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家家到戏剧表演，从秘密社团的入会仪式到游乐场的大转盘，从古希腊的体育竞技到现代的晋升体系，从投币游戏机到股票债券……游戏不仅仅是爱好和消遣，它闪烁在日常经验之中，突显了社会文化的特质，映照出人类文明的变迁。

在《游戏与人》一书中，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罗歇·凯卢瓦对广义上的游戏进行了充分考察，深入阐述游戏的本质与文化意义，建立了一种始于游戏的社会学。他基于系统的游戏分类，用游戏原则区分不同的社会运作模式，从游戏出发追寻文明变迁、观照现代社会。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七章“面具与出神”一节，澎湃新闻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授权发布。

民族志的重大谜团之一，要数面具在原始社会的普遍使用。这种用于变换身份的工具，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宗教意义。人们在节庆时使用面具，此时发挥统领作用的是亢奋多变的眩晕，世界原有秩序被暂时废止，以待革新重生。人们对面具的制作过程保密，面具用毕即被销毁或藏匿。戴上面具的主祭化身为神、精灵、动物祖先，或其他具有恐吓和教化功能的超自然力量。

伴随着愈演愈烈、以无度为旨的喧闹与混乱，人们用面具使自然与社会复苏、重振、焕新。佩戴面具的人暂时扮演可怕的鬼神，代表了人们所畏惧且无法掌控的神力，并通过模仿与之同化，进而成为谵妄的俘虏，发生异化，自视为神——那个他一开始只是通过或巧或拙的手段去乔装模仿的神。此时，情况发生反转：模仿者成为令人生畏的存在，他便是那可怕、非人的神力。他只需要戴上面具（由他自己制作），穿上服装（依照所敬畏的对象被认为应有的外貌，由他自己缝制而成），再利用响板这一秘密乐器（直到参加入会仪式时，他才得以见识这种乐器，并了解其特性、用法及功能）制造出一些奇怪的声响。只有当他亲手使用响板去恐吓他人时，他才明白响板无害、熟悉、人为的一面。伪装的胜利即在于此：模仿导致了绝非伪装的附体发生。当模仿带来的谵妄与狂热散尽，表演者将重新恢复意识。他精疲力竭，反应迟缓，对刚刚所亲历却又无我的经历仅保留模糊的记忆。

人群是促发这种高阶病态与神圣惊厥的“帮凶”。节庆活动以舞蹈、仪式和模仿为前奏，开启狂热，不断升温，直到眩晕取代模仿。正如卡巴拉的预言，扮演鬼神者将变为鬼神。妇女儿童是被恐吓的对象，不能观看面具及其他仪式道具、装饰的制造过程，否则将被处以死刑。事实上，孩子们又怎么可能不知道，那只是父辈们佩戴面具炮制的表演？他们囿于社会规则，依然选择服从，甚至是虔心信服，因为他们和主祭本人一样，都认为主祭是真实地被鬼神附体，发生身份转变。为了听命于仅在信仰中存在的神灵，并表现出被神灵突然附体的姿态，表演者必须首先向神灵发出呼唤与邀请，主动将自我推向瓦解，从而迎接一场奇特的僭越。为此，他们必须使用各种在他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手段，如禁食、药物、催眠、单调刺耳的音乐、喧嚣、极度的噪声与躁动，总之，是兴奋、叫喊与战栗的结合。

在节庆活动中，人们大肆挥霍平日长期积累的财产，无规则反而成为一种新规则，具有感染力的面具颠覆了日常。所有这些都使得群体性眩晕成为集体生活的纽带与巅峰，是这个整体联结尚不紧密的社会群体的终极基础。阶段性的节会起到了使人群聚合、交流的作用，强化了原本黯淡无光、影响甚微的脆弱协同。在其余时间里，个体忙于日常家事，几乎完全被私人忧虑缠身，而这些家事与烦忧都不会对集体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这一集体尚处于社会组织的初级阶段，不存在社会分工，各个家庭自力更生，对家事几乎拥有完整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面具成为真正的社会联结。

鬼神的出现及其所引起的昏迷与狂热，受到恐吓或恐吓他人所带来的心醉神迷，虽是在节庆之时达到极致，但在平常生活中也不会消失无痕。政治及宗教机制往往就建立在由震慑人心的神鬼场面所达成的权威之上。新信徒必须接受各种苛求，忍耐痛苦折磨，经历残酷考验，才能在梦境、幻觉以及痉挛中接收神的昭示，获得永不磨灭的恩典，享受超自然神力的保护。在他（及旁人）看来，这种超自然的存在坚不可摧，冒犯神力者将终身瘫痪，永不治愈。

