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遵义县平安乡苟坝召开紧急会议——即后来史称的“苟坝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次较为重要的会议。由于此次会议的焦点集中是否打“打鼓新场”上，于是有些文章和著述便将此次会议简单地归结为“打鼓新场”之争。这种说法，显然仅将注意力放在表面上，没有完整地体现出“苟坝会议”的历史意义。本文拟通过历史的视角，客观公正地将“苟坝会议”始末及由此引发的三渡和四渡赤水简要呈现，以此来进一步理解“苟坝会议”对中央红军之后征程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
为直观和清晰起见，在简要回顾一下苟坝会议的大致过程之前，先来了解一下其时战场的态势和相关地点的具体位置，这对于理解双方的争执大有裨益。
这张图是苟坝会议之前双方的大致态势。图片取自：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河--文史--人民网 http://history.people.com.cn/n1/2016/1014/c404820-28779710-2.html
综合长征档案及红一方面军军史记载：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期间，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5日凌晨3时，野战军司令部致电各军团，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由遵义之仁怀的西进路上，袭击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部，并指示“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受前敌司令部指挥”。凌晨6时半，毛泽东、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离开遵义，前往鸭溪。并发布“关于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的命令，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域“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主力一、三、五军团等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域，准备趁吴奇伟纵队新败已逃往乌江以南之际，西进打击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敌军主力周浑元纵队，力图再打一胜仗，站稳脚跟，“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不用说，这显然是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6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长干山、白腊坎以西开进，准备突击周浑元纵队。7日，周恩来率领野战军司令部、军委纵队和红军后方离开遵义向鸭溪前进。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的电令。是日，周浑元部设在长干山的哨岗与红军前卫接触，不战自退，撤回到二郎岩下固守仁怀、坛厂一线。尽管军史等均无明确记载，但林彪和聂荣臻显然是不想打固守之敌，因此于10日凌晨向前敌司令部发出“万急”建议电报。
根据史载，对于林聂的建议，朱德与毛泽东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简单地说，就是朱德赞同而毛泽东坚决反对。周恩来则认为放弃鲁班场的周敌，转向进攻打鼓新场的黔敌，这是改变作战方向的大事，必须听取大家的意见。于是10日白天，张闻天在遵义县平安乡的苟坝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除会议主持人张闻天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叶剑英、刘少奇，以及军委纵队司令员、政委等2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按照现今主流媒体给出的说法，毛泽东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的理由是：一、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二、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敌我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贸然攻打，将会与滇军正面对垒，不能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最后他作出判断：敌人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很多人对这段解说不假思索，但笔者却深感怀疑。为什么呢？请先参阅下面这张参考图，再来审视笔者的解释是否符合史实。
请注意“仁怀、鲁班场”及打鼓新场（金沙）的位置。图片取自：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河--文史--人民网 http://history.people.com.cn/n1/2016/1014/c404820-28779710-3.html
毋庸置疑，这第一条理由无法成立！位于打鼓新场黔军王家烈部只有两个师的兵力，而位于“仁怀、鲁班场”的国民党军嫡系周浑元部为三个师，且武器装备远好于黔军——孰强孰弱不言自明。至于第二条理由中的“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除了能证明毛泽东对敌情判断依据外，说不了其它问题。毛泽东能看到军委二局的情报，同在一起的朱德当然也能看得到！那朱德为何明知国民党军正“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怎么还会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呢！？打开地图瞅上一眼就会发现，“打鼓新场”位于红军正在攻打的“仁怀、鲁班场”（偏）西南侧不到四十公里处，距离东北侧中央红军的集结地鸭溪也只有区区不到五十公里。从常识讲，国民党军围攻的目标是红军的集结地——鸭溪，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压向“打鼓新场”！
