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草草
几乎在所有的电影节都能看到蒂尔达·斯文顿的身影：她又有新的电影参与竞赛，她来为圈内至交好友的新作站台，她自己导演的作品也参与了展映……
但是几乎从来没有机会采访她。
她被粉丝们称为“仙姑”有很多原因，并不仅仅因为她不带人间烟火气的特立独行长相，也因为她太忙了，真的很难约到。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当然也不会少了她的出席。她和泰国导演阿彼察邦合作的新片《记忆》入围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得了评审团奖的荣誉。
这部影片讲述了蒂尔达·斯文顿饰演的苏格兰女科学家杰西卡，在哥伦比亚寻找自己爆炸头症候群病根的旅程。
杰西卡在哥伦比亚生活多年，但是一口西班牙语依然说得磕磕绊绊。
在经历了失去丈夫、姐妹生病住院等一系列打击之后，她开始出现幻听，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能听到一声巨响，而周围的任何人都听不到这个声音——因此她觉得是幻听。
巨响阴魂不散，总是突然袭击，让杰西卡困惑而没有安全感。
她在朋友介绍之下去找到了一位声音工程师Hernan，在他的帮助，想要模拟出巨响。但是在帮助了杰西卡以后，Hernan就离奇消失了。
杰西卡的旅程并没有结束，她跟随着线索慢慢来到了热带雨林，想要找到巨响的来源，却意外在雨林深处见到了已经衰老的Hernan……
尽管离开了熟悉的泰国，影片改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对白，整部《记忆》依旧延续了阿彼察邦一贯的视听风格：沉静的，少言寡语的，声效丰富的；镜头常常被固定住，安静地观察着人物，或者雨林一景、天空一隅。
观众往往需要全神贯注才能领会阿彼察邦镜头里层层叠叠的信息。
而有了蒂尔达·斯文顿的出现，《记忆》似乎比阿彼察邦以前的任何电影都更要有吸引力，让观众更加心甘情愿地随之慢下来、静下来：观众们对这个长相出众、特立独行的女演员，永远有排除性别因素的凝视欲望。
如果镜头里是蒂尔达·斯文顿的记忆，不知道为什么总比其他的记忆更有意蕴。
在颁奖礼当日，凤凰网娱乐Ifeng电影独家专访了蒂尔达·斯文顿，聊了聊《记忆》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
也许是因为疫情的缠绵不散，久违的戛纳电影节让人格外兴奋，蒂尔达·斯文顿表现得亲切而健谈，她从和阿彼察邦的友谊，聊到了作为演员最重要的功课。
和阿彼察邦合作常常让我想起
和德里克·贾曼一起拍电影的纯真年代
Ifeng电影：据说你和阿彼察邦导演很早就计划一起合作，策划《记忆》这部电影的过程超过十年？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你们终于实现了这个项目？
蒂尔达·斯文顿：我觉得用“信念”来形容我们合作的过程是非常恰当的。
大概是十七年前，他带着自己的作品《热带疾病》参与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而我是那一年的国际评审之一。
那是2004年，我们把评审团奖颁给了他。从那以后我和阿彼察邦就成为了笔友，经常通信。
我们无所不谈，还一起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为艺术装置作品拍录像，一起在泰国策划了一个电影节等等。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抱着要一起拍电影的信念，这是我们友谊的发端。
只是没想到花了我们17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部电影。所以“信念”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进行着这段对话。
《记忆》终于完成了，我们现在开始策划合作下一部电影了，也许会再花我们17年的时间……可能说起来有些俗套，但是对我来说能出演阿彼察邦的电影真的是一个梦想。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电影的时候，被他那种强势的表达力所震撼——不仅仅是震撼，更是一种久别重逢的熟悉感觉。
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开始和德里克·贾曼合作拍电影，那时候我完全是个新人。我们年轻又囊中羞涩，都还不是用35毫米胶片拍摄，是用超级八（super 8）拍摄，真的相当古早了。
阿彼察邦的电影常常让我回想起那个和贾曼在一起的纯真年代，让我重新回忆起刚进入电影世界时那种目眩神迷的感觉。
阿彼察邦总是精巧而优雅地，向你慢慢展现他的宇宙，并且他的影像往往有某种自传的性质。
所以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新的合作，更是一种新的回归。
我非常享受长达十七年漫长的准备
Ifeng电影：这十七年的过程中会有沮丧吗？担心这个项目无法实现。
蒂尔达·斯文顿：“沮丧”在我这里并不适用。我在这一行干得足够久了，久到我明白，这些长时间的酝酿并不是麻烦，而是一种良好的征兆。
可能对于一些初次拍电影的人来说，一个项目时间拖得很长确实会比较沮丧。但是我往往会去安慰他们：不用着急争论、不要做出任何仓促的决定，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好好利用这些时间做准备；等到项目真正开始的时候，你们会感激这段时间的。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电影人，他们工作起来有自己不同的节奏，有些人需要多几个月，有些人需要多几年。我会尽量适应他们的节奏，和他们一起慢下来。
