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于当地时间12月12日晚因肺炎去世，享年89岁。《鸽子隧道》是约翰·勒卡雷的唯一回忆录，再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双重身份和多重自我。本文选自《鸽子隧道》自序，也是勒卡雷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在他的人生故事中，他既是作家约翰•勒卡雷，也是间谍大卫•康威尔。
我此刻正坐在瑞士山地小农舍的地下室书桌前。这间小农舍是用《柏林谍影》的收入建造起来的，位于距离伯尔尼九十分钟火车车程的山间乡村里。伯尔尼这座城市，是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从英国公学逃离出来之后来到的地方，而且，我后来在伯尔尼大学就读。一到周末，我们这一大帮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其中大部分都是伯尔尼本地人，就会像洪水一样涌入高地。大家挤在山间的小棚屋里睡觉，尽情地滑雪。就我所知，我们都非常正直：男生在这边，女生在另外一边，从未遇见过出双入对的情况；或者，就算他们真有过这种事，我也从来不曾参与其中。
这座小农舍坐落在山村上方。透过窗户，如果我抬头向上望，便可以看见艾格峰、僧侣峰和少女峰，以及最为漂亮的希尔伯峰和略矮些的小希尔伯峰：这两座可爱的圆锥形冰山的尖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名为“焚风”的温暖南风下屈服，逐渐消融。不过，短短几天之后，便会再现出如蒙着面纱的新娘般的圣洁光辉。
约翰·勒卡雷在这里，我们所拥有的诸多守护神当中，还包括无所不在的作曲家门德尔松——你可以跟随着门德尔松步道的箭头指向行走。要知道，诗人歌德也走过这条路，虽然他最远似乎只走到过劳特布伦嫩的瀑布；以及诗人拜伦，他最远则走到了翁根恩阿尔卑。不过，拜伦讨厌这里，声称我们这儿风暴肆虐森林的场景“令我想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们”。
在这些守护神当中，我们最为敬畏的一位，毫无疑问是恩斯特·盖茨。他于一九三零年创办了劳伯峰滑雪赛，自己则赢得了障碍滑雪赛的冠军，这些都为这座小山村带来了名气与财富。曾经有一次，我甚至也疯狂到去报名参加了比赛，结果由于毫无实力和无法掩饰的恐惧，不出所料地栽了个大跟头。根据我的研究，恩斯特不满足于只作为滑雪比赛之父，他还为我们的滑雪板镶上了钢边，给滑雪板固定器安装了钢台。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一切而感谢他。
此时正值五月，我们在短短一周之内便经历了四季：昨天下了几英尺厚的初雪，尚且没有哪个滑雪者想到要去享受一番；今日则是毫无遮拦、灼热难忍的大太阳天，积雪几乎消失无踪，春日里的花朵又忙忙碌碌地选择了盛开。然而，如今到了傍晚，呈现出佩恩灰颜色的雷雨云，已经如拿破仑的大军一般，准备涌进整个劳特布伦嫩山谷了。
而且，很可能就在雷雨之后，过去几天里让我们松了口气的焚风又会卷土重来，天空、草地、树林瞬间褪去了色彩，农舍则开始发出咯吱作响的声音，显得焦躁不安，木头燃烧生出的滚滚浓烟从壁炉里冒出来，侵袭过我们的地毯——这张地毯不知是在哪个少雪的冬季，某个雨天的午后，我们在因特拉肯花了大价钱买下来的。每一处从山谷里传来的哐当轰鸣，或是短促的声响，都响亮得如同抗议者们愠怒的呼喊。所有的鸟类都被困在自己的巢穴之中，只有不听命于任何人的黄嘴山鸦是个例外。在焚风期间，不要开车，不要求婚。如果你感到头疼，或是有种想要杀了你邻居的冲动，还请宽心，这不是宿醉，这些都是焚风作祟。
这座农舍，虽然规模较小，在我八十四年的生命当中，却占有不成比例的极大分量。我在年少时期——那时距离这座农舍建成还很遥远—就来到了这个村庄里。先是滑雪，穿上白蜡木或者山核桃木做成的滑雪板，弄好海豹皮制作的摩擦条，方便攀登上山，然后再将皮革滑条绑好，从山上滑下来。接着就是夏天的时候，和我那位博学的牛津大学导师维维安·格林在山间漫步，他后来出任了林肯学院的院长，也是我打造乔治·史迈利内心世界的灵感源泉。
史迈利像维维安一样喜欢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像维维安一样在这片风景当中找到了慰藉，就跟我和作为自己灵感来源的德国保持着终身的、不可调和的关系一样，这些都不是巧合。
容许我絮絮叨叨地讲我那任性父亲龙尼的是维维安；在龙尼再次制造出比以往更为壮观的破产状况时，也是维维安为我筹集了必要的资金，把我拉回学校，完成了学业。
住在伯尔尼的时候，我结识了经营伯尔尼高地最古老旅馆业主的家族的后裔。多年以后，如果不是凭借他所发挥的影响力，我压根就不会被允许在这里建造这座农舍，绝对不会。那时就跟现在一样，没有任何外国人可以在这座村庄里，拥有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
