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简要阐述，以及尽可能地解决，在古德里安死后几十年内依然经久不衰的荼毒

在纳粹巩固政权的同时，卢茨和古德里安一如既往工作着。1933年11月1日，卢茨创建了德国第一支训练装甲连。1934年初，当雄心勃勃的古德里安得到机会，他便亲自为阿道夫.希特勒演示了未来装甲师的雏形。当然，这支训练装甲连配属了当时最新式的I号坦克。据称，当演习结束后，希特勒兴奋地大喊：“这就是我想要的！”不管希特勒是否说了这句话，重要的是古德里安的热情被再次点燃。或许，希特勒将新兴的装甲部队视作极好的宣传工具，它弥补并逐步完善了纳粹的现代化及军事准备形象。现在，希特勒可以谨慎地发动侵略性外交事件，因为就从军备扩张来看，让他手里有了与邻国谈判的筹码，进而巩固了他在国内的权威。事实上，希特勒已经将军队绑上了他自己的战车，允许三大武装力量的所有武器能在极少监督和没有明确战略方向的情况下急速扩张。

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军队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抵御邻国——波兰、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对德国依然不怀好意。因此，一支具有明显进攻倾向的装甲部队明显无法满足德国所需的国土安全需求。作为一名普鲁士人，古德里安自然关注邻国的威胁，这其中尤以波兰为甚。与当时很多德国军官一样，古德里安的构想是利用机械化部队的机动性攻击敌人侧翼和后方，从而达成袭扰或瓦解对方的效果。在这方面，古德里安同样不是创新者，他只是接受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魏玛防卫军中形成的，关于国防军事理论的主流观点之一。

古德里安激进而又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军队内部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因此他开始有意识与纳粹高层接触。例如，古德里安首先就与国家社会主义汽车军团（NSKK）第一任军团长——阿道夫.胡恩莱茵（Adolf Huhnlein）建立了联系。国社汽车军团是党的车辆训练组织，也是党的准军事组织。正是胡恩莱茵，带古德里安参加了纳粹党在1933年的会议，并接受了古德里安在国社汽车军团培训坦克驾驶员的事实。尽管古德里安极力地讨好纳粹党，但在1935年8月，在明斯特拉格（Munsterlager）举行的德国首次装甲师试验演习，却是由陆军中将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骑士（Maximilian Freiherr von Weichs）负责指挥工作。魏克斯后来官拜陆军元帅，他是位致力于推动德军机械化的高级骑兵军官。

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简单地将他所面对的——即反对与支持的局面，描述为以他为首的进步改革派向代表传统的陆军总参谋部（OKH）、步兵，炮兵等部门发起斗争的“英雄故事”。在《闪击英雄》这本书中，古德里安抹黑了时任陆军总参谋长的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上将，称其为“保守的机械化反对者”，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贝克同样致力于发展机械化，但与古德里安不同，贝克主张提升陆军的整体进攻能力，他担心古德里安的一意孤行——即过度索取资源会威胁到如今的平衡。

随着装甲兵的抬头，步兵和炮兵这类传统部门自然会对新装甲兵部门所带来的体制权力挑战感到恐惧，并开始挖空心思捍卫自己的权利。步兵和炮兵要求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即新崛起的装甲兵不仅可以取得军事胜利，同时充分利用本就稀缺的资源，来打造一支具备相当成本效益的部队，这样他们才会考虑冒险向装甲兵倾斜更多的资源。在国防资源稀缺的背景下，如果古德里安的说法最终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虚幻的，那么先前投入的一切成投资都将打水漂。古德里安宣称自己与总参谋长贝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当然，这不是真相，是“纯属夸大其词”。贝克的眼光远比古德里安长远：贝克赞同组建装甲师的想法及其未来的战术用途，并且主张为装甲师配置更重的III、IV号坦克；古德里安则推崇大规模及机动性，倾向于为装甲师配置大量的I号坦克。

在《闪击英雄》（Panzer Leader）一书中，古德里安简单地将这些部门和体制斗争归纳为“传统派”和“维新派”的分庭抗礼。需要指出的是，古德里安对于所谓“对手”的评价并不准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他幼稚的一面。古德里安的激烈抨击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装甲兵的发展。举个例子，骑兵部门自然也有大量军官热衷于机械化，认为机械化为骑兵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古德里安对于一支“没有外人”的装甲部队的愿景十分强硬，因此他也决不向人妥协，甚至也不愿意分享，自然遭致反对。

事实上，阻挠骑兵和装甲兵之间进行合作的，是古德里安对骑兵的反感，而不是骑兵内的“传统派”。骑兵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巨大的创新动力，因为该部门一直在明确自身在未来战争中的定位和方向。并非所有的骑兵最终都会是装甲兵，但必然会有那么几位脱颖而出。事实上，第三帝国在战时，那些尤其成功的装甲指挥官——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埃贝哈德.冯.马肯森（Eberhard von Mackensen），盖尔.冯.施韦彭堡骑士（Freiherr Geyr von Schweppenburg）等——他们都是骑兵军官出身。

古德里安对于骑兵的蔑视，追根溯源，或许是源于一战期间他在第1骑兵军服役时期的经历，这其中包括两起大事件：1914年夏末“施里芬计划”的失败，以及1916年凡尔登战役。这之后，20世纪20年代，古德里安认为骑兵已经过时，不合时宜。古德里安对骑兵的看法相当绝对，而且在与骑兵军官打交道时，古德里安常不忘显露他对于骑兵这一兵种的蔑视。

然而，在帝德时期，陆军中地位最高的便是骑兵，其次是炮兵和步兵，最后才是军需后勤。考虑到古德里安的一战经历，很难说他后来对骑兵的轻蔑态度包含了多少嫉妒情绪。古德里安的蔑视进一步加剧了两个兵种之间的摩擦。在反对骑兵这件事上，古德里安一直都很极端，他甚至下令不准“陈旧的骑兵人”编入新诞生的装甲兵部门。尽管按照一般规律来看，骑兵进入装甲兵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新生的装甲兵迫切需要一切可以为它所用的资源，而古德里安的举动恰恰阻止了装甲兵接受大量有机动战经验的人员和大量资源。

