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14日在线上召开，多位顶级专家展开探讨。信息量大。整个论坛时长超9个小时，文字篇幅有限，建议大家可以去视频号看看回放。
林毅夫：总有一天中国的经济总量会是美国的2倍，那时美国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
林毅夫指出，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200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是6.9%，2018年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6.8%，增加了9.9%。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新兴国家如何在新世纪中实现这一点？林毅夫表示，是因为新兴经济市场拥有后入者的优势，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低很多；同时也可以从全球化当中受益，全球化使得新兴市场有足够的市场发挥他们的竞争优势。
他指出，在全球版图的变化当中，最大的输家是美国，因为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经济体。到2014年时，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同时，林毅夫也指出，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经济规模是最大的，但是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更高。面对当今的情况，对于中国来说接下来何去何从最好的战略是什么？林毅夫给出两个建议。
第一条建议，希望能够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
林毅夫指出，中国正处在迎头赶上的追赶状态中，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四分之一的水平，美国在人均GDP和科技人均占比两个方面更高。但是中国正不断地大踏步迎头赶上，有个后发者优势。
他分析指出，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类似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这种后来居上模式的国家的经济增速有8%-9%。对中国来说，每年有8%的经济增长潜质。与此同时，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来算已经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很高的国际经济占比份额，并且有较好的政治环境保证它的稳定增长。
林毅夫认为，中国应该发挥这些优势，保持动态经济增长。
第二条建议，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
为什么这样建议？第一，林毅夫指出，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们能够保持经济8%的潜在增长率，并且每年实际可以实现5-6%的增长。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样高速增长，将会持续地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每年继续给全球至少贡献四分之一的增长甚至更多。
第二，林毅夫指出，中国不仅仅是按照购买力评价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现在中国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另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所以在全球你可以算一下，对于全球90%的国家来说中国要不然就是他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国，要么就是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国。”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贸易是一个双赢的东西，尤其在当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之下，大家应该实现1+1大于2的共赢，所以他建议中国保持高速动态经济增长，并且保持开放型的改革态度。
最后，林毅夫指出，中国人均GDP占美国的50%，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是美国的4倍，总有一天会是美国经济总量的2倍。
“那一天到来了，美国将不得不做一个平衡和抉择，必须跟中国做贸易，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尤其只有跟中国打交道，才能维持自己的就业率，才能确保他们的国家有获益，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这样树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稳定和平的新秩序。”林毅夫最后说。
黄奇帆：要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否则股市就会变成垃圾股的天堂
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
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仅次于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但是资本市场应有的功能，资源优化配置、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还没有彰显出来。20年来，我国GDP翻了三番，但资本市场20年前是2000多点，现在还是2000点-3000点，几乎没怎么增长。
什么原因呢？他认为有三个薄弱环节。
从融资端来看，现在进行了注册制改革，上市公司数量已经突破4000家，上市公司的数量增长很快，但市场加速扩容下，存量资金分流明显，“抽血”压力很大，场外资金迟迟处于观望态度，由此也会导致股票市场存量资金进一步分流。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说要发行、停顿、发行、停顿，把上市的数量控制住，而是关键要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我国股市IPO刚性兑付，要实现优胜劣汰，有进有出”，黄奇帆比喻说，呼吸呼吸，要有呼有吸，如果只进不出，那么股市就会变成垃圾股的天堂。
他建议，要保持股市的优胜劣汰，即保持上市、退市股票数量的大体持平。“比如说美国在2010年到2015年五年里，新股上市了1500多家。退市也退了1400家，这就形成优胜劣汰”，反观中国股市，“现在4000多家，是不是再过十年变五千、六千、七千呢？”
“我最近注意到证监会加快了退市制度的建设，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
从投资端来看，长期投资资金占比较低。黄奇帆说，由于我国资本市场长期的高波动性特征，缺乏稳定的财富效应，因此，居民的资产、长期资金，包括很多机构也不大敢把自己的资金投入股市，而且往往都设定了很多对股市投资比例的限制。