同样，也是在伯尔尼，我在英国情报界跨出了宛如婴儿学步般的第一步：有人传送给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情报，后来也不知道传送到了谁的手上。最近，我常常一有空就寻思，如果当初没有逃离公学，或者逃去了不同的方向，我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如今，我突然发现，我人生当中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是缘于一个青春期时的冲动决定：一心想着以最快也最可行的路线逃离英国，这才得以拥抱德国这个灵感来源，将它作为了我的代理母亲。
我在学校并不失败，远非如此：我是很多活动的指挥者，学校竞赛的赢家，极具潜力的金童。至于那次离家出走，同样也是慎重考虑过的。我没有咆哮尖叫，只是这样说道：“父亲，随便你想拿我怎么样，我不会回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我是把自己的困境归咎到了学校的头上——顺带连英国也一起怪罪了——然而，这件事真正的动机，其实是想不惜一切代价从我父亲的掌控当中逃离出来，不过，当着他的面，这点实在是难以启齿。很多年之后，理所当然的，我也看到我的孩子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他们处理得更加巧妙，因此也就少了许多无谓的争吵。
但这些都无法回答最为核心的问题——如若当初采取了别的方式，我的人生又将走向什么样的方向。没有伯尔尼，我也许会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去当一名十几岁的跑腿小弟，做着被行业里称为“东一头西一棒子”式的差事？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毛姆的《阿申登故事集》，不过肯定已经读了吉卜林的《基姆》，以及诸如乔治·亨提之流所写的各种爱国主题冒险故事。唐佛德·耶兹、约翰·巴肯和赖德·哈格德说的怎么可能会有错？
当然，在战争结束后不到四年时间里，我就摇身一变，成了西半球最爱自己祖国的英国人。就读大学预科期间，我们这些男孩子个个都是专家，能够从身边人当中指认出德国间谍来。我甚至算得上是我们中间非常优秀的反间谍行动人员之一。在我们那所公学，爱国主义的热情简直大到无边无际。我们参加“特种部队”——就是穿上全套制服的那种军训——每周两次。公学的年轻教师们都是刚从战场归来的，皮肤晒得黝黑，每到“特种部队”时间，便佩戴起他们全部的勋章，开始炫耀。我的德语老师参加过一场非常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神秘战争。就业指导老师则教导我们为到大英帝国遥远的前哨战场去奉献终生做准备。在我们那座小镇中心的修道院内，挂满了在印度、南非和苏丹等地的殖民地战争中损毁的军旗碎片，战争结束后，这些碎片经由可爱女性之手编织成渔网，再现了其荣耀。
因此，当这种伟大召唤化身为一位从伯尔尼英国大使馆签证处走过来的、名叫温迪的三十多岁慈母般的女士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理所当然，这个不自量力的、在国外大学读书的十七岁英国男生啪地一下立正敬礼，说道：“随时愿意为您效劳，女士 ！”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在“德语”这个词语对大多数人而言等同于“无比邪恶”的那个年代，我却选择全心全意地去拥抱日耳曼文学。正如我飞向了伯尔尼一样，这种拥抱决定了我后来生命的旅程。没有这个决定，我就永远不会在我那位犹太难民身份的德语老师的坚持之下，于一九四九年造访德国，也永远不可能目睹鲁尔区那些被战争夷平的城市；后来也不会病得像条狗一样躺在柏林地下、德军临时战争医院的纳粹国防军床垫上；或者在营房恶臭依旧时，造访达豪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然后再回到伯尔尼安宁祥和的生活中，继续拥抱我的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我敢肯定，如果那样的话，我也绝对不会被派往被盟军占领的奥地利去从事情报工作，或是之后在牛津大学研究日耳曼语言文学，前往伊顿公学任教，以低阶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派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更不会写出以德国为主题的小说了。
