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93年，是我在尤集中学工作的前期。这一时期，我在教育、教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不顺利；在家庭方面，我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也有了活泼可爱、聪明漂亮的儿女；在诗词创作上，我也由原来的“不成熟”、默默无闻，而成为一名成熟、名扬四海的人物了。对于我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怎么能不令人鼓舞，令人高兴呢？

下面我分别从教育教学、家庭、自学三个方面，具体谈一谈。

一、在教育、教学方面

要写我在尤集中学从事教育事业的情况，必须先将我在此时此地生活的背景谈一下。

尤集中学是我的母校。她在文革以前，不管是在哪方面都还是不错的。文革初期，围绕“革”与“保”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热潮，后来又由此引发了两派的大混战，这期间确实乱了一阵子。自1967年秋开始，由于6408支左部队进驻安徽开展“支左”以后，在军代表和“工宣队”的努力下，通过学习、整顿，形势逐渐有了好转。教师和学生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师生关系有了明显改善，教育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全校出现了教师为革命而教，学生为革命而学的良好风气。可是从文革末期直到1989年，王善民校长调来之前这一段时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由于几位领导人的思想作风不端正，革命事业心不强或工作方法不当等原因造成的。

如，自文革末期到1983年这一段时间，学校的大权完全掌握在主持全面工作的党支部

书记兼副校长姜某某的手里。这个人是一个死不改悔的“当权派”。在文革前，由于思想政

治路线不端正，对工作吊儿浪当，因而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了300多场，文革后期被解放后，仍不悔改。特别是在主持尤集中学的全面工作以后，他的所作所为就更不像话了。对工作极不负责任，每月只有两三天的时间在校，其余时间都蹲在家里。他不仅自己不过问学校的工作，而且还不准别人过问。平时学校里不管有什么大事或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其他领导人都不敢做主，必须亲自跑到他家里向他请示，经他批准后才敢去办，否则他便大发雷霆。由于姜某某完全丧失了革命责任心，因而给学校的各项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学校不管在教学、纪律，还是财务管理方面都呈现一片混乱状态。教室的门窗几乎完全被学生砸毁，课堂乱得像战场，一些教师经常无故不上班，中专、大学升学率几乎等于零。

姜某某的错误行为实在令人愤慨，他经常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和广大群众的唾骂。如有的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三天半”校长，有的学生写《寻人启事》寄往县委办公室，还有人写诗撰文讽刺他。由于他完全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期望，所以1983年暑假期间，他便被中共灵璧县委免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姜被免职后，原副校长高校龄（化名）被任命为第一把手，主持我校的全面工作。这个

人在姜校长没有下台以前，处处表现出与姜不同，总想让群众觉得他是个积极能干，但遭排挤的好干部。可是他上台以后，表现得竟然和姜校长一模一样。上任后的第一学期，他在工作上表现的还算较好，可是到了第二学期，竟然将学校的工作完全置于脑后，而长期在家养起鸡来了。有时他也来校，但他来学校，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睡大觉、打牌，或是以介绍他人入党为诱饵，叫几个青年教师成天请他喝酒。这个人不但完全丧失了革命事业心，而且在品质上也极端恶劣。表现得最坏的是他的嘴特别贪馋。平时在校时，从来不做饭，学校开不起来食堂，他没有办法吃饭，就今天到这家吃，明天又到那家去吃，结果惹得人人厌烦。由于高校龄的所作所为，致使学校工作进一步恶化。在他当权的一年里，尤集中学在1984年的中考、高考中，没有一个被录取。

1984年秋，全国开展机构改革工作，高校龄被降格调出尤中，由原教导主任张桂阶任

我校副校长，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由王集中学调来的吴世林任我校的党支部书记。在84年秋到89年秋这一段时间内，我校除了中考的升学率有所提高外，其他方面仍没有什么好转。原因是这样的：张桂阶虽然善于处人，思想作风较端正，但由于太老实，没有驾驭其部下的能力，没有好的工作方法，致使领导说话无人听，指挥不灵；书记吴世林虽然工作能力强，有很强的事业心，但由于党政分了家，党的干部只能管党团工作，学校其他工作不准他插手，所以他在学校教育上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副校长刘某某、教导处副主任李某某二人，虽然工作较认真，但常常违章乱纪，而且政治野心大，一心想当校长、书记。他们成天在暗地里搞阴谋活动，拉一派打一派，对上则欺骗领导，对下则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结果给学校工作造成了严重后果。

