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几次是去日本都是带着家人去度假。日本有文化的地方主要都在关西，也就是京都附近，所以几次去日本都是在京都周边来回跑。京都这个城市从空间布局上来说有点类似北京，特别方方正正的。不过实际上它不是仿的北京，而是仿洛阳和长安来建的。今天的西安也还是这样，西安城里的路都是正南正北的。近代以前日本人写历史提到京都有个说法，说京都分成两半，其西号曰长安城，其东号曰洛阳城。也就是说京都在历史上是自称洛阳和长安的，两京加在一起合为一个京都。所以今天去京都的时候，仍然能够看到各个地方都写着“洛XX”，京都的公共汽车上也会写着“洛XX线”。过去日本的大名到京都来朝见天皇，就叫“上洛”。所以你可以看到京都始终是有一种以洛阳自命的感觉。洛阳对它来说不是一个城市，洛阳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的巅峰的象征。
图 | 京都旅游巴士Raku Bus
2、日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经常会把自己就当成“天下”。日本有句俗语，叫“天下这块年糕，信长捣，秀吉和，家康吃。”中国历史上也说自己是天下，但毕竟中国比日本大嘛，只不过到后来西方人打过来的时候，咱们仍然说我是天下，你就觉得中国有点自大。日本也称自己是“天下”，从中国角度来看，觉得它似乎有点自大了，不过这种自大在古典时代非常常见，哪个文明都差不多。它所谓的“天下”就是日本的几个岛上，他们觉得我们这天下文明的最高点就在京都。
3、京都城里面寺庙非常多，而且那些寺庙都特别有味道，你感觉是那些寺庙在撑起这个城市的文化基干。我特别喜欢京都的清水寺。清水寺大殿的一侧伸出了很长的一个阳台一样的东西，因为完全伸在半山腰上，所以下面有很高的木柱子来撑着。绕到对面去，可以看到那种几百年的黑黢黢的木头。旁边是颜色特别鲜艳的橙红色的门和柱子，墙是白的，整个山谷是翠绿翠绿的，所有这些颜色加在一起色彩饱和度非常高。通常饱和度高你会感觉这个东西特别艳俗。但是清水寺整个结构的设计，又使得它尽管色彩饱和度特别高，但你在这里却感受到一种静谧。我有一个美食家朋友，他原来给我点评过几个典型国家的菜系，他对日本菜的点评，跟清水寺的感觉就颇为类似。他说法国菜是形式跟内容比较均衡；中国菜是内容远远大于形式，因为中国菜特别好吃，但是摆盘什么的不大提得起来；而日本菜是形式远远大于内容，因为跟中国菜那么多的色香味相比，日本菜的内容太少了，但是它极具形式感，以至于让你感觉如果我还要在这种形式感里追求什么味道的话，我是不是太俗了。
图 | 京都清水寺
4、日本跟中国在文化上始终处在一个很纠结的状态。日本自己的原生文化就是神道教，但神道教的形式和内容都很一般，就是找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神拜一拜。在古代它要寻找真正有水准的文化，寻找它的内容，只能从中国找。中国传过去的不管是儒教还是佛教，对它在文化上有很大的提升。所以日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我的文化都是从中国来的，那么我面对中国的时候始终就在精神上有一种仰视感，因为我的文化从你来，我通过你才能认识我自己，我对你一定会有一种仰视感。但你在精神上总是仰视别人，这肯定不舒服。但问题是除非我能够发展出独立的一套东西，而且水准丝毫不亚于你，否则这种仰视我是没法摆脱掉的。而日本它一直自己没发展出来这个东西，于是就有另一个选项，就是索性我占领你，由我来统治你，这个问题也能消解。所以丰臣秀吉要奉天皇于北京，这里面既有他的个人野心，也是某种民族的潜意识驱使的。在这种潜意识中，定都北京这才算是中原，这才算是天下，因为从儒教的视野来看，中原这才是一个大丈夫当居的地方。
图 | 丰臣秀吉画像
5、从儒家的经学思想来看，大一统所确定起来的正当性认同，一定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大一统。在中国的古代典籍里面，究竟哪算中原，它有一个很具体的规定。首先禹划九州，就是《禹贡》里面记载大禹划天下为九州，而且每个州都有一个镇山，叫九镇。因为每个州都有镇山的话，就太属地化了，所以到了隋的时候就给改成四镇了，东西南北各一个镇。北镇医巫闾山，在辽宁锦州；西镇吴山，在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东镇是山东的沂山，南镇是浙江的会稽山，后来又加上了一个中镇霍山。这样就变成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了，它就不再是一个很具体属地化的体系了，它被抽象为一个普世的方位了。“九镇”或者说“五镇”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它们勾勒出一个很具体的空间。严格来说，都城应该在五岳和五镇所围起来的空间中间的，如果你的都城完全在这个空间之外，你就绝对不算中原，只能算夷狄。所以在近代以前日本甚至曾经有一些读书人，因为自己身为夷狄而悔恨痛哭。但这没办法，你生在日本。所以可以看到，日本人对自己的身份是非常敏感的。
