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于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公历1912 年 2 月 12 日）接受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提出的《清室优待条件》，宣布退位。皇宫外朝各部衙门皆被裁汰，只保留皇族、内务府与宗人府处理内廷。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皇帝逐渐长大，对于在紫禁城的前清贵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为溥仪筹办婚礼。

这场婚礼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据清代礼制所载，“大婚”是指皇帝的婚礼，如果皇帝在即位前已成婚，那么仅在登基后举行册封仪式，如把福晋册立为皇后。因此，只有幼龄即位、长至适婚年龄的皇帝才有大婚之礼。而综观清代长达268年的岁月里，仅有4位皇帝在位时举行过大婚（溥仪大婚已逊位，故不列入），即顺治帝、康熙帝与清末的同治帝、光绪帝，他们都是幼主继位，由母后（孝庄太后、慈安太后、慈禧太后）掌握实权，因此直到大婚才册后立妃。

这场在民初举行的溥仪大婚仪典，与上述4位皇帝的大婚相比规模较小、花费也少，还是遵从满族习俗在凌晨安排迎娶，仍吸引不少中外人士的目光，更是占据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这场大婚，不少前朝遗老纷纷入京贺喜，但满清遗老集结北京，颇有满清誓师、效忠大会的声势，让民国北京政府产生疑虑。虽然民国政府支持举行溥仪大婚，也出力不少，如派出警力维持迎娶时的交通秩序、通融皇室开城门等，但并不代表民国政府允许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再次上演。而大婚过后，是否应该废除优待清室、如何彻底消除帝制等议题，又再次困扰民国政府。

民国北京政府的顾虑，并非毫无来由，以传统儒家社会观念来说，成婚等于成人。这场婚礼过后，溥仪将以新的身分面对外界，而溥仪本人事后多年回忆当时结婚心境表示：“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

溥仪并没有说错，翻开清代历史，前述四位幼主继位的皇帝多是大婚的同时开始亲政，顺治帝于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行亲政典礼，同年八月举行大婚，时年 14岁；康熙帝则是在11岁大婚，到13岁时才亲政。而同治帝是于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大婚，来年正月亲政，时年17。光绪帝则是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行亲政典礼，同年闰四月举行大婚，时年16。与他们相比，17岁结婚的溥仪，徒享皇室“大婚”之名，却无“亲政”之实。

毕竟大婚亲政在清代有例可循，不能怪民国政府担忧溥仪大婚后可能有进一步的行动。当溥仪于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后，政府随即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分组查封宫殿，最后在养心殿发现一封打算于1924年春夏时密谋复辟的文件，里头有康有为请溥仪外籍教师庄士敦代奏游说的信函，还有内务府大臣金梁详列如何密图恢复等奏折。委员会立即决定将这些文件发表公诸于世，甚至具函控告溥仪蓄谋背叛民国政府，不过因临时执政段祺瑞已发布大赦令，最后此案以不起诉处分。

这场大婚，对于溥仪、逊清皇室乃至于民国政府而言，都件重要的分水岭。这场象征成年的大婚，是溥仪萌芽恢复祖业的开端，想要摆脱从襁褓以来受人摆布的状态。对前朝遗老来说，这场代表少主成年当亲政的大婚，在动乱的时局里具有重要意义。从民国政府的角度来说，盘据在紫禁城的清代皇室，是要被舍弃的旧时代、旧文化的象征，且溥仪成婚、成人，势必要“当家作主”，北京政府又怎么可能会放任溥仪在紫禁城中坐大呢。

于是，新婚不到两年，溥仪便被驱逐出宫，不过民国政府可能没有想到，本是清除帝制残余的行为，却埋下日后溥仪东山再起的伏笔。溥仪离开深宫禁院的限制，却又沦为国际政局中的棋子。一心想祖业的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之下，欣然前往东三省建立满洲国。溥仪的一生虽经历三次登基，但旧时代一去不复返，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他的“亲政皇帝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