各类信仰的具体细节可以变幻无穷甚至超乎想象，但几乎所有信仰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模仿与眩晕的惊人组合，且模仿与眩晕互为诱因。毋庸置疑，在形态万千的神话与仪式背后，都是模仿与眩晕的组合在发挥作用。稍加留意便可发现，这一组合在不断发生，千篇一律。

面具出现在附体过程中，促成人们与祖先、鬼魂和神灵的交流。面具在其佩戴者身上引发暂时性的狂热，使他相信自己正在经历某个关键转变。总之，面具有助于释放本能冲动，促成骇人而不可战胜的力量出现。面具佩戴者也许一开始是清醒的，但很快便不能自已，心醉神迷，完全陷入由自身模仿行为所引起的恐惧与混乱之中。乔治·比罗曾写道：“个体不再认识自己，他的喉咙发出恐怖的、非人的喊叫，那是野兽或神明的叫声，是战斗力量、创世激情和无限法力的彻底流露。此刻，他相信自己已经具备附身于他、他所成为的那个神灵的法力。” 在非洲短暂的黄昏中，人们热切期待面具的出现，达姆达姆鼓敲出具有催眠效果的鼓点，“鬼神们”蜂拥而至，他们踩着高跷，大步跨过高高的草丛，发出不寻常的恐怖喧嚣，其中混杂着口哨声、喘息声、响板震耳欲聋的敲击声。

面具佩戴涉及对宇宙能量盲目、过度的分享所导致的眩晕，涉及突然显灵、转瞬即逝的兽神，还涉及散布惊恐与不安的纯粹狂热。尤为重要的是，“神显”发挥了初级治理工具的作用，面具成为制度化的存在。多贡人中形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面具文化，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都浸淫其中。另外，在这种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公共体中，有入会仪式和独特面具的男性社团孕育了政治权力的雏形。面具是秘密社团的工具，用于恐吓未入会者，掩护同党身份。

入会仪式及成人礼通常是向新人揭示面具纯人为性质的契机。从这个角度看，入会仪式是一场关乎无神论、不可知论的否定式教育。它在揭穿一场骗局的同时，也在为这场骗局招募共犯。在此之前，青少年是受面具恐吓的对象。当面具佩戴者扬着鞭子在他们身后追赶时，启蒙者示意他们大胆地抓住面具佩戴者，将他制服，并卸下他的武器、撕碎他的伪装、揭开他的面具。青少年这才发现，面具佩戴者不过是族中长辈而已。自此，这群青少年便迈入另一个阵营。被恐吓的对象变为恐惧制造者。他们佩戴面具，往身上涂抹白色染料，装扮成逝者的灵魂，去恐吓那些未入会者。他们有权斥责、打劫那些落到他们手里或是他们认为有罪的人。他们常常组建半秘密性质的社团，或是通过二次仪式加入某个已有的社团。与首次入会仪式一样，这种二次仪式同样设有虐待和考验，导致或真或假的强直性晕厥，存在对死亡与复活的模仿。如同首次入会仪式，二次仪式让新入会者明白，所谓神灵，不过是乔装打扮之后的人，“神灵”低沉的“嗓音”实际上是强有力的响板声。也正如首次入会仪式，二次仪式赋予了新入会者捉弄未入会者的特权。每一个秘密社团都拥有独特的标志与佩戴面具的保护神。层级较低的社团的成员认定上一级社团的保护神是超自然的存在，而他非常清楚自己所在社团保护神的真实性质。在贝专纳人（Betchouana）中，有一个名为“motapo”（秘密）的社团，是以举行入会仪式的茅屋命名的。它聚集了一群脱离普遍信仰与大众恐惧的躁动青年，他们通过恐吓和暴行，强化未入会者的迷信与恐惧心理。可见，模仿与出神这一令人眩晕的组合，有时会转向故意的欺骗与威胁。一种特殊的政权由此而生。

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断，人类社会向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过渡的过程，亦即眩晕与模仿的组合在社会关系中的至上权威被逐渐消弭，被竞争与机运的组合取而代之的过程？不管是作为原因还是结果，先进文明成功走出原始混沌，每每伴有眩晕与模仿的组合影响力的明显下降。它们失去先前的优越性，退缩到公共生活的边缘地带，发挥着日渐式微的间歇性作用。有时，这一组合甚至被抹上无法见光的犯罪色彩，或是被限定在受规则约束的游戏等虚构领域。尽管它们依然能为人类带来亘古不变的满足感，但这种满足感是有限度的，仅仅使人从百无聊赖或繁重劳作中得以解脱，而不再使人产生精神错乱或谵妄。

《游戏与人》，[法]罗歇·凯卢瓦（Roger Caillois）著，余轶译，明室｜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