古德里安坚持着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景：即从零开始打造一支完全“新”的装甲兵，不受现有兵种的偏见与影响。这个想法有多荒谬？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凭空诞生一支新兵种，装甲兵部门大部分人员和资源，源于骑兵，这是不可避免的，德国无法，也不可能，解散骑兵，全力支持一支尚未经过实战检核的新兵种。很好的例子，便是在1934年的年度野战演习中，第3骑兵师部分单位机械化，并测试了机动能力。然而，由于古德里安对其他部门任何有关“机械化”的事情，皆持反感态度，以及对装甲兵采取绝对控制，因此该兵种在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的合作方面处于脱轨的状态。

20世纪30年代末，古德里安与炮兵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因为炮兵开始忧虑其对于炮兵传统职能的逐步蚕食。同样，不少古德里安传记的作者接受了他关于这场“地盘”争夺战的，来自古德里安单方面的歪曲描述。肯尼斯.约翰.麦凯西（Kenneth John Macksey）声称古德里安于1934年首次设想了自行火炮，但炮兵们“在战争爆发前一直强烈反对自行火炮”，因为他们“不相信高速的机动战”。这种说法与真相大相径庭。事实上，炮兵的确在一战末期成功研制出了几辆简易的类“自行火炮”概念车。20世纪20年代，炮兵部门还试验性地生产了几辆使用拖拉机为底盘的简易自行火炮。所有这些无一没有古德里安的影子。除此之外，炮兵部门不仅热烈讨论了机械化对于炮兵带来的影响，还热情研究了炮兵实现机械化的可能性。

然而，任何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时代局限性，炮兵部门认为，传统的“炮兵作战”依然会在未来得到延续。古德里安设想的战地指挥与控制所需求的能力，在20世纪30年代显然还不存在，因此，可以理解炮兵的“浅尝辄止”。尽管存在眼光的局限性，但炮兵部门还是于1932年首次在野战演习中投入了试验性摩托化炮兵营，同时计划如果未来一旦组建装甲师，就要往其编制表上安排1个自行火炮营。

装甲兵与炮兵的斗争日趋激烈化，是古德里安的竞争意识作祟，而非炮兵都是“传统派”。古德里安的行径，就是命令炮兵这一兵种，以有限的资源创造新的武器，随后要求他们将这一新型武器，以及重要的职能，分配给一个未经实战检验的新兵种，而这个部门最大的公众演讲家是一个急躁好斗而又特立独行的军官，这位军官的理论也是未经实战检核的，因此，炮兵有什么理由服从古德里安？事实证明，古德里安与骑兵的斗争显然要比炮兵成功的多。炮兵当然也不缺“职业的高级炮手”——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瓦尔特.瓦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均为20世纪30年代德国陆军中的领军人物——职业炮手。这些人无一例外，或多或少与希特勒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良好关系。在古德里安的猛烈攻势下，他们成功维护了炮兵的利益。

1934年7月，运输监察处改名为陆军暨作战摩托化监察处（In 6），卢茨继续担任处长，而古德里安，已经晋升上校，继续担任卢茨的参谋长。I号坦克的潜力有限，因此未能打消许多人对装甲兵“健康性”的合理怀疑。I号坦克体积小、防护性能差劲、武备薄弱，越野性能有限，完全无法发挥古德里安宣称的——装甲兵的战略潜力。但I号坦克已经是此时德国工业所能交付的最好产品。

1934年8月，在演习中，从陆军暨作战摩托化监察处各下属单位抽调组成的雏形装甲师展示了坦克这一兵器的战争潜力。陆军的下一步，便是1935年10月着手组建了3个装甲师。在只有29个师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源组建3个装甲师显然是极其冒险的举动。注意，古德里安此时的职务只是监察处参谋长，他甚至不是处长，如果贝克为首的总参谋部对装甲兵抱有敌视态度，如何可能一次性组建3个装甲师？在很大程度上，古德里安对于贝克的抨击，来源于他个人的性格缺陷，而不是贝克坚持反对装甲兵。贝克寻求的是对于军队机械化的均衡，使其符合德国国家层面的武装需求，而非古德里安的“剑走偏锋”。

最终，贝克任命古德里安出任第2装甲师师长，这肯定是古德里安不愿所看到的。就当时的视角看来，这项任命显然有分散古德里安注意力的意图在里面，贝克试图让他从一名公共演说家转变为一名战地装甲指挥官。或许，这项任命也包含了“安抚”古德里安狂热需求的成分在里面。为了平衡需要，以及促进各兵种合作、协同，贝克另外组建了1个装甲旅（后来又组建了1个），用于支援步兵。随着装甲兵部门的壮大，也不可避免地得到了一些人的拉拢。

许多高级军官——包括野战部队和总参谋部的军官——依然对古德里安的说法表示怀疑。比起古德里安所谓的“装甲兵之父”名头，奥斯瓦尔德.卢茨更适合担任20世纪30年代德国装甲兵的领军人物。卢茨完全有能力将装甲兵发展为一个强有力、协调一致的部门。与古德里安相比，卢茨显得悄无声息，没有像他那般大惊小怪和咄咄逼人。通过谈判、倾听、理解，以及妥协，调停古德里安与他人的冲突时也大大推进了装甲兵的发展。

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还有摩托化步兵的运输问题。当时，德国军队采用的是越野机动极差的4x2驱动形式的卡车。在1937年的演习中，当这些卡车暴露出机械故障时，古德里安便展现了他性格暴躁、傲慢到厚颜无耻的一面。他当场冲到时任陆军总司令的魏尔纳.冯.弗里奇骑士（Werner Freiherr von Fritsch）面前，当着他的面怒斥了这些车辆的差劲之处，以及谴责所谓的那些高级军官先前拒绝理会古德里安关于车辆性能不足报告一事。

Werner Freiherr von Fritsch

魏尔纳.冯.弗里奇骑士

陆军上将

时任陆军总司令

“布隆贝格-弗里奇”案中被污蔑同性恋，后就此事试图和希姆莱决斗，伦德施泰德说服他放弃这个想法。尽管后来经证实此事为虚，但弗里奇名誉受损

“希特勒俨然已是德意志的命运，无人可以抗拒这一事实。”