早期沉浸于与德国相关的那些事情所带来的影响，如今于我而言已经非常明晰了。那些经历给了我一块折中的领地；助长了我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思想，以及对于抒情表达的热爱；它逐步灌输给我的理念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旅程，是一段永无止境的学习——这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或许也很经不起推敲，不过我依旧深信不疑。后来，当开始学习歌德、伦、席勒、克莱斯特和毕希纳的戏剧时，我发现，不仅仅是那种堪称经典的德国式严肃与朴素令我感同身受，他们神经质一般的过激行为也同样令我心有戚戚。在我看来，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的诀窍就是，把其中一种特质伪装成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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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舍本身已经接近五十岁高龄。我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时期里，每个冬季都会过来滑雪，我们在这里共度了最美好的时光。有时我们也在春天过来。也是在这里……我想，那应该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我和西德尼·波拉克一起度过了与世隔绝，却极为有趣的四周时间。西德尼·波拉克是电影导演，导过《窈窕淑男》《走出非洲》——以及我最爱的那部《孤注一掷》。当时，我们俩正在研究应该如何把我的小说《德国小镇》改编成电影剧本。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很完美。西德尼从来没有滑过雪，之前也从未到过瑞士。快乐的滑雪者们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嗖嗖地从我们阳台旁呼啸而过，这样一幕美妙场景，实在是令他受不了。他也很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一刻都不能等。西德尼希望我能指导他学习滑雪，不过，感谢上帝，我打电话把马丁·爱普叫来了：马丁是一名滑雪教练，也是一位堪称传奇的登山向导，他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自攀登上艾格峰北坡的人之一。
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世界一流导演，和出身瑞士阿罗萨的世界一流登山家一拍即合。西德尼做任何事都绝不会半调子，不过短短几天时间，他就成了一名很有水平的滑雪者。并且，他还满怀着另一个迫切的愿望——想给马丁·爱普拍一部电影。这个念头很快就盖过了他拍摄《德国小镇》的愿望。艾格峰将会扮演命运之神。我来写剧本，马丁扮演他自己，西德尼则负责给自己绑好安全带，爬到艾格峰的半山腰进行拍摄。就这样，他先打电话给自己的经纪人，讲了马丁的事情。然后又打电话给自己的分析师，讲了马丁的事情。雪依旧下得很完美，消耗着西德尼的能量。我们认为，洗完澡之后的夜晚，是创作的最佳时间。无论是不是这样吧，反正，最后这两部电影哪部都没有拍成。
后来，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西德尼把农舍借给了前来给电影《下半生赛跑者》勘景的罗伯特·雷德福。唉，遗憾的是我没见到他。不过，这件事之后许多年，只要我到村子里来，身上都仿佛佩戴着“罗伯特·雷德福之友”的徽章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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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我回忆里的真实故事——你们当然有权质问，对于一位处于美其名曰“生命黄昏”的从事创作的作家，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记忆呢？对律师而言，真相就是不加修饰的事实。至于这些事实能否被发现，又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个从事创作的作家而言，事实就是原材料，并不是对他进行监工的工头，而是他的工具，他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事实可以被传唱吟诵。真正的真相会骗人，如果真相确实在某处的话，那也不会是在事件表象上，而是在其细微末节之中。
真的有“纯粹的记忆”这种东西吗？我很怀疑。即使当我们坚信自身冷静客观，忠于赤裸的事实，不会因为自私自利的缘故进行修饰或者删改，纯粹的记忆仍然如同一块湿润的香皂一样滑溜，难以抓住。或者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不断混合自身经历和想象力之后，确实就是这样。
