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边的大手》 这是在涪陵，长江边上的新的游乐场，有小朋友在上面玩儿。其实这本书里面100张出头的照片，真正所谓的跟墙有关系的也就二十多张，但它是里面主要的意象。其他的东西不能不拍，我按惯例也把这个书分成四辑，用四个小短文作为间隔。拍旧的东西，也拍新的东西，像这个就是新的东西。我有时候感慨，会觉得这些小孩将来也会像我们看一些废旧的游乐设施、乐园一样，比如过十五年、二十年之后，他们会说，你看这个大手，当年我跟我妹还在上面照过相……（注:此为严明对照片的讲解）

严明

摄影家

1970年生于安徽滁州定远县。现居广州。

摄影代表作品

“大国志”系列、“昨天堂”系列。

奖项

2010年，法国“才华摄影基金”中国区比赛纪实类冠军；

2010年，大理国际影会最佳新锐摄影师奖；

2011年，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出版

2014至2015年，摄影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大国志》及同名摄影画册；

2019年，摄影随笔集《长皱了的小孩》；

2021年，摄影画册《昨天堂》（获选第六届中国摄影图书榜“年度摄影集”）；

2023年，摄影随笔集《迷墙》。

采访严明，是去年12月11日，北京雪后。他最新的摄影随笔集《迷墙》刚刚推出。

头一天晚上，在五道口“PAGEONE”书店有个对谈，“从黑白到彩色，我的摄影转身——《迷墙》新书分享会”，出版方定的这个主题词似乎让他有点困扰。

“这两年，我去西北拍照比较多，宁夏、甘肃。我迷上了那里的诸多遗迹，它们多数不是什么正式的供人参观的遗迹，只是散落民间的烟火人情的痕迹……人去楼空，多数已经无门无窗，楼梯的栏杆也不见了。它们在旷野之上，寒来暑往中，继续着存在。旅游者不会去这样的地方，而我是在心里把它们当成乐园的，我喜欢这差点儿就被浪费的阔大的苍凉和孤寂。”这是严明写在《迷墙》一书最前面的话。

这样的文字和创作心情，让人很难忘记。

“除了这一生，我们没有其他时间”

北京青年报记者吴菲（以下简称吴菲）：之前您与叶锦添先生、“五条人”仁科和茂涛在五道口“PAGEONE”书店的对谈，我围观了直播，听到几个关键字：师专生（学中文）、中学老师、贝斯手、音像公司企宣、杂志文字记者、报纸摄影记者、独立摄影师、一本摄影随笔集10年卖到10万册。

您是哪里人？家里是做什么的？

严明：安徽滁州定远县。父亲是一个老师，我家就在校园里面。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学校教务处做点杂事，打字，收发。每天邮递员会送来报纸杂志，堆在那儿，我要跟着去送，就先翻一遍。

上世纪70年代初，《大众电影》这些都很珍贵，更别说《小说月刊》。所以很早就看像王安忆这些作家，我们同龄的学生很难知道。就觉得太厉害了，但我们又不懂，无从学起，只是看一看。

吴菲：那您在小朋友里是不是一个比较有谈资的人？爱说话吗，会讲故事？

严明：算是。听到什么笑话，蛮愿意去给别人讲，包袱抖响了会很高兴。没抖响还会总结一下经验，换个人再讲。

中学就在县里二中。从初一到高三就没离开那个学校。完了考了一个师专，读的中文。读完就上班了。初中语文老师就当了很短时间，一两年。

我上学那个时候，正是摇滚风潮，都学吉他。就跟别人一块学、练，想搞乐队。

吴菲：对，昨天仁科说您是“淮南第一贝斯手”。

严明：搞音乐的好多人都知道，1990年代，安徽淮南也是一个摇滚重镇，出了好多很厉害的乐手。现在好多摇滚乐队偶尔也会去那个地方演出。

现在回想自己以前做音乐的经历，其实挺失败的。因为当时就是在做基于copy（拷贝）、基于技巧等等的东西，现在回看，就非常地不重要。应该是你非常本真地创作输出，才能算是一个艺术家。

现在我的小孩要学艺术，我会很早就跟他讲：“你去弹吉他，我不要你去弹10个考级曲子或者怎么样，我只希望你会3个和弦、4个和弦之后，能不能唱两句心里话给我听？然后把两句变成4句，再反复一下你就8句了。”你得告诉他吉他只是一个表达工具。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但那时候我们在小地方，不知道。只是拼命地更新设备、磨练技巧、拷贝偶像，到头来就发现这是最不摇滚的事情。

我去广州也是揣着音乐梦去的，1997、1998年，还带了几首民谣，当时想出CD。

吴菲：那时候广州音像业已经不行了吧，更何况还是摇滚？

严明：在南方已经不热了，都往北京跑了。但当时广州有个著名音乐人叫王磊，他也有一个唱片的品牌。之前聊时听说我弹贝斯，就喊我一块儿玩了几段。他就很欣赏：“你一落脚就直接给我弹贝斯来得了。”结果我又去弹贝斯去了。