波兰战役期间，以“第12炮兵团荣誉上校”身份回归，后于华沙围城期间被流弹击中。

“[......]就在这时，总司令左大腿中了一枪，子弹撕裂了大动脉，他瞬间倒了下去。在我取下他的牙套前，总司令说：‘别管了’。随后失去意识，就此死去。从中弹，到死去，仅过去一分钟。”

——弗里奇副官兼目击者罗森哈根少尉报告

古德里安的雄心既发展了装甲兵，也阻碍了装甲兵。1935年8月，古德里安与卢茨联名，交提交了一份坦克和装甲车数量不少于481辆的装甲师编制，这可能吗？古德里安自始至终一直都对I号坦克感到满意。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古德里安一直都对机动战的战术和优势充满着巨大信心，他认为，机动性才是装甲部队最重要的战斗力构成，因此选择性忽略了I号坦克的缺陷。1936年，古德里安不知是受到了什么挫折，开始热衷于设计一种重达70吨，配备穿甲弹，用以攻击“永备性工事”——这不是当时的德国工业可以做到的。最终，古德里安不得不退而求次，联合开发了IV号坦克，这是贝克和卢茨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的理念产物之一。

1935年期间，出现了两款坦克：权宜之计的II号坦克，以及负责直接支援职能的IV号坦克。IV号坦克配备7，5cm L/24主炮，穿甲能力一般。这两款坦克的共同点便是，无法抵御敌人现有反坦克炮的直接射击。由于古德里安认为，坦克必须和坦克交战（尽管他从未目睹过坦克战），因此III号坦克必须是“专业的装甲杀手”。从一开始，古德里安就希望III号坦克配备的是一门5cm火炮，但技术的限制迫使他最初选择了3，7cm火炮。不过，III和IV号坦克有个共同点：它们有很大的潜力改进空间。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古德里安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他的“己”不仅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他自认为“是我一手创建”的装甲兵。古德里安固执地只是推进着装甲兵的发展，从未考虑过其他部门。古德里安强烈反对贝克的愿景——即实现军队整体的机械化。当步兵要求他们以机械化替代原先的马拉时，古德里安就“资源挥霍”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后来证明，贝克对于步兵的支持成功地提高了步兵的作战效能，使其能够成为“闪电战”的重要角色之一。当然，我们必须指出，“闪电战”缺一不可。古德里安自以为是地认为仅凭坦克和装甲车，就可以践行“机动战的成功之道”。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事态完全可以说明，装甲兵的确是“闪电战”成功的重要一环，但不要忘记，他们也需要得到炮兵、步兵、工兵，以及航空兵的紧密协同，因此，多兵种联合作战才是德军初期的制胜法宝。古德里安对于未来机械化战争的看法显然是和现实背道而驰的。

1935至1938年间，古德里安强烈反对炮兵新的“突击炮”理念——该理念旨在加强步兵可用的机动火力。在《闪击英雄》中，古德里安谴责了“正是由于炮兵的保守主义”，导致了德国在1939年开战时只有5辆原型突击炮。事实是，即使是再蠢的炮兵，也不会反对突击炮，当然，该理念也不是古德里安的专权。炮兵部门中的进步者确实为炮兵争取到了权益——即在1935年8月组建的首批3个装甲师中，每个师都纳入了1个1个自行火炮营，但后来随着斗争的升级，短暂消失过一段时间。谁在支持炮兵发展突击炮？当然，还是贝克，上文已经提到，贝克致力于发展军队整体的战斗力。古德里安对突击炮的厌恶来源于他认为分散了宝贵的资源——即III号坦克的底盘——从他的装甲兵里。当然，这么说也有失偏驳，毕竟换做任何人都无法接受其他部门从自己部门手中夺走一部分本就宝贵的资源，更何况是咄咄逼人的古德里安。不过，炮兵开发的突击炮确实在后来的世界大战中成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突击炮是德军手里数量最多、成本效益最高，最适合前线战况的装甲车辆之一。古德里安的偏见致使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预见到突击炮的战术价值。当然，我们不能指责一个人没有开启上帝视角。

令古德里安感到懊恼的是，在此期间，侦察部队也重新归于骑兵部门。从当时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一举措是相当合理的。自古以来，骑兵的核心任务就包括侦察。军队需要更轻型的机械化部队，因为古德里安的设想过于臃肿，这点也包括步兵。

虽然古德里安照样诋毁了贝克组建4个摩托化步兵师的举措，但后来的事态证明贝克做的非常合理，步兵需要提高其机动能力，以便在未来的战争中可以和装甲兵更好协同。

贝克随后又组建了3个（后来是4个）轻装师，编制上，其坦克总数要小于装甲师，因为他们需要执行骑兵的传统任务——武装侦察、以及纵深渗透。

古德里安声称轻装师是为了安抚保守势力强大的骑兵部门而组建。实际上，这是为了安抚古德里安，由于古德里安的“大师”构思，因此组建轻装师的想法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古德里安的“大师”既笨重，又臃肿，有着庞大的后勤需求，以至于不少人都对其实际能发挥的战斗力产生了怀疑。人们的疑惑普遍在1938年进军奥地利期间，以及1939年末对波兰的白色方案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证实。比起此时的装甲师，轻装师被认为更具维持能力、能够快速、精准利用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高机动性。因此，从贝克的视角来看，轻装师被视为是对古德里安所倡导的“大师”设想的一种弥补，而不是古德里安宣称的“对手”。

1938年，德国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化的军级司令部——第16军——德国装甲兵发展以来的集大成者。该军下辖首批3个装甲师，隶属第4集团军。第16军的诞生标志着德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具备执行战略层级任务的机械化司令部。然而，指挥该军的并不是古德里安，而是曾于1923年负责组织德国最早机械化野战演习的陆军上将——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

德国陆军上将

接替弗里奇出任陆军总司令

古德里安此时也开始支持希特勒关于扩大德国领土的计划，即使德国武装力量尚未做好准备。但希特勒会利用战争威胁作为外交借口，甚至是利用短期的机动战来实现他的外交目标。到1937年时，古德里安的思想已经开始向希特勒看齐，与希特勒日益暴激进的野心保持一致，转而开始采取进攻性的发展方针。

