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植棉热”泡沫破裂。埃及作为严重依赖棉花出口的经济体，也在这场“棉花危机”中遭受重创，这无疑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埃及的棉花产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快速恢复。

Panza和 Karakoç今年新发表在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的文章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首次在实证上识别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棉花产量得以恢复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种质改良和信贷可得性增加对埃及棉花产量恢复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水利设施建设则未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是棉花产业得以恢复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此外，该文发现土地所有权结构也对棉花产量的恢复具有一定的贡献。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棉花产业发展概况

埃及耕地资源局限于上埃及的尼罗河沿岸和下埃及的三角洲地区。由于年降水量较少，埃及棉花生产严重依赖尼罗河水灌溉。分析图1可知，20世纪上半叶埃及棉花产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粗放发展阶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集约发展阶段，棉花单产呈现出明显的“U型”特征。

1920年之前，埃及棉花单产下降严重。生态学派认为，过度灌溉和排水设施不足是这段时期埃及出现棉花危机的关键原因。而学者Goldberg则对生态学派提出质疑，其定性研究表明1920年之前棉花单产下降是农民在收入最大化目标下进行种质选择的结果。

图1 20世纪上半叶埃及棉花总产量、种植面积和单产变化情况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棉花单产得以迅速恢复。这一期间埃及棉花产业发生了几大关键变化。一是政府资助并改进了公共灌溉和排水系统。1930-1938年间，下埃及的排水面积从41万公顷增加到93万公顷（约为尼罗河三角洲三分之二的耕地面积）。二是为了保证种质纯度，埃及棉花研究委员会和农业部控制了棉种的开发与繁育。由于棉花品种Sakellaridis的价格溢价逐渐下降，这一时期埃及棉花种植大规模转向了Achmouni和Zagora品种。三是农民信贷可得性增加。在政府支持下，埃及农业合作社于20世纪20年代得以迅速发展，其主要业务是为小农户提供小额信贷支持以及种子、化肥、农具等；20世纪30年代专业信贷机构Crèdit Agricole等也相继成立。

土地分配高度不平等是理解埃及棉花产业发展的另一关键特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占全国人口0.6%的大地主拥有全国约35%的土地，埃及土地基尼系数高达0.79。1922年英国政府承认埃及独立后，大地主对埃及的政治经济影响不断扩大，他们在埃及棉花危机的恢复中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实证策略

作者根据埃及年鉴Annuaire Statistique构建了1923-1939年的埃及11省数据库，并采用对数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种质变化、人均贷款和水利设施建设对皮棉产量的影响。作者假设农户是国际市场棉花价格的接受者，其种植决策很容易受到不同棉花品种国际价格变动的影响，但与土地产权无关。在给定种质选择的情况下，农户的生产目标为实现利润最大化。

实证结果表明，Sakel品种的溢价与Achmouni品种的种植面积占比显著负相关（注：Sakel品种的溢价等于一单位土地上Sakel品种相对Achmouni品种的价值）。二者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时间趋势后依然稳健。土地基尼系数和大中地主占有的土地面积均不显著。因此，农户种质选择种质变化面临的内生性问题较弱。

然而，该文关心的另外两种要素投入信贷可得性和水利设施建设可能面临较强的内生性问题。一是遗漏变量偏误，可能存在一些同时影响信贷或灌溉以及棉花产量的不可观测因素；二是反向因果，例如棉花产量更高的省份可能会得到信贷机构更多的贷款和政府更多的水利设施投资。该文通过为信贷可得性和水利设施建设构造Bartik工具变量，来减轻二者面临的内生性问题。

主要结果

通过最小二乘估计（OLS）和工具变量估计（IV）的基准回归结果，作者发现，棉花种植面积（Land）和种质选择（Share Achmouni）均对皮棉总产量变化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排水灌溉等水利设施建设则对皮棉总产量变化没有显著影响。各列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Achmouni品种种植面积占比每提高1%会带来皮棉总产量显著增加0.7%-0.8%，棉花种植面积每提高1%会带来皮棉总产量显著增加0.95%-1.23%；而水利设施建设的回归系数在各列中均不显著。此外，由时间趋势捕捉的TFP变化也对皮棉产量变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然而，作者指出，该文实证结果虽然间接性挑战了前文所述生态学派的观点，但并不能充分说明水利设施本身对恢复棉花生产没有作用。该文构建的水利设施变量只能捕捉到公共水利设施的影响，并不能捕捉大地主等私人水利设施投资的影响。

为了检验信贷可得性对棉花产量增长的影响，作者进一步加入了金融变量。结果发现，虽然合作社贷款（cooperative loans）对皮棉总产量变化没有显著影响，但抵押贷款（mortgaged values）对皮棉总产量变化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埃及农业合作社主要对小农户发放贷款，而大地主则更容易得到信贷公司的资金支持，因此信贷在恢复棉花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是“规模偏向性”的。有趣的是，在控制抵押贷款之后，棉花种植面积的影响系数减半，这可能与部分农户用抵押贷款来开垦土地有关。

信贷影响的规模偏向性与当时埃及土地分配高度不平等密切相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大地主利用政治优势支付更低的土地税、说服信贷公司降低利率，这些措施不仅有效防止了大萧条时期（1929-1933年）埃及土地市场的崩溃，而且也给大地主改善投资和更新棉花种植技术提供了便利，加速了埃及棉花产业的恢复。最后作者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例如剔除埃及棉花高产的省份、自然排水条件良好的省份、运河长度异常值等，文章主要结论均保持稳健。

结论与讨论

整体上，该文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棉花产业的复苏为背景，第一次实证识别了种质、水利设施建设、信贷可得性等因素对棉花产量恢复的影响。研究表明，种质改良和信贷可得性是埃及棉花产业得以恢复的关键因素。以往关于绿色革命的研究同样表明，传统小农面临的信贷约束会阻碍新技术的利用率，新技术的成功推广离不开信贷因素的支持。此外，该文也从量化历史的角度，为土地所有权结构和农业发展之间关系的学术争论提供了有益启示，并对农产品出口依赖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定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轮值主编：熊金武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