吴菲：他是有个乐队吗？

严明：对，当时乐队叫“泵”。在南方他也是最领军的人物。但合作了两年吧，最终我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就找班上，先去了一本音乐杂志，叫《唯音乐》，转脸又去了美卡音像，很有名，当时中国最大的发行公司吧。我去那里做企宣，给媒体写稿子，也会听很多唱片，就算是我的所学也有一点用。

公司要引进什么新唱片了，就跟领导一起在试听室听母带，选了之后制作、宣传。我们会要写一个基本的稿子给媒体里做乐评的，告诉他大概这里面什么元素、卖点、制作班底这些，于是就跟副刊的媒体记者认识了，通过介绍，我后来又从音像公司跳到《南方都市报》。

“祈愿所有的飞行起落安妥”

吴菲：《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有时候，人在哪个地方很重要。

严明：先去副刊跑音乐，演唱会啊，还写一些唱片稿子，采访歌手。有时候约了很喜欢的歌手做一些长篇访谈，比如罗大佑、伍佰，一采一个版，那还蛮有成就感。跟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的艺术家面对面，也能展示行业的专业性。

比较搞不来的是“八卦”。那个时候我年龄就大了，30多岁了还跟小弟弟小妹妹去挤、采访明星，人家说起“娱记娱记”像一个笑话一样。慢慢知道很“八卦”的这个环境不适合自己，特别是那些巴掌大的小稿子，哪个艺人又出什么事了、有什么绯闻了，你要不报吧当时又是个热点，还得去跑一下。

吴菲：听上去就很痛苦。

严明：然后这个时候跟我搭档的摄影记者，他的相机吸引了我。我就扒拉着他的相机包看，问这问那。然后就自己买个小的，上班路上自己先拍着。拍着拍着就觉得我不如转行做这个。

这对我人生是个比较重要的契机。那是真转型。去唱片公司、去日报的副刊，都算是还跟文字、跟音乐有关，我能弄得来。可是我摸到相机的时候就32岁了，之前什么叫光圈什么叫快门我都不知道。但买相机自己上路拍了半年，我竟然觉得“我可以”。当时摄影部还给我专门做过一个版的图片。

我就拿着这个版去找我们领导，说“你要不让我转摄影部吧”，他竟然答应了。我没想到。因为我知道我们那么大的报社招人是怎么招的。像我这个学历本来在报社就垫底，北大的、复旦的我们身边就多，还都学新闻的、这个那个的。我本来想是我把这个技术练好了，找个杂志或哪个地方缺摄影我去。本来以为是这个路径。

吴菲：但问还是你去问的呀。

严明：结果一下子就说“那你去吧”，就在同一层楼，我就去摄影部领了器材坐那儿了。

做记者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极其重要。那是超强度的锻炼，你要赶到、拍好，那么大个城市还有好多家报业，大家第二天见报还要比。

更重要的是接触社会。你说我见到多少事、见到多少人，不仅是名人，老百姓、工薪阶层、打工一族……我虽然是摄影记者，也要去跟、去接触，自己脑子就会跟着转。

这个过程中，待人接物、遇事的经验，对后来我走入社会、去进行个人创作，感觉垫了一个底。在江湖上再遇到什么人、什么事，立即会知道怎么打交道、怎么处理，就有经验了、不慌了。判断遇到的这个事是什么性质、多大多小，这个感觉也是其他很多摄影爱好者没有的。不是说我有多强，而是记者的经历和职业训练，可以让我立即知道这是属于什么领域的话题。

有些东西,或许可以在影像里一寸一寸挽回

严明：摄影记者我头头尾尾做了10年，就觉得该走了。因为想做个人创作的心，我一直有。

媒体记者是职务行为，离艺术就可能比较远，新闻照片就感觉离我也比较远。

吴菲：离您的内心、您的自我。

严明：我去的时候三十出头，走的时候四十都过了。30多岁我算是风华正盛的时候，那时南方报业收留了我、养活了我，还让我任性地转了行。现在想起来那个10年好像一场梦一样。可是想想，哪儿有永远的事啊。

现在想起来，那么恣意妄为地就辞了职，是有点疯狂、太理想主义的一步。毕竟那时候辞职还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你收入断绝，有家有孩子要养。但是，没有这个阵痛又怎么行呢？

你就得是一个狠人，有一种豁得出去的能量，这在我后来的路上，证明是有用的。恐惧和困顿，熬过去也就罢了。当然我也不标榜这种，更不会突然劝现在的哪个年轻人也这样。

吴菲：然后您就开始了怎么样的生活呢？云游？

严明：对，就是云游。去自己喜欢、花费又比较便宜的地方。

还在“南都”当记者的时候，有一回过年跟同事买了机票去重庆玩，突然就觉得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很出画面。人也好，吃个面一两块钱，口味也很喜欢。