1936年秋，卢茨建议古德里安撰写一本书，以便宣传他们的机动战司令部，以及不断完善的装甲战理论，这便是后来的《注意，坦克！》。古德里安是在仓促间完成了这篇著作——一些他早年在军校内担任教官时留下的讲座内容汇编，一些对于军史的简要回顾。在《注意，坦克！》中，古德里安也没少借鉴其他德国装甲兵理论家的思想，特别是路德维希.冯.艾曼斯贝格尔骑士（Ludwig Ritter von Eimannsberger）的思想。至于出版这本书的原因，很可能是卢茨准确洞悉了其他部门对装甲兵这一兵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以及抛过来的橄榄枝。同样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发起人是卢茨，而不是古德里安。尽管《注意，坦克！》仍有时代局限性，但它成功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需要指出的是，古德里安如今的军衔和职务，还是太低，因此很难进入希特勒的圈子。考虑到古德里安的野心，我们可以合理揣测，这本书同样也包含了古德里安奉承希特勒的动机。直到1936年8月，古德里安才正式晋升为少将。

Ludwig Ritter von Eimannsberger

路德维希.冯.艾曼斯贝格尔骑士

早期装甲兵理论先驱之一

不难看出，从结果来看，贝克的理论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古德里安一无是处，这样的矫正过度同样也是对事实的歪曲。在讨论国防军内部的装甲兵分歧时，首先应该记住：所谓的“反对机械化”，根本原因是德国薄弱的战略位置，以及有限的资源，这一思想更像是其衍生产物，德国的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进口。而在军事上，没有人可以担保未来的战争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包括路德维希.贝克。

事实上，贝克要比古德里安激进的多，在一份1936年8月经贝克与弗里奇批准的计划编制报告中，他们提到了组建“集群指挥部”的构思，见下图：

见RH 2/4082

第1.)点提到了“和平时期的编制应考虑到这一发展”

这份文件主张将4个摩托化步兵师统一交给新组建的第14摩托化军统辖。另外两个分别是装甲军和轻型装甲军，两个装甲军均由陆军总司令部（OKH）统辖。但注意，三个军之上，陆军总司令部之下，另外设置了一个“集群指挥部”，该部是后来第4集团军的前身。显然，贝克等人在探索军级与集团军级大规模装甲、摩托化部队在战役层面的运用

1938年的“布隆贝格-弗里奇”案中，希特勒清洗了布隆贝格，并以“同性恋”的罪名牵连弗里奇，这令古德里安感到不安。希特勒的举措削弱了古德里安所珍视的陆军荣誉和威望，这表明古德里安尚未完全站在希特勒一边，也尚未被国家社会主义完全渗透。不过，古德里安还是对随之而来的人事变动感到高兴。希特勒在打击国防军的同时，任命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出任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部长；布劳希奇取代弗里奇出任陆军（OKH）总司令。前文提到，古德里安在青年时期曾和威廉.凯特尔亲弟——博德温.凯特尔结下良好友谊，因此此时的古德里安就得到了得以接触高级军事层以及纳粹高层的机会。在人事变动中，古德里安晋升陆军中将，同时出任第16军军长，负责统辖3个装甲师——他的前上级卢茨则被清洗出局。古德里安对希特勒抱着一厢情愿的看法，整件丑闻中，古德里安未能意识到希特勒以铁腕反过来控制了军队。正如冯.弗里奇后来曾说：“希特勒俨然是德意志的命运，无人可以抗拒这一事实”。对于古德里安而言，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晦涩难懂，他仍然是个新手。对强有力领袖的渴望促使古德里安选择性忽略希特勒的缺陷。尽管如此，在《闪击英雄》中，古德里安还是声称他对弗里奇和布隆贝格的离任感到沮丧。

1938年，卢茨被迫提前退休。一方面，他牵扯了“布隆贝格-弗里奇事件”一案；另一方面，对于装甲兵这一近乎暴发户般的机构，对手们瞄准了卢茨开火，削弱装甲兵在军队内部的权威性。直到1938年春天，古德里安才第一次得到了机械化兵团的实践经验（尽管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当时他的第2装甲师一马当先，成为了德奥合并的前锋。在《闪击英雄》中，古德里安承认该师表现存在缺陷，同时也不诚实地掩盖了很多实际存在的问题，并为其进行了长时间的辩护。

1938年8月10日，古德里安接到命令，将他的第2装甲师调出维尔茨堡（Wurzburg），2天后，“吞并”奥地利。必须指出，此时的第2装甲师，刚刚才在同年3月开展连级训练，冬天计划对全师军官进行理论培训。事实是，第2装甲师在接到向奥地利进军的命令时，正在前往演习途中。尽管紧迫的命令迫使全师开始疯狂而又无序的“战前动员”。第2装甲师需要行军近250英里才能抵达奥地利边境，但边境并不是终点，他们必须立即越过边境。此外，在1937年的野战演习中，第2装甲师表现不佳，因此古德里安决心要让“反对者”认识到装甲兵的潜力，以证明装甲兵的价值。赌上装甲兵声誉的一战！

毫无经验和计划的动员迅速陷入混乱，直到最后，第2装甲师也只有部分单位可以投入使用。根据亚历山大.N.拉斯纳（Alexander N. Lassner）所著《1938年3月入侵奥地利：闪电战还是马大哈？》（The Invasion of Austria in March 1938: Blitzkrieg or Pfusch?）的说法，当第2装甲师抵达奥地利边境时，全师战斗力仅存15%,三分之一的坦克由从未驾驶过坦克的人充当驾驶员（见该书pp.448-454）。指挥链的缺失和通讯的断开迅速致使该师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全师支离破碎，分散在直径数百英里的地域内。直到12日，第2装甲师全师只有一半抵达奥地利边境，不仅比计划时间晚了几小时，且没有任何可动坦克和技术支援服务。