他以美国做对比，美国的机构投资在总市值中占比约60%，而中国机构投资只占总市值的13%，A股机构化程度显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黄奇帆称，企业年金、国家社保基金、商业保险基金可以构成中国版的401K社会保障制度，在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为股市经济发展积累长期基金。
从机构端来看，黄奇帆直言，我国证券公司的综合实力、竞争力都不高，证券行业集中度很低。而且公募基金行业也同样面临结构性问题——货币基金的规模占比90%，投向股票的资金规模仅占10%，而国际上一般是50对50。
“我们的公墓基金都不往股市里投，那就成问题了。导致公募基金长期价值投资能力和专业定价能力没有充分体现对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贡献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效率，也没有达到公募基金应有的水平”，黄奇帆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黄奇帆认为，关键就是壮大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力量，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运营公司、产业引导基金、外资机构等等。
黄奇帆直言，公募、私募、保险资金真正投资到股票市场只占基金总量10%，是过于保守了，“这些本身代表政府主导的机构，本身对股市就不敢投，没信心，那让全国股民、散户投资者去干这个活，情何以堪呢？”。
黄奇帆在圆桌讨论时表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
其中，黄奇帆指出，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目前，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在他看来，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
李迅雷谈房贷负增长：居民现在宁可把贷款还了，也不太愿意借贷款
建议财政政策要继续加大用于消费方面的力度。
如何畅通内循环？李迅雷指出，我们目前来讲在畅通内循环主要还是通过基建投资，这方面力度非常大，政策也非常明确。但是如果单单靠基建投资让内循环完全畅通起来还是不够的。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了9.3%，尤其是基建投资出现比较强劲的回升，地产和制造业的投资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是基建投资能持续多久？他表示，过去基建投资民间资本参与率比较高，但基建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地方政府专项债还在增长。这个时候如果继续投资，可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会越来越高，他强调，要充分估算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疫情冲击非常明显，无论是必需品消费还是可选消费品都出现了明显回落，4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公布，金融数据公布了，居民贷款房贷也出现了负增长，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负增长，而且负的幅度非常大。居民现在宁可把贷款还了，也不太愿意借贷款，地产的销量各方面也是明显走落。
他表示，内需主要靠投资和消费。投资目前来看，基建投资担当重任，但是消费引擎还没有启动，外资更加受制于海外的需求，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外部整体需求也会走弱，我们4月份美元计价的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因此促消费意义还是非常重要。促消费来讲，无非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面对现在这样一种结构性问题，它的作用有限。
对昨天的金融数据，解读也是非常多，无论是居民的信贷还是企业的信贷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回落，在目前美国加息背景之下，降息的空间也是有限，所以总体来讲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货币运作政策，同时，央行的货币投放力度也处于历史低位。
财政政策应该非常积极，和去年相比财政支出的增速从广义上来讲在10%左右，去年只有0.3%，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也是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问题在于我们财政投入上，主要是要确保主体也就是企业主体对就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对于财政支出直接用于消费领域投入偏少。他建议是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可以发消费券。美国在2020年疫情大爆发的时候主要是通过直接发美元的形式发钱给居民家庭，这个没有消费券有针对性。
李迅雷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几个拐点已经出现了，比如人口老龄化的拐点，今年的总人口有可能出现历史上首次的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已经持续了10年，与此同时房地产的拐点也出来了。所以，过去的增长模式现在很难再持续了。内需除了靠投资拉动更多靠消费拉动，消费的作用比基建投资的作用会更大，因为基建投资面临找好项目越来越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一定要增加我们的消费。
目前中国的消费从总量来讲可以的，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大，这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消费升级这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但是我们居民家庭更多用来投资，用来买房，所以存在消费率过低问题。
比起美国、法国、日本、越南、泰国、印度、波兰、巴西这些国家，我们的消费处于谷底，这几年消费率是上升的，但是总体过低，我相信今后随着房地产投入的减少，消费率有可能会有所上升。但是仅仅靠这一点此消彼涨不足以拉动整个消费的高增长，今年的表现比较差的是消费，通过我们对于居民的补贴，通过政策财政加大出消费方面的投入，这方面可以改善。另外一方面是结构问题，结构是长期问题，我们居民消费率为什么低，跟居民的收入结构有关系，我们的收入结构里面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速，在过去5年当中明显超过中等收入组的10个百分点以上。
