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穷
虽然都是苏北人
但他们是世界上
最讲义气的人
最近，朋友和我说“抖音”上有个用上海话评论社会新闻的女生还有一个每天直播和丈夫斗嘴的上海老阿姨。
我看了下视频，那个女生用上海语就社会新闻发表些个人观点，那位上海老阿姨则用上海话骂丈夫“老曲西”，谈些生活琐事。但有些朋友却说，她们的上海话不标准，仔细听到话会发现，她们的上海口音中夹杂着一股淡淡的方言腔，有时甚至会直接蹦出方言，就像说“牛津腔”的伦敦中产阶级能仔细辨别出伦敦东区工人阶级“Cockney accent”的口音。在上海，这种口音则被称为:“上海劳动人民的普通话——苏北话”。
说起“苏北话”“江北话”“江北人”这些标签化词汇，我的心里会有些隐隐不适。
我是江苏无锡人。但我外婆的娘家，则是晚清从湖北到江苏泰州做生意再来上海做娱乐餐饮业发财的所谓“湖北佬”“苏北人”（嵊县帮、湖北帮、苏北帮是20世纪初上海“地下社会”的几大派系）。这种自上海开埠以来，由上海江南籍（苏南、浙北地区）中产阶级对上海苏北籍劳苦大众、产业工人的鄙视链和优越感，虽经历了四五代人的演变和淡化，但并未彻底消失。
百多年来苏北籍上海市民在沪奋斗、求生、演化、融合的历史也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上海劳苦大众和产业工人拼搏求生的史诗。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8年前。
1993年，我从无锡回到上海读高中，有同学住在普陀区东新村。他带着我从武宁路拐进东新路到中山北路间的一大片区域“东新村”，这里就是他的家。“东新村”主要是由居民自建、改建的私房。弄堂七弯八弯，人口密集，如同蛛网的弄堂门口还放着几只红漆的、圆圆的木头马桶。各种房型从平房到两层楼到加盖三层楼，纵向、横向发展的皆有，很像我老家无锡县前洲老街上的房子。
走进“东新村”，如本地作家程乃珊老师在《穷街》中所说：“马路明显变窄了，两侧的建筑也矮了，各住户伸出的晾衣杆也密了；袜子、被单乃至衬裤、胸罩，毫无顾忌地迎风招展，路牌上晾着拖把和鞋子。”“从路口进去，小街又像蜘蛛网一样往四处延伸扩张，前后左右都是人家。”
“东新村”里的人热情、随意、好客、爱热闹。他们吃饭喜欢在门口坐着吃、喜欢穿着睡衣裤衩相互串门。在我同学家，他妈妈热情地留我吃饭。他们家左邻右舍的舅舅、舅妈、表妹、邻居也都围过来热情地问候我。同学家饭桌上菜的分量比起爷爷家装在小碗里的一点点菜相比，简直就像卓别林喜剧中矮小的查理和高大的警察。他们家的皮蛋冷盆，一盆就是八个皮蛋，而爷爷家的皮蛋，一个皮蛋切成五六块摆在小碟子里。这种热情洋溢、慷慨大度、温馨舒适的生活氛围，在1982年拍摄的描写上海普陀区“幸福村”“顺义村”等上海工人阶级生活的电影《都市里的村庄》中，就有体现。
在“东新村”的人们，就说着一口我不太听得懂的方言——苏北话。
我曾问外公：“为什么‘东新村’里的房子造的这么乱这么密，而且他们不说上海话？”外公说：“现在的这些私房和解放前穷苦人住的滚地龙和棚户区来说，已经不知道好了多少了。没有共产党，劳苦大众连砖瓦房都住不进。”“在解放前，他们都是从苏北逃难来上海求生存的，是一群走投无路的苦命人。”
01
苏北籍上海人撑起了
近现代上海产业经济的底盘
解放前，由于灾荒、战乱，导致苏北大地民不聊生。大批的失地破产农民，拖家带口划着小船、推着独轮车投奔上海来求生存。较之此前来沪发展已有几代人根基并实现了阶级流动的江南移民，苏北移民在上海发展的条件基础差、文化程度低、又不具高级技能。使得大部分来沪的苏北移民，迅速被填充为近现代上海城市发展中亟需的产业工人、服务性行业和体力劳动大军。例如黄包车夫、码头工人、帮佣，澡堂、饭店、理发店中的服务人员，环卫工人、掏粪工人。乃至在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中，苏北籍移民也与高薪、高技术工种无缘，从事着搬运、翻砂、打包等体力劳动工种。例如在纺织厂，苏北籍女工一般被分配在最苦最累的粗纺车间里。
据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显示，1935年，上海华界江苏移民占华界总人口的39.2%，占公共租界移民群体的52. 7%。在1920年《新青年》杂志《劳工特刊》上的《上海的企业与工人》一文中公布的上海劳工概况中，苏北是划归上海工人的主要籍贯之一。例如在黄包车、三轮车工人中，苏北籍工人占到95.7%，江南人则不到1%。