最大的问题不是车组素质，而是规定编制的技术支援单位被证明无法满足装甲师的需求，直到最后，该师也只能调动占核定数量10%的燃料车，因行军而疯狂未经授权便征用的“民用车辆”未能解决燃料这一问题。

在前往维也纳的道路上，第2装甲师屡次遭遇燃料殆尽的情况，不得不从奥地利境内的商业加油站“征调”燃油。可惜的是，似乎是奥地利的燃油辛烷值较低，被注入奥地利油的德国坦克不仅行驶里程短了，发动机也结垢了，造成大量本不必要的故障。

抵达维也纳之后，第2装甲师大量坦克需要大修。仅仅2天后，在奥地利陆军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作为“可以战斗的装甲师”，第2装甲师已经不复存在。根据第2装甲师自身的说法，进军奥地利期间，该师坦克趴窝率应为17%，然而，该数字未能统计因缺失燃料而趴窝的坦克。见埃尔温.A.施密德尔（Erwin A Schmidl）所著《三月三十八：德语入侵奥地利》（März 38: Der deutsche Einmarsch in Österreich）pp.164。

第2装甲师惨不忍睹的表现当然不是古德里安所希望看到的。如果奥地利军队实在是要发起反击，那么就只需要摧毁他们境内的加油站，第2装甲师就会寸步难行了。事实上，该师自己的结论就是，任何奥地利人的抵抗都会危及“德奥合并”本身。

德奥合并期间，古德里安与希特勒的密友——约瑟夫.“泽普”.迪特里希（Josef 'Sepp' Dietrich），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作为希特勒的贴身保镖，迪特里希是个“老战士”——掌管着元首的保镖大队——警卫旗队（LAH）。迪特里希欣赏古德里安清晰的目标与决心，而古德里安则欣赏迪特里希在一战期间的经历，因为在那时，迪特里希是个坦克手，可以驾驭坦克，而古德里安不曾经历。迪特里希是希特勒核心圈的人物，因此古德里安可以凭借迪特里希进而间接接触希特勒。举个例子，1938年3月10日，迪特里希将古德里安的建议转告希特勒，称一旦进入奥地利，德国坦克可以装饰上万字旗和德国国旗，以表示他们前来是抱着民族友好的态度。希特勒欣然接受。这是古德里安第一次对希特勒的决策产生了实际影响。德奥合并后，古德里安继续小心翼翼地与迪特里希深入关系。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古德里安并不属于纳粹份子，但他还是和纳粹高层等人密切联系着，以追求自己的目标。

古德里安参加了德国在维也纳举行的胜利游行，当希特勒向德国和奥地利人民讲话时，古德里安自豪地站在希特勒的身边，在林茨（Linz）阳台上。对于古德里安而言，这无疑是他军事生涯迄今为止以来最巅峰的时候。希特勒愿意接受完美无瑕的人设，这样的形象符合他的目的——在敌人眼中他是德国军事及外交实力的象征——但他本人心知肚明。德奥合并，是独属于希特勒自己的政治作秀。

德奥合并结束后，相关部门立刻以一贯的专业性撰写了强烈批判的报告：燃油供应严重不足；行军纪律糟糕；交通管制混乱。尽管如此，古德里安还是成功地掩盖了他在维也纳的惨败，并成功凭借机动部队“夺取首都”这一表现而获得了希特勒的官方赞赏。但即便是古德里安，也承认该师坦克的故障率高达30%。不过，事后报告显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我们不得不指出，装甲师在奥地利的表现仍在继续助长了军队内部对这一兵种的怀疑，为何是“继续”？因为在此前的野战演习中，装甲兵一再展示出作为一支新生兵种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译者找到可供读者鉴别的一手档案——见BAMA RH 2/134。该文件是1935年6月25日，路德维希.贝克就同月13日装甲军在野战演习中的表现，表达的看法：

RH 2/134原件首页，此页简要概述了装甲军需要面对的地形，以及适合装甲军争取突破的位置。

RH 2/134节译：

1.) 贝克认为，装甲军于13日05：00发起的进攻，是一场独立性质的突击行动，抛去地形等客观因素外，恐怕只有在对手实力较弱或毫无准备的情况，才有机会取得突破，而在规定下，缺少成功的条件。因此，最初的进攻中，装甲军应留作预备队力量，只在战斗最白热化、最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下，投入，以便达成“扩大战果”的效果。

此外，尽管敌人的确在重点地段部署了重兵，因此通过地面行动获取信息不太可能，但同样仅靠航拍也无法满足地面作战需求。此外，边防部队在和平时期搜集的情报也很难被视作充足的信息。因此，指出，如果缺乏足够探索，人们将看到令自己不快的惊喜。

计划进攻时间与地形脱轨。

2.) 贝克指出了装甲师的不合理进攻路线，故不翻译。

3.) 集群指挥部没有让装甲师置于第5军指挥之下，或是凌驾于第5军之上。坦克的行动依赖于第15和17步兵师。

尚无法确认究竟是上下级还是合作，哪种形式更好。在进攻第一阶段，即歼灭敌前线炮兵之前，师不出战，而是师属部分单位——战车和炮兵——出战。因此应优先考虑将机动部队安置后方，等待有利战机。只有战车与步兵协同，才能从敌人尚未动摇的前线成功开辟出一条道路。待到那时，才能考虑启动装甲师其他单位。因此，装甲师第一阶段的进攻指挥权应交付步兵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完成为联合作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特别是针对炮兵和重型武器、通过烟雾迷惑敌人，与步兵协同作战等行动——做出正确的决策。只待突破阶段时，即装甲师必须脱离机动性较慢的步兵师以利用先前取得的成果时，彼此才能解除绑定关系。如演习中所现：敌人在进攻前2小时发起了反击，打乱了战前准备，创造了不一样的局势，如果没有明确归属，将会为后续行动带来很多困难。

4.) 对演习第一阶段坦克行军过程的概述，故不编译。

5.) 对第2装甲师师长被派去指挥2个装甲旅进攻的命令似乎是多余的，交给旅长便好。需要考虑的是——在必要的情况下，2个装甲旅可为师长指挥，将战车突击的权力交付于他。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仍缺乏在宽大战线上进行统一指挥的通讯工具。