这里最关键、最致命的问题在于，既然毛泽东反对打“打鼓新场”，那他到底要打哪儿呢？根据石仲泉《苟坝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精神》一文中的记叙，毛泽东多年后说：“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个圈，全场都反对我。”毛泽东之所以从三票变成了一票，说明他不但没能说服大家，而且其反对的理由无法得到与会者的赞同。毛泽东讲话有个特点，有时往往是只讲半截话——没有讲清到底为何“要到四川绕个圈”。从后来毛泽东指挥的三渡和四渡赤水来看，毛泽东此时似乎大致刚刚形成把滇军调到贵州腹地构思，意图通过“到四川绕个圈”子的方式把红军带出蒋介石的包围圈，然后实现北渡长江（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但其时无论是外部条件还是他的构思实际都还不成熟，事情会不会像他考虑的那样还很难说，所以只能一味地反对打“打鼓新场”。可如此一来，与会者必然会以为，毛泽东大概还是坚持要打“仁怀、鲁班场”的国民党军嫡系周浑元纵队。相较之下，当然是王家烈的双枪兵好打，而且打鼓新场既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讲来讲去，反而从三票变成一票的缘故。
那么，毛泽东到底为何竭力反对打“打鼓新场”呢？遵义战役后，红军虽然打破了国民党军设下的小包围圈，但大包围圈依然存在。此时国民党还摸不清红军下一步的动向，从其布防的大势可知，蒋介石还是担心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如果红军去打“打鼓新场”，周浑元纵队和吴奇伟纵队及川军郭勋祺三个旅必然会从红军身后一齐压过来！即使红军能够打下“打鼓新场”，就只剩华山一条路——继续西进与滇军孙渡部和川军魏楷和周化成部进行缠斗。而身后薛岳的十几万“追剿军”就会继续尾随而来，依然无法摆脱之前前有堵截、后又追兵的窘境。所以毛泽东心急如火，说服不了众人就开始发火了:“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啦！既要我负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好了！”没想到被张闻天顶撞了一句：“不干就不干！”后来会议按照张闻天提议，进行民主表决，按大数同志的意见办。结果，会议不但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毛泽东的政委职务也被解除了。
会后，毛泽东冷静了下来，出于中国革命与红军安危考虑，经过反复研究敌我态势，觉得还是不能打“打鼓新场”。于是半夜提着马灯，顶着寒风走了四五里崎岖山路，来到周恩来驻地，劝说他暂缓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就在此时——凌晨3时50分，周恩来接到军委二局发来的急电：“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看过电报以后，两人重新考虑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事宜，随后连夜一起找到朱德。三人认真分析了新的情况及敌我态势，重新研究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后，决定第二天重新开会研究。
按照某些文章的描述，张闻天与3月11日一大早再次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向与会者介绍了敌军的最新动态，再次阐述了不可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经过民主决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队则速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打鼓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10日）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找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对于苟坝会议这种集体讨论“民主决议”的模式毛泽东很是反感，会后对周恩来说：“过去的‘三人团’主观武断，弄得中央政治局啥也不知道不好。现在天天开20多人的会议讨论军事行动，争论不休、解决不了问题，又贻误战机，还是城里几个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见石仲泉《苟坝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精神》一文）于是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提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上午，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此举为毛泽东主导中央红军作战在组织上得到保证，成为关乎红军命运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那么，苟坝这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到底是如何打算的？根据史料记载，毛泽东虽然做了些许修正，但还是要打周浑元部。13日，毛泽东命令彭雪枫率领红十团和红十三团，奔袭正要由泮水镇撤往打鼓新场的黔军犹禹九旅，摆出一副要打“打鼓新场”的架势。接到支援命令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随即出动，当其先头部队行进至三元洞附近时，突然发现红军主力并未南移，于是急忙缩回鲁班场一带。由于该部缩的过快，致使毛泽东在运动中侧击周浑元部的计划落空，于是便决定攻击三元洞、鲁班场一线的敌军。14日夜朱德下达作战命令：“乙、我野战军决予明十五号以全力进攻鲁班场、三元洞地带之周敌，期予当天坚决干脆消灭该敌，而以小部在枫香坝监视吴敌。”15日下午，中央红军向鲁班场、三元洞一线的敌周浑元所部发起猛攻！战至傍晚，红军前敌司令部得到确切情报，原向遵义挺进的川军郭勋祺部八个团右旋，正从两河口向鲁班场一带压过来；吴奇伟纵队先头两个师也已进至红军侧后的枫香坝与花苗田附近。而周浑元也似乎觉察到与仁怀之间的缝隙，派其第十三师由鲁班场向北出击。毛泽东随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迅速经仁怀县的中枢镇向茅台镇转移。