而且和阿彼察邦合作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体验。我们把这个故事聊了十七年，等到真正拍摄的时候只花了三个月，一切就像上了发条一样紧张。
所以我非常享受这种漫长的准备。事实上这并不是我经历过最漫长的项目。
我和卢卡·瓜达尼诺导演一起准备新版的《阴风阵阵》跨度超过二十年。我的第一部电影，和贾曼一起拍摄的《卡拉瓦乔》，他为之准备了超过十一年。
所以我很早就学到了这一课，不要害怕时间的漫长。当然，与此同时，保持活着，保持信念，你才能等到事情真正发生的那一天，你为之准备的那一天。
并且……也许你不相信，其实演员生涯最重要的决定并不是拍哪一部电影，而是你和导演的关系。
你们花很多时间去经营这段关系，了解彼此，等到工作的时候你们是默契的、亲密无间的，很多问题甚至不需要沟通就能解决——因为绝大多数时候在片场，是没有那么多奢侈的时间去沟通的。
在片场大家关心的都是今天下雨吗，我的衣服是干的还是湿的这种技术层面、实操层面的问题，没有人会去聊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电影的节奏是什么样的，这个角色的存在主义困境是什么。
所以和导演的关系，和导演的沟通，是做演员最重要的功课。
《记忆》属于哥伦比亚
Ifeng电影：阿彼察邦导演提出要去哥伦比亚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到惊讶？
蒂尔达·斯文顿：哦并没有，因为我们在很久以前就达成了共识：我们会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拍摄这部电影，我们两个都是外国人，这样会比较公平。
所以这个拍摄地方，并不会是泰国，也不会是苏格兰；并且我们一起研究了世界地图，排除了一些我们相对比较了解的城市。
后来他去哥伦比亚参加卡塔赫纳电影节——也不是多久之前，就是2017年吧，立刻给我写信：”就是哥伦比亚了！“
于是我立刻动身，前去和他一起瞰景。然后整个项目就开始运转了，我们在哥伦比亚待了好一阵子，一起研究这个电影的概念。
如果你问十七年前的我，我确实想不到最终我们会在哥伦比亚拍一部电影，但是现在的我感到很幸运，尤其是你看了电影以后，可能会像我一样感到，这个故事无法在哥伦比亚以外的地方发生，《记忆》属于哥伦比亚。
如果你一直关注阿彼察邦的电影，可能会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属于泰国，扎根泰国，你无法想象他在其他任何地方拍片。
奇怪的是，哥伦比亚这个陌生的国度，却给了我们那种在熟悉的环境里创作的自由感。
当然，这个地方本质上是新鲜的，导致我们都有些小心翼翼——我们就在追求这种小心翼翼感，能让我们有这种感觉的地方不多。
我记得当我们刚抵达哥伦比亚的时候，我一下子回想起年少时候阅读马尔克斯的体验，人和人之间那种虚无而近乎不存在的边界感，你可以这一秒种和你的爷爷对话，下一秒钟可能可以和一只猴子对话。
阿彼察邦能在这个国家感受到一种无限自由的空间，对我而言也是。
Ifeng电影：阿彼察邦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之所以选择哥伦比亚，是因为它和泰国有某种相似之处，人们都非常相信鬼神……但其实这种相似也存在于泰国和苏格兰之间？
蒂尔达·斯文顿：没错！我一直在鼓励阿彼察邦来苏格兰拍电影！我觉得他能理解那种苏格兰的神秘主义。
也许有一天会有一部阿彼察邦的苏格兰电影！
《记忆》是一部关于电影、属于电影院的作品
Ifeng电影：在《记忆》中，你饰演的角色杰西卡有一场哭戏，年迈的Hernan问她：你为什么因为别人的记忆而流泪？
坐在电影院里看到这段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电影观众难道不是一直在为别人的记忆、 别人的故事而流泪、感动、快乐、愤怒吗？
蒂尔达·斯文顿：你说得非常准确。如果质疑人对于他人故事的联结，那就是对电影的蔑视。从这一点来说，女主角杰西卡的故事真是绝佳的对照。
她可以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巨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记忆，自己却不需要主动做什么就能接收到这些内容。
而观众也是一样，所需做的一切只是保持安静、聆听、观看，就能获得来自其他宇宙的故事，而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动、流泪。
我在首映之前就看过《记忆》很多次了，但是不是在电影院里看的， 也不是在卢米埃尔大厅的那块银幕上看的……昨天晚上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对电影的存在又有了更深的体会。
很可惜因为疫情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进电影院。但是这也让身在戛纳的我们更有一份幸运和荣幸。
阿莫多瓦总笑话我说西班牙语的哥伦比亚口音
Ifeng电影：你曾经多次在电影中用非母语表演，德语、匈牙利语、法语……但是在《记忆》中说西班牙语，你似乎完全没有掩饰自己并不是一个母语者，在进行非常笨拙地进行表达？
蒂尔达·斯文顿：当一个人在电影中用非母语表演时，正是我们重新审视电影中语言的时刻。