我们能不能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革？从美国联邦政府的各种税收比重来看，你会发现个税的占比是47%，2021年我们的数据中，个税占比只有7.3%，难以有效对中国高收入组进行有效的征税，所以改革势在必行。另外第三次分配要增加企业责任，增加企业的慈善事业，多种举措共同发力对我们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提高中等收入组的收入水平，这样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李稻葵呼吁发现金：60亿就可给上海弱势家庭兜底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出席并演讲。
李稻葵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国内的风险挑战也非常多，当前情况下，要想应对好挑战，最重要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好自己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最好方式”。
那么，如何做好自己的事呢？李稻葵认为，首先是要好好控制疫情，他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对于如何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他以“人均寿命”做了对比。“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1949年35岁人均寿命提高到今天的77岁，过去30年我们每年提高了99天”。
“百姓过生日的时候要记住，过完这个生日，虽然年长了一点，离最终的生命终点接近了，但实际上，经济发展让你延缓了99天”。
李稻葵说，从平均寿命维度来看，过去两年的抗疫是有成绩的。“过去两年（抗疫的）伟大胜利，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十天，平均每年5天”。
他引述复旦大学的研究称，如果抗疫做不好，不坚持严格的抗疫，可能会丧失155万条生命。“大部分可能是中老年人，把这个算下来，摊到每一个人，平均寿命就会减少了4天”，李稻葵强调，不谈经济账，完全“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都是客观的数据。
李稻葵认为，经济发展，进而提高生活水平是增加人均寿命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了，就可以提高公共卫生投入、提升科技进步水平、提高教育水平、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
李稻葵称，过去的30年间，人均消费上升或者下降一个百分点，可以带来人均寿命10天的上升或者下降。“我们不谈庸俗的物质消费，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是延长平均寿命，1%的人均消费增长能给提高每年10天的生命，十天相当于通过抗疫挽救了400万的生命”。
回到抗疫，李稻葵认为，存在两个战场。一个战场是要保住疫情不扩散，其直接目标是减少生命损失。“保证疫情不扩散是在争取时间，等待特效药，等待更好的疫苗”。
“最危险的、容易感染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我们要争取时间给爷爷奶奶、年长的父亲、母亲，给他们创造条件，劝他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打疫苗，或者建立针对老年人医疗体系”，李稻葵还呼吁相关医疗部门把老年人，把有身体基础病的人放在首位，我们争取时间筑牢他们的防护线。
第二个战场是保经济。这包括了产业链的发展，“此时此刻，很多工厂不能完全复工，复工也不能完全复产，我们不能自毁长城，只忙着减少感染，把产业链忘记了，保护产业链就是保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李稻葵强调，不能只盯今天也要看明天，明天的收入也很重要，所以产业链一定要保住。“一线工人能不能暂时集中起来建板房，不要居家隔离，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生产一边隔离。”
如果能够保住生产线，保住产业链，把潜在GDP增长速度保持住，由于消费跟经济基本同步，人均消费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折算成寿命是能够增加6天。
此外，保消费也很重要。李稻葵称，由于受疫情影响，老百姓的消费是下降的，不仅因为网购做不了，而且还有很多百姓的收入在下降，导致了消费下降，并且这种消费下降有惯性的。
“我们做了个数据研究发现，今天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会有心理的阴影”，怎么办？李稻葵说，为了保居民消费，物流一定要畅通，更重要的是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他以上海举例，2500万市民，如果平均一家4口算，那么大概有600万个家庭。“政府能力这么强，600万家庭里面收入最低的10%，选出60万家庭，每一个家庭给一万块钱现金，60万的家庭就是60亿，特斯拉一年交给上海市政府，按照原来的预测明年是20个亿，上汽比这个多，上汽一年交的税在150个亿以上，拿出上汽集团交税的60个亿给最穷的10%家庭补助，同时给被集中起来需要隔离的人现金补助，通过这个方式稳住未来的消费，不要产生心理的阴影，稳住未来的消费就是稳住健康”，李稻葵建议。
“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即保经济就是保生命，稳经济就是保生命，所以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做到位”，他说。
盛松成：有些消费失去了很难弥补，我三个月没理发了，但解封后不可能一个月理三次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盛松成出席并演讲。
盛松成表示，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二季度，消费恢复可能较为缓慢，并且，疫情阻碍了房地产业复苏态势。他认为，目前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的两个事件是俄乌冲突和疫情，后者是更为受到人们关注的。
盛松成表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运行好于预期，但是新冠疫情的反复给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最近疫情的形势，严重影响了我国核心城市的运行。“不像上一次疫情主要在武汉，这一次疫情是在长三角、珠三角，尤其是长三角上海的影响，对外的影响也非常大”。
据盛松成预计，我国二季度经济增速在1.7-3.2%之间，“这个宽度比较大，但是其中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在2.1%左右”。他分析称，如果二季度经济增速在2.1%左右，那么上半年GDP增速预计在3.5%左右。从全年角度看，如果三季度能达到5.5%，四季度达到6%，那么今年全年GDP还是有可能达到5%。
“实际上国家定的是5.5%左右，这个左可以5%、右可以6%，所以只要全年的GDP达到或接近5%，我觉得也是基本完成了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他说。
盛松成预计，受疫情影响比较小的地区的政策会提前发力、很快发力。受疫情影响大一点的地区可能还要缓一缓，要到5月下旬甚至到6月份，“但是不管怎么说，下半年我国的经济将明显好于上半年”。
谈及消费，盛松成并不乐观。