能否在第一阶段的突击中便推进至敌炮兵阵地后方是件值得怀疑的事，突破敌军步兵阵地并消灭敌炮兵是一项完整的作战行动。当该任务完成后，须适当重新部署和制订进攻。不过，这一初步任务已经要求装甲兵具备非凡的能力。

由于击破敌人炮兵并不意味着敌人已经放弃抵抗，因此必须考虑到敌军后备力量。因此，装甲旅在进一步的行动中需要得到炮兵和反坦克武器，及时补充它们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如果敌军采取正确措施，在战车突击前撤退至有利地形，例如仍在其武器射程内的树林或城镇。在这些地方，敌军将在装甲旅第一轮突击完毕后展开新的抵抗，他们的目标将是那些没有防护的炮兵等单位。因此这类武器必须要得到装甲旅的保护。

步兵单位需要及时跟进，否则坦克深入敌方后只能发挥有限作用。它们缺乏巩固、扩大，或阻止后方被切断联系的武器。

总结：

总之，即使考虑了以上因素，也必须指出，装甲部队在6月13日的表现乏善可陈。它们的最大价值在于对侧翼和后方发起包抄行动，或置于正面。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提高其从突入到突破所取得的战果。

另一方面，受领进攻强敌任务的步兵师不能缺少来自装甲兵的支援，但是，这里需要的不是坦克部队（Panzerverbände），而是战车部队（Kampfwageneinheiten）。

这份文件或许曾经刺痛过古德里安的心，但现在，第2装甲师在“德奥合并”期间的表现促使古德里安不得不开始动用他一如既往地精力和勤奋去弥补它们，这样才能让它们不再让他感到尴尬。如果这是场真正的战争，那么古德里安将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击败。

作为一名军人，古德里安欣赏希特勒的勇气和吞并奥地利的决心，他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冲动与乐观的特质，而这两者也正是构成古德里安性格的基础。古德里安视希特勒为注定要塑造德意志民族伟大历史的天生领袖，因此他向他宣誓。古德里安并不清楚希特勒会为德意志带来何等的毁灭性灾难，也不清楚这样的繁荣会持续多少时间，但在第三帝国行将就木前，他依然是这个政权的忠仆。

1938，最后的和平之年，古德里安与希特勒正式建立起个人友谊。同年的野战演习中，古德里安再次接见了希特勒。毫无疑问，在“德奥合并”事件之后，古德里安成功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或许，已经是希特勒跟前的大红人了。希特勒开始邀请古德里安参加他的晚宴，或是邀请他一同欣赏歌剧。与希特勒建立良好关系非常有好处：古德里安指挥的第16军在吞并苏台德地区期间扮演了核心角色。他丝毫没有意见，便接受了希特勒的宣传——即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生活在可怕的压迫之下，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古德里安是个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者。1938年9月，在慕尼黑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兵不血刃就夺取了整个苏台德，这是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又一环，这进一步加剧了古德里安对希特勒“这一伟大领袖”人设的欣赏。古德里安自认为，他迎来了德国的救世主，而他却需要长久的事件，才能看清希特勒的本质，才能知晓，他眼中的“伟人”会把德国引向何处深渊。即使如此，古德里安也从来没有背离过他当年的誓言，而是选择性缩小化他所目睹的希特勒的灾难性军事干预。

1938年10月，希特勒（根据古德里安）与布劳希奇讨论了，关于将古德里安擢升为装甲兵上将的想法，以便控制所有机动部队，包括坦克、摩托化步兵，机械化骑兵。对于希特勒而言，这是道合理的命令。最初的古德里安拒绝了这项晋升，因为他认为它依然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最终，由凯特尔两兄弟充当中间人，古德里安在希特勒的敦促下，接受了他被提拔的事实。1938年11月，古德里安正式晋升装甲兵上将。然而，他的参谋长是阿道夫.冯.谢尔（Adolf Franz Christian von Schell）上校，这很可能是陆军总司令部为了制约古德里安权力所做的努力。

当希特勒于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国土时，古德里安认为他做的太过火了。那年夏天，古德里安的英国之行让他证实了“西方舆论对德国和希特勒态度愈发强硬”的看法，这大为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他认为此时的德国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古德里安对于希特勒此举的看法，便是不妥，因为德意志人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人口。但作为普鲁士军官，古德里安还是违心地接受了，他欣赏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可以为他的装甲兵增添当前急需的战斗力。“多，即是好”。

1939年夏天，战争阴云密布。古德里安表示反对敌对行动，但这不是因为他认为纳粹不道德，也不是因为战争从来都是难以言喻的死亡和苦难。古德里安鄙视那些占据着他家乡部分土地的波兰人，他逼视着全体波兰人。古德里安反对希特勒拉开世界大战的序幕，只是因为他心爱的装甲兵尚未完全做好战斗准备。

1939年，布劳希奇为古德里安感到忧虑，不仅是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还有他与希特勒日渐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军队现在主要反对古德里安的并非是他的思想，而是他无法抑制的野心、以自我为中心、冲动，我行我素的性格。此时的古德里安与其说是公众演讲家，倒更像是政治催化剂，这主要是源于他个人的性格缺陷。在装甲兵和骑兵的斗争中，古德里安永不妥协，拒绝机械化骑兵，而这就是他现在不得不品尝的苦果——或许也是一个蓄意的侮辱——就当德国的战争机器开始初步启动时，古德里安得知自己会被分配到西线这个次要战线，指挥一个步兵军。

古德里安对此十分愤怒，耗费大量的人情和精力东奔西走，甚至为此启用了他与凯特尔家族的关系，但也仅仅是勉强成功。1939年夏天，古德里安担忧所谓的“保守派”重新取得了胜利，而他将永远回不到他心爱的第16军。事实证明，古德里安想的确实没错——1939年8月22日，他接到了新的任命：奔赴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组织并指挥一个新的、未经任何考验的，第19摩托化军。

整个30年代中后期，古德里安一直在为了装甲兵备战而疯狂努力，但遇到的一次又一次障碍制止了他，又一次一次让他怒不可遏，而他的对手一次又一次为他的道路铺上荆棘。古德里安被巨大的野心驱使着，他庞大的能量是支撑他追求志向的动力之一。