考验说这门陌生语言的口音、流畅程度、可以被理解的程度，正是我们在审视电影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造梦——电影的影像语言正是要消除语言的障碍。
扮演杰西卡，就是去呈现她在一种陌生的语言中挣扎、尽力让别人去理解她的状态；更何况她最大的困扰是，她能听见没有人能听见的轰鸣，这是她遇到的每一个人无法感同身受的，是语言也无法抵达的。
希区柯克说，讲故事的是画面，语言不过是创造氛围。
在另一门语言中行走、生活、工作更让我们慢慢抵达了这个结论。陌生语言给表演带来的挑战、张力和机遇非常让我激动。
我为了《记忆》在哥伦比亚待了7个多月。中间我去西班牙和佩德罗·阿莫多瓦拍摄《人类的呼声》，他们都开玩笑说，我说的不是西班牙语，是哥伦比亚语（笑）。我的哥伦比亚口音经常被大家拿来开玩笑。
不过我觉得即便是排除语言的障碍，每一次表演新角色的时候，你都是在面临新一轮的存在主义考验，那是大于、广阔于你的个人生活经验的。
你一定记得在电影中，有一场戏，我在录音棚里和混音师、年轻的Hernan描述我脑海中听到的轰鸣声是什么样的。
当阿彼察邦第一次和我描述他的爆炸头症候群的时候，场面和这场戏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语言和电影共同的工作，把你脑海中的东西拿出来，描述、校准、重新校准、追求精确、给自己划定放弃的界限——从而让别人理解。
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你需要保持谦虚，保持耐心。
我无法出现泰国电影中
Ifeng电影：阿彼察邦说，拍摄的时候在妆发上做了很多工作，想让你能在形象上更融入哥伦比亚的街景一些……但是显然，失败了。
蒂尔达·斯文顿：我长得太白太高了，没有办法。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最开始研究合作的时候决定要去国外拍片的原因。
因为他所有的电影都是在泰国拍的，但是我的形象、以及很多其他的因素让我不会在泰国的环境里感到舒适的，我找不到我出现在一部非常泰国的阿彼察邦电影中的理由。
我需要成为一个更合理的外国人……
Ifeng电影：可能是因为你的形象，在泰国大家都会忍不住看你。
蒂尔达·斯文顿：是这样，我在任何国家都显得非常显眼（笑）……可能在苏格兰不那么显眼。
但是这部电影并不仅仅关于杰西卡如何格格不入，更是关于她在人群中也可以隐形。
后来我们放弃在形象下功夫了，因为隐形的关键在于她/我是如何行动的——她发出怎样的声音，去什么样的地方，留下什么样的足迹，并且经常整夜整夜不睡觉。
她不会展现出任何姿态，也尽力不去施加任何影响，因为她是一个接收者、观察者，可能会对于她接收到的东西做出反应，但是并不会去主动表达。
大家都说我像外星人
我跟阿彼察邦就忍不住拍一个外星飞船
Ifeng电影：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一个觉得这部电影有点幽默的人……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在讨论：蒂尔达·斯文顿为什么永远不老，她是外星人吗？
然后在《记忆》的结尾，我们看到了一个倏忽消失的太空飞船，暗示着你的角色杰西卡和它之间的联系。
但其实“外星人（alien)”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词，你对于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对于全世界的观众，你的角色杰西卡，都存在一种（被）异化（alien/alienated）。
蒂尔达·斯文顿：你看《记忆》的时候想了这么多！确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长得像个外星人；
而是，难道我们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被异化的外星人吗？
我们并不是想给这个故事加上多么强烈的科幻色彩，甚至拍一部科幻片，不不……
电影中，我饰演的杰西卡可以听到没有人能听到的巨响，其实这是一种病症，叫做“爆炸头症候群（exploding head syndrom），这个病真实存在。
阿彼察邦就被这个病折磨了很久。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种病，于是我们上网谷歌了，大为震惊。
我当时有亲人去世了，也十分痛苦，并且无法摆脱这种痛苦……就是一只脚想要迈出去逃离悲伤，但是另外一只脚踌躇不前。
所以在《记忆》的一开始，我们就暗示了，杰西卡的丈夫去世了。如果要给这个故事的悲伤寻找一些逻辑成因的话，那么就是这些，我们在影片中都给出了隐晦的暗示。
不管是疾病，还是这些不为人知的痛苦，都是我们被异化，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原因。
我觉得这不是少数人的感受。
往往整个社会迎头奋进，但是有些人，比如我们，会想停下来，因为我们的电池还没有满格，我们的频道还没有对接。
我和阿彼察邦关于这一点聊了非常多，如何跟这个世界对接总是一个难题。
当然我和阿彼察邦都知道大家觉得我长得像外星人，所以我们利用了这一点。
在影片结尾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忍不住，就想搞个宇宙飞船玩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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