图 | 禹贡九州图
6、所以后来到了明清交替之后，日本发展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华夷变态论。就是说本来大明是中华，结果现在蛮夷进来了，中原不再是中华了，你也变成蛮夷了，但中华统序不能断，这统序在哪？就在我日本这。因为谁仍然维持儒家文化，谁就可以是中华。实际上日本发展这个东西，内在所包含的就是它的文化焦虑感。日本自己没有内生的内容，就只好用形式来填充。可是用形式填充内容，这就相当于现在买月饼，本来要买的是月饼，不是月饼盒，但现在月饼全都是礼盒，全都过度包装，人们都忘了真正应该注重的是月饼本身。但是日本自己做不了月饼，它就只能去在盒子上下功夫，这就是他的焦虑。日本的这种心态到了20世纪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7、我在得到APP上的音频课《中国史纲》里对20世纪的日本做过一个分析。日本在近代以前始终处在那种焦虑当中。我面对中国始终处于仰视，但我又不甘心。等到西方打过来之后，日本突然发现原来文明不只是你们儒家的东西，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文明，而且这另一种比你还能打比你还厉害。于是日本突然就找到了一个克服焦虑的路径，就是学习西方。只要我学西方学得比你（中国）好比你快，甚至最后变得比你还强的话，我就可以不再仰视你了，我可以开始俯视你了。甲午一战日本把大清给打败了，从马关条约的签订仍然能看到日本的这种潜意识。李鸿章跟伊藤博文签马关条约的时候，条约里面得写中日双方的抬头，李中堂就准备写上我“我中国政府……”，然后伊藤博文就不同意了，说你是哪门子中国，我才是中国。因为对它来说，中国仍然是文明的象征，我今天比你文明了，所以我才是中国。“中国”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它首先是个文化概念，它觉得我学西方学得比你快比你好，我就是一个西方国家了，我可以以西方的姿态来对待你了。但日本学西方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中国，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实际上这反映的是日本内心的那种焦虑。但是等到它学西方学得很好并且打败中国之后，很快新的问题出现了。我终于不再仰视中国了，但我不得不仰视西方，因为我之所以能够俯视中国，恰恰是因为我学西方学得比中国好，那就意味着我越俯视中国，我就越得仰视西方。于是日本就陷入了一种新的焦虑。因为它始终处在得有个对象去仰视的状态，它自己的内容始终是付之阙如的，只能用形式来克服内容。
图 | 马关条约签订
8、所以即使打败了中国，日本还是处在这种焦虑里面。而这个焦虑也是驱使它后来参加一战和二战的动因。一战的时候，日本是渴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跟白人平起平坐。结果在凡尔赛会议上发现，白人不给它平起平坐的机会。威尔逊提出要民族自决，然后日本人就说既然要搞民族自决，那么我首先要提种族平等，就是白种人跟黄种人要平等。但这个议题马上就被西方列强就给pass了，不许你谈。日本人感觉特别挫败，我已经把俄国人和德国人都给打败了，你们仍然不拿我当回事儿，那索性我就把你们全都战胜。于是就有了二战。二战的一个动员口号就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大决战，日本带领所有黄种人联合起来，把白种人赶走，黄种人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当然它这个口号里面的别的黄种人是否接受，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对它自己来说，它只有用这个口号才能给它自己找到一个充足的战争理由。但问题是作为一个无法提供内容，只能彰显形式的人群来说，它是无法说服中国接受它的领导的。而不能说服中国，那就意味着你跟中国的战争会把你彻底拖死，所以最终这个战争就失败了。而失败的结果就是，日本彻底放弃了，我得仰视西方这条我认了。然后接下来日本彻底融入西方，就有了后来我们知道的二战之后的这一系列的变化。