每回想起一些值得一提的故事，我就会从自己当年在报纸上各处发表的文章里摘取一段当时的对话或者描述，因为，对我而言，这些读起来依旧很新鲜，也因为之后的记忆不如当年这些文章一样清晰与锐利。比如，我对于前克格勃首脑瓦季姆·巴卡京的描述便是如此。至于另外一些情况，我很大程度地沿用了当时我所写下的内容，只是在各处稍微整理了一下，少量添加了一些补充润饰，让这些情节看起来更加清晰，或者更合时宜。
我并不希望令我的读者们认为，阅读本书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的作品—或者，换句话说，正因为对我的作品有部分程度的了解，从而期待其中存在某些零星注释的对应片段。无论如何，请放心：我绝没有刻意去伪造任何一起事件或者一段故事。掩饰是必要的，但是，伪造，则是断然不可能的。一旦我的回忆里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我都会特别加以注明。最近，有一本谈论我人生的书出版，其中仅用很小篇幅提及了一两则故事，所以，我当然很愿意自己再谈一遍，用我自己的声音来讲述，竭尽可能地倾注我自己的情感。
书中有些片段，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可能也是因为某位主演的离世才意识到。在这段漫长的人生当中，我没有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只有在各个地方写下的少量旅行笔记，或是随意记录了几行如今无法还原的对话—只有这些留存。比如，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被逐出黎巴嫩之前，曾与他相处过一段日子。之后，我前往他在突尼斯居住的白色旅馆拜访他，却未能见上面。又隔了几个星期，同样在这个小城里，驻扎在同一条马路上距他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他的数位高级将领遭到了以色列暗杀小组的狙杀。
拥有权力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都很吸引我。因为这些人就在那里，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举动。不过，在那些有他们在的场合，我所能回想起来的，不过是我在他们面前似有见地地点头，适时地摇头，以及试着讲一两个笑话来缓解紧张情绪而已。只有到了会面结束，回到我的旅馆房间之后，我才会掏出我那本写得乱七八糟的笔记本，试图把我刚才看到的、听到的理出个头绪来。
其他一些在我旅行中保留下来的、书写潦草的笔记，大部分都不是关于我个人的记事，而是记录了我在各处探险时陪伴在我身边的、保护着我的那些虚构角色。这些笔记都是以他们的角度（而不是我的角度）、他们的笔法写下来的。那次，当我蜷缩在湄公河畔的壕沟里，人生第一次听见子弹射进位于我上方的泥滩时，用颤抖的手在肮脏的笔记本上倾述愤慨之情的并不是我，而是我那位英勇无畏的、虚构出来的英雄，战地记者杰里·威斯特贝。对于他而言，被子弹击中只是日常生活必经的磨难。我曾经以为只有我在这种事情上是个例外，直到后来，我遇见了一位知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他坦白地告诉我，只有通过相机镜头凝视战场，他才能摆脱恐惧。
好吧，恐惧从来没有离我而去，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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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运气够好，作为一名作家在出道伊始便取得了成功，就像我当年出版《柏林谍影》时那样，那你这余生就会被分为“坠落前”和“坠落后”两个阶段。回头去看，那些在探照灯逮到你之前所写的书，读起来就像是你天真无邪年代的作品；在这之后所写的书，则是你的低谷时期，就像是一个人面对审判时的挣扎奋斗。“太过用力了。”评论家们大声说道。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太过用力，在我看来，我所获得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我竭尽全力地把最好的自己表现了出来，而且，就整体而言，无论这“最好”是好还是坏，都是我的成果。
况且，我热爱写作。我热爱我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五月，乌云密布的一个清晨，躲在狭小的书桌前，像个男子汉一样奋笔疾书。山间的雨水顺着窗户急促滑落，此刻并没有理由要撑着伞、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火车站去。因为《纽约时报国际版》要到午饭时间才会送到。