16日，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由坛厂赶到茅台镇，指挥红军主力于下午十六时突然再次西渡赤水河，将大批国民党军甩在赤水河东岸。17日上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兵锋直指古蔺、叙永一带，并瞄着土城方向！19日红军攻占距离古蔺只有三十余华里的龙山镇，将在此地驻守的川军一个击溃，随即大军进占大村、铁广和（古蔺县）两河口一带。红军此举立刻引起蒋介石的恐慌，国民党军高层判断，红军很可能会继续北上，然后由泸州一带北渡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意图。于是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川军潘文华部在叙永、古蔺一线设防堵截，另一部由茅台镇西渡赤水和尾追；周浑元纵队及吴奇伟纵队则立刻由鄢家渡北渡赤水河，插向古蔺方向围追堵截；滇军孙渡纵队在毕节、王家烈在金沙（打鼓新场）设立防线向北截击。同时命令四川方面，加强泸州东西长江的防线。
实际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示形于北只是虚晃一枪，真正的意图并非要由这一带北渡长江。20日获悉国民党各路大军已开始行动后，立刻开始下一步行动——当日下午十七时，以前敌司令部朱德的名义下达命令：全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过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见《朱德关于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为了迷惑川、滇之敌，令红一军团在龙山镇留一个团逼近古蔺一带进行游击，以掩护主力西渡赤水河的秘密行动，遂行此任务后于明日午前返回，并限于明晚由太平渡东渡赤水河。22日晚，中央红军全部向东渡过赤水河，然后经临江场、楠木坝、花苗田等地迅速南下！红军的突然折返，引起国民党军上下一片慌乱——此时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已大部西渡过赤水河，周浑元纵队正准备随后西渡，整个部署尚未完成。中央红军从容不迫，经习水的二郎、仁怀的三合、大坝、高大坪等地，一路向南快速行进。
图片取自：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河--文史--人民网 http://history.people.com.cn/n1/2016/1014/c404820-28779710-4.html
定下神来的蒋介石等，此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红军折返大约是北上受阻，估计又要故技重施——再次进攻遵义。于是，急调位于松坎的上官云相部南下至桐梓一带设防；吴奇伟留在后面的第五十三师迅速赶到遵义，协助第四十七师防堵；令吴奇伟、周浑元纵队立即掉头，星夜赶往茅台、仁怀、坛厂一带集结，并着周浑元部先派二至三个团，分别赶往鸭溪、白腊坎、枫香坝固守——这一带是红军南下可能的必经之路；为防止红军东渡乌江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命令何健加强吴江一带的防守。经过这一番谋划后，蒋介石不禁志满意得，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准备将红军在遵义地区一网打尽！
此时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24日23时致电各军团：敌人企图连接遵义、仁怀封锁线，将我军阻在其以北地区。要求红军各部以遭遇敌军的临战姿态，迅速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27日，一路向南疾行的中央红军路过马鬃岭时，命令红九军团暂时留下伪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实施佯攻迷惑敌人。红军主力则于28日，突破周浑元部提前派出的那两个团设置在鸭溪、白腊坎之间的防线，先头部队日夜兼程顶着狂风暴雨，赶到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一带。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和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歼灭薛岳部守敌和援敌各一个营后，顺利进至贵州的息烽地区。至此，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大小包围圈，将国民党军的各路阻击部队及薛岳的“追剿”大军，全部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敌军重新控制了渡口，留在后面掩护主力的红九军团被阻在乌江以北，只能独立展开游击活动。
据有的文章介绍，1935年3月31日，毛泽东到红二师布置任务时，在摊开的地图上用红蓝铅笔，从息烽向东南方的平越，再向西、西南经贵阳南侧的龙里，再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进至元谋北渡金沙江画出一条长长的红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公开地将苟坝会议时“要到四川绕个圈”和其后“要将滇军调出来”的构思完整勾勒出来。
综上所述，如果仅从战术上考虑，“打鼓新场”显然要比“仁怀、鲁班场”好打，但如果真的去打“打鼓新场”，之后的“三渡”和“四渡”赤水就没有发生的余地与可能，也就无法实现毛泽东为中央红军脱困而制定的宏大战略。至于成立新的“三人团”，则是毛泽东顺势而为的杰作——从根本上解决了之后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军事指挥问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