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货币当局有必要处理好稳增长与减缓外部压力之间的平衡，把握好货币政策向松调整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控管好信贷资源的流向以稳定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同时，货币政策也要对调整中可能产生的汇市股市联袂波动风险予以高度关注，采取相应举措有效加以控制。总体来看，货币政策应以实现稳增长、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为主要目标，同时配合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兼顾好诸多相关需求。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适度降低准备金率有一定的操作空间，也有助于释放表内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而降息的积极影响则可能较为有限应相对谨慎。
李迅雷：对于2019年政策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两条：稳中求进、底线思维，前者是要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后者则意味着经济下行有底支撑。经济下行时期，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是必然，预计2019年还要降准两个百分点。资本市场在存量主导阶段，更多来自于结构性机会。投资方向上，要更多选择产业升级背景下向上发展的新兴产业，或者是有民族品牌、有行业龙头地位、有独创性技术的企业。科创板的设立，是对资本市场种种缺陷的修复，同时也推动资本市场中介机构向现代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方向迈进。大类资产配置而言，建议增持债券、黄金和权益资产。首先，2019年将是低通胀环境，美联储加息步入尾声，国内则仍有降息可能，尤其是利率债和高等级的信用债还值得配置。其次，黄金作为一个避险工具是值得配置的。第三，权益类资产经过3年的调整之后，相当一部分股票已经颇具投资价值了，可以对那些具有估值优势、具有成长性等股票增加配置。第四，房地产已经进入减持窗口，2019年房价不会出现大幅度波动。
马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典范。第一，充分利用港澳资源(如海外商业网络、国际资本、海外运营经验优势、华人华侨和港澳居民等等)、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市场机制，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突破口。第二，大湾区建设有利于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政府高层提出的“竞争中性”原则也有望在粤港澳大湾区更好落地实施。第三，香港和澳门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高效率的投融资平台，显著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化程度。
李湛：未来市场消费空间趋向有限，形成分化发展，作为大众必选品的食品饮料优势凸显。其一，白酒行业进入整合期，寻找穿越周期的优质酒企。需求端，个人可选消费的白酒需求放缓，商务消费因商务活跃度下降，需求或将形成分化；供给端，酒企产量进入调整，白酒价格以茅台为风向标，进入稳价模式。其二，本轮大众食品优势凸显，应在以下三方面优选：一是必选消费品中日常生活大众品，如调味品、乳品等；二是成本上涨压力下，具有议价能力及成本转嫁能力的优质企业；三是具有性价比，不断创新的优质企业，在逆势中份额逐步提升。我们建议2019年应把握两条投资主线：白酒整合期间，关注需求稳定、增长确定性较高及价格保持合理的酒企；必选大众消费品中，具有较强议价力、高渠道占有率及市场份额逐步提升的优质龙头企业。
廖群：内地经济具备四大增长潜力：一是城镇化持续，二是结构进一步升级，三是区域性追赶加速，四是改革开放深化。首先，改革开放大部分是在局部范围内进行，今后全国范围内的区域性追赶将大规模展开，中、西部追赶东部的速度将加快，东北振兴也只是时间问题。第二，内地的经济结构水平，与发达经济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进一步的结构升级，无疑将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第三，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内地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国企改革、金融市场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仍需进一步深化。第四，目前按常住人口算内地城镇化率接近60％，大大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内地的城镇化进程只是刚过中期阶段，还将持续几十年。今后的城镇化，广义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目前仍生活在农村的6亿左右农民进城；二是目前工作与生活在城镇但仍未享受城镇居民待遇的1.4亿左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也将从消费与投资两个方面提振内需。
沈建光：1月金融数据创新高，货币传导机制尚待理顺。1月信贷大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传统上来讲，1月是全年信贷最活跃的月份，年底信贷额度用完后，储备信贷项目会在年初集中放量；二是宽松政策所致，伴随着前期准备金下调，银行间资金相对充裕，利率也呈现走低态势，为银行放贷提供支持，预计今年全年信贷额度会比去年有所提升。信贷方面，居民中长期贷款占比有所下降，反映出房地产信贷供给仍然受到制约。票据融资继续保持旺盛，很可能是在实体贷款需求不强的情况下，银行倾向于使用更加灵活的票据资产来调配贷款额度。1月M1增速降至0.4%，显示宽松货币政策并未改善企业流动性压力，未来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仍然十分重要。未来还需大力推进通过减税降费，帮助企业改善盈利，避免流动性陷阱。
王涵：央行4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有以下几点值得重点关注：一是，经济“变中有忧”，对经济层面的担忧进一步加深。对市场关注的贸易摩擦对外需的负面影响、消费增长乏力、企业融资需求下降、以及PPI可能陷入通缩等问题均有提及，显示政策对此已有关注。二是，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货币政策明确宽松信号。报告删除了“中性”的表述，强调“逆周期调节”，在货币政策操作部分明确提出“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下行”。但央行表明没有必要实施QE，两次提及要“防止大水漫灌的风险”，政策尚未表明将出现大规模放松。三是，继续强调结构优化，聚焦小微、民企，进一步明确服务实体的方式。四是，支持新兴产业及创业。报告新增支持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以及创业的需求，对新兴行业的关注上升。五是，对金融创新细节有所补充。如提出“推动债券市场商业银行永续债”，说明创新银行资本补充工具正在逐步落地。
伍戈：今年整体失业率或将滞后企稳。从供给角度看，劳动力供给减少已成为影响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快”变量。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持续减少，城镇劳动力供给增速快速下降，这些供给面的变化实际上有助于我国就业压力的缓解。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增速下行使得劳动力需求也在放缓，与之相关的诸如PMI从业人员等表征就业需求的指标呈现明显下滑。但由于劳动力供给收缩快于劳动力需求下滑，因此前期整体失业率不升反降。当然，局部与结构性失业问题仍难以避免。展望2019年，经济下行将使劳动力需求进一步趋缓，就业市场面临压力。但劳动力供给也在收缩。综合测算，即使实际GDP降至6%，调查失业率仍处5.5%以下，无碍就业目标的实现。若附加2020年经济翻番等考虑，今年GDP最终运行结果或不低于6.2%。
张岸元：至少今年来看，稳就业应无虞。一方面，失业率与经济增速变化之间未见关联。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在2010年以后长期在1以上运行，且上行趋势明显，表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变化方向是供不应求。另一方面，行业景气度变化与吸纳就业似无关联。从历史数据看，分行业的PMI与行业从业人数走势并不一致。我国经济增长三二一的结构持续发展，是就业创造效应没有因经济总体增速下行而快速减弱的重要原因。从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来看，新增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持续快速攀升。2019年开始往后，我国劳动力短缺的矛盾更突出，未来城镇劳动力将面临500-700万人的供给缺口。
张明：2019年全年中国出口增速表现不容太过乐观。原因之一，中国出口增速与全球增长先行指标走势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而2019年全球增长先行指标继续走弱是大概率事件。原因之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出口增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但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显著贬值并未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显著贬值，因此汇率贬值对出口增速的刺激作用有限。原因之三，中美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可能降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以及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预计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将会由2018年的两位数增长回落至5%上下。出口增速的下滑将会带来增长、就业方面的问题，贸易顺差的收缩将会使得人民币汇率继续承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