由于上面所说的种种原因，我校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这10来年内，不管是在哪方面都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局面：领导人之间不团结，领导班子内部勾心斗角，工作无人过问，个别教职工经常无故不上班；学生打架斗殴，不遵守纪律，任意破坏公物；学籍管理混乱，教务主任常常乱发毕业证，乱改学籍；领导人的嘴特别馋，几乎天天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总之，坏人坏事无人管，好人好事无人夸，成了全县最落后的一所学校。因此在这样的学校里，你又能施展什么才能呢？

调来这个学校的第一学期，我被分配代高一和初二的语文课。由于这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纪律长期无人抓，再加上当时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学生特别难管。开始几节课，学生由于见了不熟悉的老师，课堂上还老实一些，但后来一旦和他们熟悉了以后，这些学生便越来越不像话了。上课时说说笑笑的，打骂的，出出进进的，成了家常便饭。开始遇到不守课堂纪律的学生，我就向他们讲守纪方面的道理，可是他们根本不听，仍旧我行我素。后来，我向学校领导和班主任反映，开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还不错，表示帮助我搞好课堂纪律，可是后来再向他们反映，他们却冷眼相待了，并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我，说我不会管学生还教什么书？这时有的老师告诉我说：“谁去上课不都是乱哄哄的，不过，别的老师不往外说，而你却大喊打叫，领导人和班主任能喜欢你吗？”听了这个老师的话以后，我也试图照着他说的办，尽量掩盖真相。可是想隐瞒真相，怎么也隐瞒不了。看了课堂上不顺眼的现象，总想往外说。

好容易才坚持了一学期，第二学期，教导处分配我代初一、初二的历史、地理课。在学生的心目中，历史、地理等课是副科，学不学无所谓，所以课堂上学生更不愿意去学，有的学生专门捣乱，谁也不怕。有时我忍受不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只好退出课堂，不给他们上课。不给学生上课，学生没有意见，领导也不批评，大家都抱着糊的态度，你说可叹不可叹？

自82年第二学期开始，一直到89年暑假期间这几年，我始终代的是历史、地理课。87年6月，教师技术职称评定时，经上级批准的也是二级中学历史教师。

1989年8月，王善民同志任我校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王善民同志是个好校长，他不但事业心非常强，工作方法多，而且大公无私，处处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知人善任。

王善民同志调来我校以后，由于他善于识才爱才，我的处境便渐渐地好起来。他之所以能够正确看待我的，是因为我那时正值进行《高中语文教师专业合格者》专业知识考试时期，天天都在抓紧时间自学大学本科段的语文知识。王校长一看到我看书，就问这问那。每次问我，我都把我的计划、要求等谈给他听。他每次听了，都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后来，教导主任分配我教学任务时，不同意给我分配教学任务，而叫我搞教务方面的工作。王校长知道后，却极力推荐我代高三的语文课。教导主任不敢做主，只好照他的指示办。

我接受了高三语文的教学任务以后，内心非常激动，决心搞好高三语文的教学工作，不辜负王校长对我的期望和信任。因此，在备课时，我特别认真仔细，唯恐有疏忽的地方。讲课时，尽量讲得生动形象，尽量想法让学生能听懂，乐意听。这样上了几节课以后，王校长亲自向高三的学生打听我上课的情况，学生的反映也很好。同时他又在外面偷听了我一节课的教学，他觉得也较满意，于是他经常在其他老师面前夸我的文化水平高，教学能力强。因此不少人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谁知好景不长。1992年5月初，王善民同志升格调走以后，李帮全同志担任了我们尤集中学校长。李帮全同志在事业心、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校长，唯独不能正确看待我，偏听了教务处个别人的话，又将我打入了冷宫。第二年秋，我只好称病休息了一阵子。

回顾来尤集中学的11年来，凭良心讲，我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虽然教学能力不太高，但还是能基本胜任高中语文的教学工作的。然而个别心地险恶的人，却一个劲儿地抱着个人成见排挤我，让我在教育战线上直不起腰来，是可忍，孰不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