我喜爱边行走边写作，散步的时候，搭乘火车的时候，或是在咖啡馆的时候，先是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急匆匆地走回家，仔细审视自己的战利品。当我在汉普斯特德的时候，荒野公园里有一张我最喜欢的长凳，藏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远离其他的座椅，我很爱在这里随便写写东西。我一直都只用手写。这么说或许有些傲慢，但我更偏爱这种已经流传了百年的、传统而非机械化的书写方式。我身体内住着的那位退步已久的绘画艺术家，真的很享受涂鸦文字所带来的乐趣。
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的私密性，这也是我从来不参加集体文学活动的原因。只要可以拒绝，我都会选择远离各种采访，虽然从过往记录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通常是在夜里，我真希望自己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首先，你虚构了自己，接着你又相信了虚构的这个自己。这可是个与拥有自知之明互不相容的过程。
在进行研究之旅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名字而得到保护。在旅馆签名时，完全不用担心是否有人认出了我的名字：可是，没有人认出来的时候，我又担忧地苦想这是为什么。当我想从对方那里取材，不得不老实交代自己的身份时，结果也各种各样。有的人会拒绝再次信任我，但有的人接下来却会莫名其妙地把我捧到情报组织头头的位置，即便我反驳说自己只做过最低阶的情报工作，他的回应却是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你当然会这么说，不是吗？”。然后，他会不断地说些我不想要、不能用，或是听过也不记得的“知心话”，只不过是误以为我可以把这些话传达给“我们都知道是谁”的某个人。这种既严肃又诙谐的困境，我遇到过好几次。
但是，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被我这样炮轰式询问的可怜人们——从制药企业的中层行政主管到银行职员、佣兵，以及身份各种各样、程度彼此不同的间谍——大多数都对我表现出了宽容和慷慨。这其中最为宽容慷慨的，莫过于战地记者和海外特派记者了，他们保护了寄居在他们翅膀之下的小说家，相信他拥有着他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的勇气，还允许他贴身相伴。
如果没有大卫·格灵威的忠告和陪伴，我简直难以想象自己是如何开启在东南亚与中东的短暂访问的。格灵威是被《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与《波士顿邮报》多次授予勋章的东南亚特派记者。胆怯的新手想搭上他这辆马车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九七五年一个下雪的早晨，他坐在这座农舍的餐桌前吃早饭，享受着暂时离开前线的片刻休息。这时，他接到华盛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被围攻的金边马上就要沦陷在红色高棉手中。我们这座山村没有马路可以下山，只能先搭乘小火车去转乘较大的火车，接着再转搭更大的火车，从那里转去苏黎世机场。转瞬之间，他就从一身阿尔卑斯度假装扮换成了战地记者的粗布衣衫和老旧绒面鞋，与他的妻女吻别，迅速下山前往火车站。我则拿着他的护照，一路小跑，紧跟在他的后面。
格灵威之所以会如此出名，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位降落在被围攻的美国驻金边大使馆屋顶的美国记者。一九八一年，我在连接约旦与约旦西岸的阿伦比桥患了痢疾，格灵威粗暴地带着我穿过等待通关的大批烦躁不安的旅客，凭借着纯粹的意志力一番交涉，使我们顺利通过检查站，成功送我过了桥。
重读曾经描写过的一些片段的时候，我意识到，不知是因为过于自我中心，还是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鲜明，我刻意省去了当时也在场的其他一些人物。
我想起和苏联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政治犯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与他的夫人叶莲娜·邦纳在餐馆里的谈话。餐馆位于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那个城市里。我们处于人权观察组织的保护之下，他们派了三名成员和我们坐在一桌，一起忍受来自克格勃的幼稚干扰。他们派了一队人马假扮成摄影记者，在我们附近转圈游荡，他们拿着那种老式的、带有镁光灯的摄像机，不停对着我们的脸开闪光。我由衷希望，当天参加这场聚会的其他一些人也会在别的地方，留下他们自己对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的记录。