就是这些 “头戴开花帽，身穿八卦衣，脚踏金丝鞋”“好汉难养三口家，妻捡菜皮儿拾柴”的苏北籍上海劳动阶级，扛起了上海工业产业大军的主力，成为城市产业经济的底盘和脊梁。例如上海港码头苏北籍装卸工人遭受了最残酷的剥削。1937年7月下旬，上海黄浦码头用12天时间卸了10090吨钢材，共得力资22726. 56元。码头资本家扣下16693. 81元，买办扣下2712. 75元，再经包工头克扣后，工人每工仅得0. 58元。码头资本家坐扣力资的75%，买办扣15%，剩余部分再由包工头盘剥5%，全体工人得到的仅有5%。
02
苏北籍上海人
在上海曾长期被“污名化”
由于社会地位和职业收入的低微。苏北籍上海市民的住房、生活条件非常差，由此长期被人嘲讽。如苏北难民停靠在臭水沟边的旱船被称为“江北船”“乞丐船”，他们用竹片和毛毡盖的临时窝棚被称为“滚地龙”，住的草顶泥墙的棚屋被称为“江北棚户”。这些“污名化”的称谓可看出这一代上海苏北移民来沪时的困窘境遇。
解放前上海社会边缘人士和匪氓集团容易被一刀切地冠以“江北人”的污名
旧上海“地下社会”有烟毒霸、码头霸、赌场霸、扒窃霸、粪霸、人贩霸、渔市霸、菜场霸、走私霸、人力车霸等霸。如我在《上海粪史》中写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环卫所老工人讲述了解放前上海几大“粪帮”夺粪竞争的残酷。为抢夺一条弄堂的收粪生意、一个马桶的势力范围，苏北帮的粪霸在早晨堵住一辆江南帮的无锡粪工控制的粪车，将食指伸到粪车中，蘸了蘸，放在嘴里尝尝，然后对无锡粪工说：“你的粪，没有我们的好”，之后便推翻粪车，彼此打斗，直到一方服输，交出一条弄堂的收粪生意为止。
虽然当时的“粪霸”包括了苏北人、无锡人、苏南人但是“粪霸”一词似乎被污蔑成苏北籍上海人的“专属”。
抗战时期，由于出现了苏北籍汉奸吴世宝这样的民族败类，本地新闻媒体就将所有在上海与日伪勾搭的汉奸指向为“江北汉奸”“江北司令部”。1932年3月8日《申报》做了题为《江北汉奸可杀》的报道：“则有为虎作怅之汉奸江北人衣日本军服者，代日军执行严厉之检查。如搜出钞票现洋，该汉奸则纳入私囊，若与理论，轻则遭其用刀乱刺，重则被其拘往所谓江北司令部，非法监禁。唯此种助纣为虐之江北汉奸，应设法制裁，以安良善。”但当时在沦陷区和日伪政权中成为汉奸之徒，江南人、浙江人、广东人大有人在。
报章对悍匪之徒，也喜欢标以“江北人”为标签大加宣传。当时《文汇报》专门报道：“胡振民，二十二岁，江北人，家住闸北汉中路草棚。十九岁时，开始抢劫，有手枪二支，党羽六、七人，三年中作案数起。传彼横卧于地上时，尚能准确发枪。”文中特别标签了“草棚”“江北人”等词。
在闸北宝山路永兴路的转角处，因一些苏北贫穷艺人在这里划地卖艺，有拳师，杂技、曲艺艺人等，也有人前来设剃头摊、小吃摊，渐成一平民娱乐点。由于这块“街头游乐场”的观众以苏北人为主，结果被上海江南人称为“江北大世界”。
03
苏北籍上海人
勤劳、勇敢、团结、有斗争精神
是产业工人的代表
苏北籍上海市民包括他们的方言和聚居区，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遭受了很久的污名和歧视。必须要为苏北籍上海市民正名。
苏北籍上海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
在上海工人运动中，苏北籍产业工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1925年的二月罢工、五卅运动,还是1927年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苏北籍工人均为该运动的主力。苏北籍工人领袖顾正红烈士，为抗议日商纱厂资本家撕毁与中国工人达成的协议，带领工人群众冲进工厂与之交涉，被日商举枪射击。顾正红大腿被子弹击中，他振臂高呼：“工友们，团结起来！”再次中弹时，他抓住树杆，号召工人继续斗争，当连续中弹后重伤不治。