古德里安试图凭借精力、傲慢，对抗，砸碎一个又一个在他视野前方的障碍。他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只有战争，才能解答。

以下是译者加注内容：

到此，我们已经简要阐述了海因茨.古德里安在间战期是如何推进自己军事生涯的。很显然，古德里安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他既精力充沛、勤奋，刻苦；又咄咄逼人、急躁冒进。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古德里安性格中更深层次的一面：精致利己——即若秩序可为自身野心所用，便毫无犹豫地投身其中，若秩序不为他微笑，则加以反对。

当然，古德里安的确是应该从神坛上下来了。

那么，读者不妨看一看，古德里安自出生以来，截至1939年，他碰到的贵人们：凯特尔兄弟俩，二人是汉诺威人；奥斯瓦尔德.卢茨，巴伐利亚人；阿道夫.希特勒，奥地利人。古德里安绝不自认为是普鲁士人，但他又是普鲁士传统军事制度的绝对受益者，鉴于他是利己主义者，且怀有庞大的野心，这也就不足为奇。古德里安一方面斥责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是老顽固，不理解他的想法，另一方面，他曾经就是总参谋部军官团的一员。而讽刺的是，古德里安军事生涯的顶点，就是出任第三帝国陆军总参谋长。

即使考虑到古德里安的能力的确可称得上是优秀，我们也不得不惊叹于他“坐火箭般”的晋升速度。从上校到装甲兵上将，古德里安只用了四年的时间。一般而言，即使是兵种将军晋升至上将，也需要四年时间。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莫德尔，保卢斯，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从上校至少将，四年时间；隆美尔战前只是少将；曼施坦因、戈特哈德.海因里希，莱因哈特不过只是中将。关于古德里安晋升速度的原因，相信看到这里的读者已经心里有数：若非背后有希特勒支持，古德里安绝无具备仅用四年连跳三级的能力。

好吧，让我们回归正题。古德里安是否配得上“装甲兵之父”。很显然，真相是残酷的，但也是合理的。德国装甲兵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人之功，而是一个集体性的成就。早期，高层有总参谋部研究摩托化，乃至机械化为军队带来的影响；在中层，有像卢茨、博克尔贝格这样的一部之长，默默无闻地工作，大力支持下属的想法，同时不断借鉴与创新，寻找适合德国陆军的机动化道路；在基层，有像福尔克海姆这样的理论家，通过切身经历，或是国外考察，不断推进德国装甲兵理论的发展。中后期，我们显然无法否认古德里安的重要贡献，但同时也要记住，他摘取了本不属于他的功劳。是路德维希.贝克，在1935年后，创建了德国首批3个装甲师，而古德里安对他的抨击，正如马库斯.波尔曼（Markus Pöhlmann）所指出的：“几乎是毁灭声誉的性质”。我们不妨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在他回忆录《一个士兵的一生》（Aus einem Soldatenleben）中的阐述（见pp.240）来看待这件事：

但是，这决不是说总参谋部拒不承认装甲部队的重要性，也不是同古德里安所说的那样，总参谋部仅仅是把装甲部队作为战胜阵地战的一种手段。相反，分歧重点在于，古德里安——对他来说这可以理解——只关注了装甲兵器，而总参谋部必最终必须将眼光置于整支陆军。

曼施坦因的批判一针见血，无论是古德里安出于对“贝克揭露客观存在问题”而被刺痛的内心，还是创造一支坦克和装甲车数量不少于481辆的装甲师，都可以从中瞥见，古德里安醉心于“乌托邦式装甲兵”，而不惜为此树敌无数的立场。当1943年6月6日，当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谈到他先前与古德里安的谈话时，对此表示“[他]当然，只能从装甲兵器的角度上去看待军事行动”。（见戈培尔日记卷一第8部分pp.431第235条）。

谈到“装甲乌托邦”，又不得不提到古德里安“是坦克还是突击炮”的斗争。关于此事，决定性的转折发生于1938年“布隆贝格-弗里奇”案，此案的后果就是希特勒大幅提高了对国防军的控制力，诸如布隆贝格、弗里奇、贝克等人被迫下野，而像古德里安这样的忠臣，就被希特勒拉到台前。尽管如此，“突击炮”概念从未消失，它依然被视为是步兵必要的支援兵器。然而，由于失去强有力的背后支持者，加上III号坦克底盘本身就生产紧张，因此截止“白色方案”行动前，德军也无任何可用的突击炮部队。

突击炮真正大放异彩的时刻是1940年的西方会战，它们的表现获得了步兵的一致好评。然而，如果古德里安的计谋得逞，那么“突击炮”将彻底消失。1940年8月，古德里安在复盘时，撰写了一份经验报告，内称应该用以半履带车为底盘，搭载8，8cm火炮的兵器来取代突击炮，而且交由装甲兵指挥，而不是炮兵。古德里安这份提议一旦成功，将一举打死两只“烦人的苍蝇”：一方面，装甲兵聚拢了所有关于战车车辆的产能分配权，而炮兵将被摒弃在外；另一方面，宝贵的III号底盘将全力生产出III号坦克，而不是突击炮。不过，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个人的意志而转移。车组们证明了自己是炮兵最年轻的分支，同时也证明了他们可以用突击炮取得卓越成绩的表现。1942年4月14日北方集团军群的报告显示（见NARA T-311 R54 KTB Nr. 9）：

第18集团军（AOK 18）报告称，在己方防区，1942年2月20日至4月9日期间，第185突击炮营（平均仅有3-4辆可动突击炮）共计击毁敌军62辆坦克，占我军总战果的38.27%（总计162辆）。部队指出突击炮作为反坦克手段的重要性，并称增加突击炮数量尤为迫切。

贝克与古德里安的冲突显然并不是作为总参谋长和装甲兵高级军官间因职责不同而自然产生的分歧，正如波尔曼所言，古德里安对贝克的抨击几乎是毁灭声誉的性质，是完全基于不正当目的所个人发明的历史虚无产物。即使不去翻阅詹姆士.S.科鲁姆（James S. Corum）所著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军》（The Roots of Blitzkrieg: Hans von Seeckt and German Military Reform），只需看看贝克主持起草的《部队指挥》（Truppenführung），也能发现答案。这本册子直接从正面上就驳斥了古德里安的污蔑。包括所谓的“反对装甲兵”、“应该使用电话指挥部队，而不是无线电”等谣言。