他以武汉为例，从2021年武汉疫情以后经济复苏情况看，工业生产和投资在复工复产之后实现典型的反弹。但是消费的复苏很慢，大概持续一年才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为什么？他解释说，消费的恢复缓慢与消费意愿减弱有关。“当年武汉疫情发生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是短期的，很快会过去，但是现在随着疫情的持续，不少市场主体面临深层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而失去的下降尤其是服务消费往往是很难弥补的”。
他以自己的经历举例，“我在上海是很有体会的，我被封了两个月，头发三个月没有理了，如果解封以后，我不可能一个月理三次，所以这些失去的消费就永远失去了。不止这些，包括餐饮、旅游、宾馆等等各方面的服务性消费是很难弥补的”。
据一季度央行的调查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比上个季度增加了2.9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比上个季度减少了1.9个百分点。
盛松成分析称，这里有被动储蓄——由于需要居家，减少消费，成为被动储蓄，还有一部分是主动储蓄，由于疫情的影响，部分人们收入在减少。
“很多普通老百收入是在下降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有个多年前的博士生现在也失业了，他是相当不错的，失业以后没有收入，还要养孩子，我就转了一笔钱给他，大家想想，这么一个大男人，他愿意接受老师转给他的钱，意味着什么？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接受的”。
谈及房地产市场，盛松成称，疫情阻碍了房地产的综合态势。“疫情对房地产的最大冲击在于复苏态势可能因此而受阻，降低了房地产开发增速，严重冲击了房地产销售”。
此外，房地产的行业预期也进一步恶化。“4月份人民贷款仅增加了6454亿元，同比少增了823亿元，其中租房贷款减少了605亿元，同比少增4022亿元，这就说明了居民的消费，也说明了购房的减少”。
盛松成表示，当前房地产业的风险突出表现在债务危机和疫情风险相叠加，头部民营企业的风险仍然在继续，其中二季度大量房企美元债到期成为又一个风险点。
最后，盛松成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房地产调控可以继续放松，比如适当延长去杠杆周期，继续适当放松需求端限制，但是重点城市的放松仍然需要谨慎，要优化预售资金监管。第一、在确保资金用途合理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预售资金的冻结比例，“现在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房地产不要出问题，就把预售资金冻结起来，甚至有的冻结100%，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资金将很难周转”。第二，一定行政区域内，资金可以跨项目调剂。
第二，把基建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推动经济企稳、改善市场预期。“应该加快落实国务院参会以推进，要求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规定的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和专项规划项目”。
第三，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参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予以稳步提升，促进私营经济恢复发展，并积极配合财政政策的落实。
“不惜代价也要把经济搞上去”，他强调。
野村证券陆挺：未来一两个月降息概率上升。幅度或在10个基点左右
降准的空间越来越小了，降息的也不是很大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今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4月信贷数据在边际上降低了未来一两个月降准的概率。另一方面，近期降息的呼声比较高，增加了未来一两个月降息的边际，降息的概率明显上升，但降息面临很多限制，幅度或在10个基点左右。
陆挺表示，在货币政策方面，经过8年多的降准，我们国家商业银行的平均准备金率只有8.1%，很多银行的准备金已经接近5%，所以降准的空间确实越来越小了。降息的空间也不是很大，从外围角度来讲今年美国肯定是大幅加息，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中美利率的倒挂，会有部分的资金从我们国家的债券市场和股市撤出，人民币面临一定程度的贬值压力。另外我们国家的CPI也有一定的上涨趋势，我们国家的存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底以来处于历史的低位，现在要降存款利率的空间不小，不降存款利率只降贷款利率肯定会压缩银行的利差。银行过去这一年累计了一些坏账，这个时候降低利差不是有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另一方面，有效的信贷需求比较弱。4月份的信贷数字，新增的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主要的问题是对银行来讲缺乏高质量的借款人，他们可能不想借钱了，另外一方面面对想借钱的人，银行不敢借给他们，所以现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另外，传统的政策传导机制有些方面失灵了，以前主要靠地产和基建拉动经济，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办法。刚才讲了房地产拉动是很困难的，各地出台很多的政策，房地产起不来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影响很大，基建很难上来，所以整个传导机制现在是面临问题。
最后，怎么样打好政策的组合拳，如何发力的问题。他表示，消费券是非常好的政策，是可以发力的点。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今年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
他指出，保障支出的稳定增长一定要保障收入来源。公共财政收入不够，我们的卖地收入不够，需要通过其他的渠道增加政府可调配的资金，甚至在一定的时候要调整今年的赤字规模。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讲，进入疫情的第三年，很多的家庭还有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大的，突出纾困的重要性，在财政政策方面有些信贷政策向他们倾斜，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比如增加贴息、贷款的担保，在纾困方面给一定的租金的减免、税收还有税费方面的减免力度非常重要。
基建方面加大力度尤其是加大有合理回报基金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优先考虑人口流入地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外贸方面人民币已经贬值了一些，但过去两年升值带来了宽松空间，一定程度是有益的。适时、适度可以通过向市场购汇的方法来释放人民币的流动性，节约降准的空间，同时维持现在人民币的略有贬值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