其实，早在1917年和1919年，上海的苏北籍黄包车夫就暴打过两次在沪活动的蒋介石。据《蒋介石日记》记，1917年9月2日，蒋介石在去同盟会元老张静江家时，因与黄包车夫因车费问题争执，蒋打骂车夫。被蒋激怒的车夫反过来将蒋按倒在地痛打。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元老居正家门口，因车费问题和黄包车夫吵架，蒋再次殴打车夫。不想车夫把蒋介石和劝架的居正和居正家人全都打倒在地，扬长而去。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愤笔写下：“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苏北籍上海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
一首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当时生活在闸北“蕃瓜弄”苏北籍上海市民的生活状态——“风扫地，月当头，住末住个棚棚头，盖末盖条破被头，吃末吃个盐钵头，穿末穿些破布头，鞋子露出后脚脚趾头。”
1915年3月6日，《申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闸北苏北棚户区火灾的报道：“昨日上午十一时闸北光复路某姓草屋内因炊饭起火延烧至左右邻草屋共十余间。又一访员报告闸北药水厂附近旷地向有江北贫民结茅而居，约有数百户之多。也于昨日午刻忽有某姓草棚起火直至午后二时始行扑灭焚毁草棚约有二百余户，并烧死女孩两口，业已将尸身拣出，享官后验亦可，惨亦!”然而，尽管环境如此恶劣，大量的苏北移民为了生活还是源源不断地拖家带口，到此地安家落户，渴求能在上海发家致富。
据“蕃瓜弄”原党支部书记王兰花回忆，抗战期间，她与丈夫一起从苏北逃荒到上海后，起先准备在租界乞讨谋生。但每当他们搭起草棚便遭租界巡捕的干预，以至于后来是夜里搭好睡觉，每天天蒙蒙亮便立刻拆掉，但这依旧行不通，最终迫于无奈，他们只得来到了“蕃瓜弄”继续以乞讨为生。
蕃瓜弄位于上海闸北区中部，是旧社会典型的棚户区
苏北籍上海码头工人刘志康，由于没有地方住，从12岁到16岁在公共厕所里睡了整整四年。
苏北籍上海人团结互助有集体主义
如一位学者所说：“在彪悍的同时，苏北人还十分仗义，奉行‘别人敬我一尺，我敬别人一丈’的处世准则，无论什么地方的人，第一次与苏北人结交时，往往就会感觉到苏北人身上流露出来的豪爽、大气。同时，苏北人十分看重朋友情义和血缘关系，当遇到自己的朋友或亲人的利益受到侵犯或生活遇到困难时，苏北人往往就会无条件地提供各种帮助。”
例如，苏北籍上海人历史的一次震动全国的“抱团事件”，就是1934年的“《闲话扬州》事件”。当时的文人易君左写了《闲话扬州》一书，中对扬州人扬州文化有贬损之描述。该一问世，就遭到上海“旅沪扬州同乡会查究《闲话扬州》委员会”和 “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的控诉。“两会”上诉国民党江苏地方法院，控诉该书作者易君左丑化扬州风土、出版商中华书局侮辱扬州人的人格，犯下了诽谤罪。易氏因众怒难犯，在多方压力之下，被迫在各大报登报公开道歉。
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当局要强拆“非法占有”的闸北苏北居民棚户区。当旧警察来强拆时，当地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居民视简陋的棚屋为自己的立锥之地，拆除棚屋关系到切身利益，一待旧警察出动，他们便准备了斧头、刀子，一些老太太和妇女更是准备了扫帚、马桶帚子，以及大粪、小便来对付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会采取向国民党上海参议会哭述求情，并借助媒体以博得同情的“软”办法，迫使警察局就范。
最具生活的化的苏北籍上海市民助人为乐“讲义气”的故事，是海派作家胡展奋老师小时候在普陀区“药水弄”外婆家，他们的苏北籍房东邻居根生说的话。在当时的历史特殊时期，一帮小将要找胡老师的外婆惹事，被房东根生一顿拳脚打了出去。根生对胡老师和他外婆说：我不管您过去是什么人，您既然是我的房客就要接受我的保护。药水弄的人，虽然穷，虽然都是苏北人，但是世界上最讲义气的人！谁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叫他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未完待续）
作者为海派文化作家 李晓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