9、也许我们可以追问一下，文化是否一定需要获得它的政治形态，才能够把它的潜力释放出来？日本的文化始终在尝试获得它的政治形态，就是我要成为老大，我要成为帝国，结果它都失败了。然而等到被美国军事占领之后，它的文化彻底放弃了追求获得政治形态的诉求，它在政治上完全被美国塑造了。但是到了这会儿，它的文化放弃了政治追求之后，文化开始获得了独立的生态空间。于是今天反倒我们会感觉日本文化保存得很好，很有味道。文化不再追求获得政治形态之后，反倒会淡去很多本没必要附加上的神圣性，于是一种开放自信的态度就更容易释放出来了。5年前在巴西奥运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东京8分钟，那次东京8分钟出来之后，大家感觉颇为惊艳。最后是安倍扮成了马里奥叔叔从里约热内卢的体育场上钻了出来，对于中国人来说，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领导人会去扮演一个游戏的角色。这次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入场式的时候，它给每个国家配的是不同的游戏歌曲。你会发现日本人反而不在乎这个，它用这种娱乐化的方式把自己的文化给表达出来了。
图 | 东京8分钟上日本首相安倍扮成了马里奥
10、最后我还想谈一点。中国与日本在近代以来，命运始终是一个纠缠交错的关系，互相以对方为对手。但实际上，日本以中国为对手，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日本自古一直仰视中国。如果不把中国推翻掉，它始终会受到精神上的压制。但是中国在古代从来不以日本为对手，中国觉得自己是天下和世界。所以在古代，中国跟日本的精神格局是不一样的，日本的精神格局是被中国所规定的，而中国的精神格局是自我舒展的，它自我舒展为整个世界。所以中国从来都是有一种普世主义的取向，而日本始终以中国作为一个明确的他者，于是就会有一个民族主义的取向。在古代，中国的精神格局肯定比日本要大得多。但是到了近代，中国被日本打败了，打败之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如果不以日本为对手，你会发现你搞不过它，而一旦你以它为对手，你就把自己的格局给拉下来了，于是你就变成一个民族主义的玩法了。而且一旦你把格局拉下来，中国内部的多元复合的状态，满汉蒙回藏的多元复合的大空间尺度，用一种民族主义的方式是没有办法整合的。只有靠一种普世主义的方案，中国才有机会整合这样一个内在多元复合的复杂状态。可是在完成整合之前，日本不停地在打我，于是我就得先对付日本，而只要一对付日本，马上我的格局就被拉下来了，从一种普世主义的视野给坍缩到民族主义的视野，而一旦坍缩为民族主义视野，内部的整合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11、我们会发现，整个20世纪以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精神格局，去定义什么是中国，去给自己一个自我身份的表达。首先中国一定要寻求一个普遍主义的方案，只有普遍主义的方案，才能够整合如此复杂多元的人群。但是这个普遍主义肯定不能是对西方普世主义的一个简单照搬，因为任何一个所谓的普世主义，实际上都是某种文化特殊主义把自己给外扩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肯定不能照搬西方普世主义，但是也不能走向单一的民族主义方案。因为，从内部来看，我们内部如此之复杂，如此之多元的状况，你用一种很单一的民族主义方案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从外部来看，中国必须加入世界，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才会真正成长为自己，而要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就必须找到与各种他者共存的方案，这当然就会是一种普遍主义方案。我们还是得找到某种适合于我们的普遍主义，这种适合于我们的普遍主义，才能打开我们足够大的格局，才配得上我们今天这么大的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