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初，英国人有了《大宪章》之后，英国政治，便渐渐地出现了一种三角形的模式：

法律高高在上，国王与议会（由贵族、市民代表组成）分居两旁。

议会要服从国王，国王要服从法律，而法律却又要服从议会（因为法律是议会所制定的）。

余定宇先生说，在这样一个“铁三角”里面，英国法官们便有了两个上司：

一方面，要绝对忠实于法律（其实即是要忠于议会）；另一方面，又要绝对忠实于国王（因为法官是国王任命的）。

而夹在这两个上司的中间，如果二者相安无事的话，那么，法官的仕途便会一帆风顺。但如果这两个上司是吵闹不休甚至是拔刀相向时，那英国的法官们，就会经常面临着被炒鱿鱼甚至是上断头台的噩梦。

不幸的是，在英国历史上，这两个上司之间种种残酷的斗争却是连绵不断的。

1532年，英王亨利八世宣布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会而独立，并同时颁布法律规定：基督教圣公会（新教）是英国的国教，一切信奉罗马天主教（旧教）的人都不能担任国家的公职。

但英国的君主，却经常出于政治或外交的需要，要迎娶旧教的法国、西班牙等王室公主作王后。

每当这时候，英国人就会因这点“小事”而掀起轩然大波。议会会打着“保卫法律”的堂皇旗号去反对国王，而国王又会打着反对“宗教歧视”的旗号去残酷地镇压议会。

有时候，你真的很难分得清楚，正义究竟在谁的一方。但最后，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倒霉的，总是那些正直的法官们——他们有的被杀，有的被撤职，而更多的，是一次又一次，为保住饭碗而被强迫改变宗教信仰。

在那些悲惨的年代里，司法不能独立，法官的命运要随波逐流，人鼻息，那么，“司法公正”这4个字又从何谈起？

1616年，英国普通法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爱德华·科克审理了一宗钱债案：

某甲告某乙借了一笔钱不还，而某乙却答辩说这笔钱早已还清，是一时大意，把收据弄丢了。科克二话不说就判某乙还钱，而且还讥讽说：有谁会像你这么笨，把这么重要的证据弄丢了？某乙苦无证据证实自己的清白，便只好忍气吞声地又还了一次钱。

但不久，某乙又忽然找到了收据。为讨回公道，他向衡平法院起诉了某甲。衡平法院的大法官艾尔斯密细听情由，证据确凿，便同样干脆地推翻了原判、改判某甲向某乙退还款项，并处罚金。

这一件案子真相大白，处理得公平合理，本来已经是到此为止。但心胸狭隘的科克却大动肝火，他向衡平法院发出严重抗议，说衡平法院从来就无权推翻普通法院的判决。

但艾尔斯密却反唇相讥道：我并没有对你的法院下禁令，我只是对某甲下禁令，禁止他“因同一债权而收取两次还款”。于是，科克到国王面前，请求詹姆士一世裁决。

詹姆士一世本是个好吃懒做、除了整天说些什么“君权神授”、“君主至上”的胡话之外便是什么也不懂的家伙。不过，他有一位优秀的首席大法官——培根。

在培根的指导下，詹姆士一世作出了这样一个英明的裁决：

“在今后的案件中，如果普通法与衡平法的规则发生冲突，衡平法优先。但只有普通法未能提供（对当事人）足够的救济时，衡平法才能干预普通法。”

这样，这场“一国两法”的碰撞，最后以衡平法院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在英国立法史上，双重司法体系并存的现象，是由它特殊的国情所形成的。

12世纪时，亨利二世用“普通法”来统一了英国各地的习惯法。但后来，普通法僵硬保守的诉讼程序无法适应英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国王于是另立了一个“衡平法院”。该法院的程序简单，受理方便，对“法无明文”、“史无前例”的案件，法官可根据“公平正义”和“自由心证”的原则去进行裁决。

平心而论，培根在这宗案子上的裁决是正确的。他确立的“衡平法效力优于普通法”的司法原则，将罗马法的“公平正义”内核在英国法中发扬光大，较好地协调了这双重司法体系的运行。

但科克这位自视甚高却心胸狭窄的法学家不服，他向议会投诉，大骂培根教唆国王“凌驾于法律之上”。于是，议会便发怒了。他们决定要教训一下这位“越位”的国王。

他们指控培根以前曾在主审案件时收受过当事人的酬金（其实当时人人都这么做），犯了“受贿罪”，判决将他囚入伦敦塔终身监禁，永远剥夺一切公民权利和公职。

幸好詹姆士一世这只蛮牛奋起“抗法”，赦免了培根，但英国的法律界，从此便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法官。

在后来的岁月里，英国法官的命运更惨。

在1640年爆发的英国大革命里，无论是国王或议会、革命党或保皇党、基督徒或天主徒，谁上台，谁都胡乱地逮捕人、鞭打人、不经合法审判便处死人。反对这种无法无天行为的法官们，大都被当权者们无法无天地吊上了绞刑架。

这种“革命的混乱”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至1688年，詹姆士二世的女婿一一荷兰亲王威廉趁乱攻打英国，全英国早已厌倦了“革命”的军队、老百姓却打开城门，热烈欢迎这位侵略者。

詹姆士二世见大势已去，便独自一人出皇宫，把历代英王传下来的玉玺丢进了泰晤士河里，然后仓皇逃到法国。

威廉亲王不费一刀一枪，不流一滴血，便登上了英国的王位。这件事，英国历史书上称之为“光荣革命”。

余定宇先生说，在这场闹剧似的“光荣革命”中，有一点倒真的是很光荣的：

第二年，即1689年，威廉三世就在金碧辉煌的西敏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除双手接受了议会代表奉送的王冠之外，还从议会代表的手上，接受了一部世界历史上光耀千秋的“权利法案”。

这部世界首创的宪法性文件上明文写着一条：

“司法独立，法官在表现良好的任期内不得任意解职！”

从此以后，英国的司法文明又跨出了一大步！

今日英国的高级法官们，不仅任期实行终身制，而且，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年薪还达到20多万英镑，与内阁首相相等。

“光荣革命”，不仅是英国法官们的吉星，而且，它还是全人类法律制度的福星。

它使司法独立的原则从此风靡全球，使一个国家的司法权，脱离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干预，而能真正开始公平正义、不偏不倚的审判。

“法官只有一个上司，那就是法律！

法官只忠于一个上司，那就是法律！”

而为了实现古代西方法律格言这一个心愿，英国的法官们，已经流了近500年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