刘茵茵、张守义、吴秀梅、奥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华尔纳、俄登堡、知县、道台、藩台、京城大员等，一个个粉墨登场。他们之间，杨秀才为抄录师爷，赵四爷为工头，刘茵茵为从良的娼妓，张守义为暴富财主，吴秀梅亦情人亦帮工，他们串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为生存而不惜各展心计的群体；知县，道台，藩台等官员又为另一个阶层；奥布鲁切夫等是外侵者的代表。斯坦因等人虽不是一个团伙，但他们有着相同的目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图像：民众的无助、土匪的肆虐、官员的渎职、外侵者的嘴脸，都围绕敦煌遗书展开。肃州、莫高窟、藏经洞成为地标。作者竭尽所能撇开脸谱，活灵活现地让人物根据角色自己表演。

陈华先生谙熟河西风情，对民俗有着深入的了解，加上媒体人的执著，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和人物。王圆箓曾为兵丁，后出家为道，呆在佛窟却俗身修道；生在湖北，行伍于肃州，又出家太清宫。王圆箓的唯一梦想，就是建造一座五层楼阁，这也是他的精神归属地。灵魂的拷问，对他来说是个复杂的命题。他的简单想法中注入了太多的东西，这不是由他承载得了的，他只有周旋在各色人物当中，用他的狡猾和执著一步步来实现他的梦想。

藏经洞早已不是秘密，王圆箓也不是秘密。切肤之痛在于敦煌遗书、遗画的外流，历史不好假设，但王圆箓却是真实的存在。这部首次创作的以王道士为主的长篇小说，对人们更好地了解敦煌失宝的真相有着积极的意义。它的好读在于接地气。细节的铺陈、语言的诙谐背后存有严肃的主题。一个时代永远远去，但一个真理却永存：只有国家强盛，一个国家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