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史

张晋藩先生认为，从秦起，中国古代法学进入注释法学阶段。

《云梦秦简》中的“法律答问”，就是对秦律作出的解释。

例如，对秦律中何为“乏徭”、何为“逋事”，解释如下:“当徭，吏、典已令之，即亡弗会，为逋事;已阅及敦(屯)车食，若行到徭所乃亡，即为乏徭。”经过解释使得律意了然。

中国古代律学从一开始就以阐明律意、解释律文为主要目的。由于秦朝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所以，《法律答问》当为官方释律之作。

两汉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和外儒内法的政策，使得经学大儒既说经也解律，并得到官府的认可，出现了“聚徒讲授，至子孙世守其业”的现象。

著名的如:杜氏家族(杜周、杜延年)，郭氏家族(郭弘、郭躬、郭晊、郭镇、郭祯、郭僖)，陈氏家族(陈咸、陈宠、陈忠)等，都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达到了律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由于汉朝废除了以吏为师的政策，使得私家注律开始兴盛。但经学大儒注律以说经为首，律学成为经学的附庸。

魏晋时期律学家多为朝廷明法的重臣，因此使律学摆脱经学取得了独立发展，主要成就表现为律典结构的调整和罪的概念的注释。如“其知而犯之谓之故”、“不意误犯谓之过失”。

晋时注律大家张斐、杜预虽以个人身份注律，但同时也是朝廷重臣，可以说是由私家注律向官府注律的过渡期。

唐朝注律以官府为主导，唐律的“疏议”就是官方注律的主要成果。它在推原律义、考镜源流、实例释律方面，都进行了言简意赅的阐释，成为后世注律的典范，是律学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宋朝律学重点在司法实践，出现了《名公书判清明集》、《棠荫比事》、《折狱龟鉴)、《洗冤集录》等律学著作，是宋代应用律学的代表。

明清时期出于加强司法的需要，和弥补官吏法律知识的缺失，急需出版律学著作，于是允许朝廷官员和佐治的幕友注解《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统称为私家注律，出现了诸多有影响的律学家。如王樵、王肯堂父子，雷梦麟，沈之奇，王明德，吴坛，黄六鸿，汪辉祖，薛允升，沈家本等人。

各家著作的写作风格与门类各有不同，以清律学为例，可以分为以下门类：

司法应用类

其代表作为王明德所著《读律佩觽》。其他如《例案全集》、《刑案汇览》、《学案初模》、《驳案新编》、《洗冤录详义》等。

辑注、考证类

辑注类以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为代表;考证类以吴坛《大清律例通考》为代表。

通俗类

以蔡逢年、蔡嵩年兄弟所撰《律例便览》为代表。此外，还有《名法指掌》、《大清律例歌诀》等。

律例比较类

其代表作为薛允升著《唐明律合编》，此书借贬明律隐喻清律之失，这在他为沈家本《刺字集》所作之序中明白表示:“今律亦沿明之旧，而款目更多，究亦未能画(划)一，为欲教正其失而不能也，用是时歉于怀。

判牍类

此类著作或以文辞优美见长，或以法理情三者兼顾而为时人所称道，因此流传颇广。主要如《徐公谳词》、《樊山判牍》、《吴中判牍》等。

学治类律学作品

代表作黄六鸿《福惠全书》，此书为较早涉及吏治之作，备受为官者推崇，成为吏治之书的范本。

清朝注律官私并举，队伍庞大而且门类齐全，群书竞献，绵延二百年之久，是律学史上第三次高峰。

张晋藩先生认为，中华法制文明是早熟的，中华法文化的底蕴是深厚的。在治国理政上的经验是丰富的，显示了中华民族先哲们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理性的法律思维，这在中国古代法学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我们要彻底清除西方中心论的消极影响，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实际出发，拓展自主创新的法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