我回想起了尼古拉斯·艾略特，他是双面间谍金·菲尔比多年的好友兼同事。他在我伦敦家中的客厅里高视阔步，手托一杯白兰地。我还记起，我的妻子当时也在场，坐在我对面的扶手椅上，和我一样被他迷住了。
直到我写至此处，才记起那天晚上，艾略特带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来吃晚餐，同时还有一位我们都很喜爱的伊朗客人。这位客人讲一口完美的英语，仅有小小一点，甚至可以说是得体的语言缺陷。当我们这位伊朗客人离开之后，伊丽莎白转向尼古拉斯，眼神发亮，非常兴奋地说道：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口吃，亲爱的？就和金一样！”
关于我的父亲龙尼的冗长篇章将会放在本书的后面，而不是开头的章节里。因为我不想让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强行跻身上游。尽管我花了大量时间去为他苦恼，不过他仍旧像我母亲一样，是个谜团。除特别注明外，书中所有故事都是崭新的。如有必要，我也会改变一下名字。因为虽然故事的主角们或许已经离世，不过其后人和继承人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其中的玩笑意味。总之，我尝试整齐有序地、以各种不同主题进行分类的方式来梳理自己的人生道路，尽管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编年纪事，不过这倒更像是生命本身行进的路线：越走越宽，直到进入毫无连贯性存在的状态。有些故事则干脆变成了它们留存在我脑海中的样子：独立存在，足以支撑它们自身，不与我意识中的任何明确指向相关联，仅仅讲述它们于我本身的意义。它们使我警惕、恐惧或是感动，让我在半夜惊醒，使我哈哈大笑。
随着时间流逝，我所描述的某些经历，在重读的时候，会使我的眼睛仿佛“当场”捕捉到了一小段历史。我想，年纪较大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通篇重读，从闹剧到悲剧，又从悲剧到闹剧，我觉得也许多少有些不可靠吧，却不能确定这是为什么。可能让我觉得不可靠的正是我自己的人生。不过，事到如今，想要对此做些什么也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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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事情我从来都不愿意写，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有过两位非常忠诚且挚爱的妻子，对于她们，我有无限的感谢，也有很多的歉意。我一直都不是个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对于表现成那样也不感兴趣。爱对于我而言，来得太晚了，是在很多次失误之后才到来的。我没有给我的四个儿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教育。关于我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当然主要都是在德国执行），我也不希望再添加额外的说法，毕竟，已经有其他某些人在其他某些地方发表过并不准确的报道了。一方面是因为我对于自己曾服务过的机构还保留着老派的忠诚态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已经向愿意同我合作的男士和女士们做过保证。我们之间达成的共识是，这一保密承诺没有任何具体的期限，将会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儿女及后代。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既不惊险，也不戏剧化，但对于这些签了约定的人们而言，却牵涉到痛苦的、触及灵魂深处的反省过程。无论这些人此刻是否还健在，保密的承诺依旧不变。
间谍的工作，自我出生以来，就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想，这就像是大海之于福雷斯特，或者印度之于保罗·斯科特。我在曾经熟知的秘密世界之外，试图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创造一个大剧场。这个想法最初源自想象，然后寻求实体，接着再次回到了想象，最后便来到我此刻就坐的书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