坦克当然也并非是“致胜法宝”，长久以来，简中二战平台对于坦克的认知颇受古德里安荼毒。我们不妨再看看，在冯.罗曼.托普勒（von Roman Töppel）所撰写的《曼施坦因对决古德里安：或者说，步兵将领是更好的装甲兵将领？》（Manstein versus Guderian, oder: Ist ein General der Infanterie ein besserer Panzergeneral?）一文中，他是如何论证“闪电战的胜利不应都是坦克之功”的：

1940年夏季，当战胜法国后，媒体将大量笔墨聚焦于装甲兵身上，产生了名副其实的“装甲炒作”。1940年5月27日至6月4日爆发的阿比维尔（Abbeville）战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场战役中，强大的英法坦克部队试图向北推进，越过索姆河，突破德军在敦刻尔克（Dünkirchen）周边形成的包围圈。连日来，近500多辆联军坦克冲击曼施坦因所指挥的第38军防区，即德军在阿比维尔和亚眠（Amiens）地区之间的索姆河桥头堡。联军所有进攻均被德军击退，其中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装甲支援的第57步兵师所为。

B集团军群（冯.博克上将任司令）自1940年5月开始穿越荷兰和比利时地区，在西方会战打响一周后就不得不将其所有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交给冯.伦德施泰特上将指挥的A集团军群。尽管如此，一份撰于1940年6月4日的B集团军群作战日志显示：

所有这些胜利均是在最困难的地形上所取得的，[敌军]在那里有大量现代化的防御工事，有大量渡河点。敌军大多实力并不虚弱。而在战役后半段，没有坦克支援，仅有步兵的进取精神。

1940年10月意大利入侵希腊的行动表明，不是装甲兵的兵种也可以对战局起到关键作用：意大利人持有160多辆战车，而希腊人则一辆都没有，但后者成功凭借炮兵，痛击了意大利坦克兵。

某种程度上，德国人和希腊人达成了一致。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1940年7月晋升陆军上将，1941年7月19日，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如此记录：

“今日的战争不再是大炮决定，而是用坦克。”这句口头禅大错特错。

考虑到炮兵是哈尔德的专长，他这么说，似乎也不足为奇。不过，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陆军少将威廉.哈塞（Wilhelm Hasse）同样在1942年4月7日，在和陆军总司令部训练局局长的谈话中表示：

领导有方的炮兵是进攻和防御战中的中坚力量。

陆军上将埃贝哈德.冯.马肯森（Eberhard von Mackensen），其父为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著名的骠骑兵元帅。自1941年1月以来，小马肯森出任第3摩托化军军长，对部队不断呼吁坦克增援的做法提出了警告。1941年7月5日，小马肯森指示下属军官：

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合坦克去前线飙车！步兵能够单独完成的任务，他们的职责就是发起多兵种联合作战。

当小马肯森作出如上指示时，他的部队刚刚才在东线南段经历了边境交战。发生于“巴巴罗萨”行动阶段初的边境交战是个很好的例子：只要德国步兵师架构不毁、精力充沛，将爆发出何等强大的战斗力。1941年6月的苏联红军的确在边境地段集结了大规模坦克部队，其中最强的是机械化第4军。该军坦克数量超过900辆，其中314辆是新式T-34和KV坦克，此外，还可以动用近270辆装甲车等轮式装甲车辆。该军将对抗德国第17集团军。1941年6月底，该军在德国步兵和山地猎兵的猛攻下，作为机械化军已经宣告覆灭。与此同时，北部的杜布诺（Dubno）装甲战更能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在杜布诺装甲战中，更多时候，炮兵和步兵的作用要比装甲兵重要，尤其是当苏军投入了他们的KV-1和KV-2坦克后。

1941年6月26日，在爆发于莱什尼沃（Leschnjow）和别列斯捷奇科（Berestetschko）地区的战斗中，“戈林将军”防空团仅当天就宣称自己击毁30辆KV-1和KV-2。

1941年6月28日，当第16装甲师攻占罗夫诺（Rowno）后，苏军立即投入了强大的坦克部队计划以反击形式夺回这座城市。然而，第16装甲师的装甲歼击车和步兵们共同抵御了苏军的反击，宣称击毁75辆坦克，而该师坦克根本没有介入战斗。

1941年6月28日至29日期间，在围绕杜布诺市的争夺战期间，位于战场焦点的第111步兵师在两天时间内宣称摧毁苏军61辆坦克，其中24辆是反坦克炮所为、17辆是防空炮、12辆是炮兵，余下8辆是地雷。

1941年7月的前两天，第44步兵师宣称该师摧毁苏军102辆坦克。

当然，不仅是1941年，类似的例子在1942年也可以看到。例如，1942年5月期间的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位于所处战线焦点的第62步兵师宣称共计击伤或击毁苏军162辆坦克、其中61辆是5cm Pak 38所为、60辆是8，8cm防空炮所为、17辆是轻型野战炮、11辆是突击炮、6辆是3，7cm Pak 36、4辆是地雷、2辆是步兵近距离摧毁，最后一辆是轻型步兵炮所为。

1942年“蓝色行动”中德军的战果显然清晰表明了步兵在战争中的角色：与1941年动辄俘虏数十万的战役相比，德军未能在1942年的包围战中实现既定的目标。从前的解释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前线官兵有序地后撤。以避免重演四一年夏的悲剧。德国和西方主流观点都乐于接受这一解释，因为这合理地说明了为何德军的企图没有实现。

但就如美国历史学家大卫.格兰茨（David Glantz）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解释根本就是传说。真相是，苏军的撤退既混乱又无序。（译者注：习以为常的高估苏军）。

德军在1942年可以投入封锁包围圈的步兵要少于1941年，而被切割的苏军部队得到了比1941年更大逃脱概率的机会。这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很重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