我早期的照片非常大比例都拍的是重庆和重庆周边。现在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城。你都难以想象我反反复复去过多少次，到现在为止80次都有。绿皮火车从广州到重庆，23小时或24小时就到，把带的胶卷拍完就回来，在家自己冲。

吴菲：那挺好，对您家人来说，这至少让您还回家。

严明：为什么不回家呢？我不标榜苦行。

我肯定是尽量不苦行，住干净、安全的地方，“这地方阴暗潮湿，在这凑合一晚”，我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找苦吃的。能吃顿肉就吃顿肉，为什么不？吃饱了才能走路，对不对？喝粥就走不远。在外面你又不能病，拍完的胶卷，那些难得的场景、机遇都在我的胶卷上，我还要背着它跑完所有的行程，把它安全带回来。

吴菲：挺好，正常的生活很重要。

严明：我们希望能正常。我不仅正常，在创作上，我觉得我属于“终点主义者”——这个词还挺值得人玩味的。摄影是讲结果论的，这其实挺残酷，你再说多少也没用，照片拿出来看，拍到就是拍到了，成就成，不成就不成。万一拿过来一看乱七八糟，什么也不讲究，什么也没考虑，也不知道你在说啥，那不行。这个贯穿我后来所有的行走中。

吴菲：那您都没有用数码吗？

严明：辞职后一直拍到这本《迷墙》之前，都是用胶卷。《迷墙》全部是数码，用的彩色数码相机。

吴菲：胶卷冲洗不是会很贵？

严明：的确，设备、材料越来越少，也确实越来越贵。这种工具已经到了“末世时代”。工具还有药水等等，它就是越来越少了，就越来越贵，最后慢慢集中在若干家小店里还会有卖，质量也变得不好、不可靠。

吴菲：这是您“从黑白到彩色摄影转身”的原因吗？这回这可是出版社强调的卖点之一。

严明：确实形式上是变成彩色了，但这个说法容易造成误解。我当那么多年记者，一直就是拍彩色、拍数码。我自己玩胶卷的时候，也没人不让我用彩色胶卷，我也用过。

而且这本画册之后，我也没说我不用黑白了。就只是可供你选择的，像左手、右手。这阶段你觉得这一批内容适合用这种相机、用这个调子，你选择了它而已。别人说你什么“华丽转身”，好吧，是转身，转身又不是决裂，没有那么严重。

“我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真诚”

吴菲：后来怎么开始写书的？

严明：朋友老怂恿我。出版社编辑也很客气：“好，你乐意写，我们等。”

“书”这个字从小到大在我们脑子里太神圣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愣是就拖了一年，根本没动手。

后来一位重庆的大姐，是很果断的一个人，她当时一拍桌子：“那你还在干什么？动手写！”

我当时惊到了，就想，那我写什么呢？最后就把我的一些人生经历、转折、抉择，行走的一些故事，遇到的人和事，写了十几万字。自己又是搞摄影的，往文字里面插点图。所以基本是一个文字书。

吴菲：《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那书可太有名了。

严明：卖了有10万本以上。我没有想到。之前觉得自己是摄影师，表达方式就是影像，我何必要去输出文字呢？但是后面发生这一切，让我觉得出书这个事又对了。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梳理。

我并没有在我的书里，多少文字去解释多少画面。摄影师一个一个去解释画面，在我看来是欺负读者——每个人都有理解的权利。

我只是在书里说实话，把自己在一些路口的纠结为难，告诉那些可能也会经过同样路口的朋友。在这过程中我也更坚定了我要坚持自己一些本真的东西——一个来自小地方的小镇青年的好心肠、天真，好奇，认定该做的事，就当真去做，就比如，钱都不要了，去为理想干一件事。

其实我没有什么技巧、没有什么先进理念能告诉别人。我能告诉别人的是，做世间的深情人。我们不是那种奸懒馋滑、铁石心肠的人，那样不行。你要做一个敏感的人，我以前看到过一句话——“我们行走江湖，靠的就是心软”，我觉得说得太好了。

我们行走江湖，靠的不是钱、不是装备，打开我们的包袱，里面就是最简单的东西。我们能靠的是心软——对路上遇到过的人、遇到过的事。只有这样你才会更敏感，你才会更有火花，你才会更急迫地掏出你的器材来完成这场相遇。

如果你变成一个铁石心肠，对跟我们一样行色匆匆的人、各种平头百姓都麻木、无感、无视，你就不会把相机对着他。否则你就连必须“保本”的那个“本”都没有了。

珍贵的东西肯定不能丢，这才让我后来能写一点东西。没有什么秘密，跟写作、跟电影创作一样，你要透明到让你自己心颤，就会有作品，它跑都跑不掉。

我的书里面一章是一个故事，或者一章是一个意象。你慢慢翻就行了。它们完全不是记录，我也不是纪实摄影师，我没有对哪个题材系列或者说故事负责过。我在意的只是那些对视，到现场去，去静静、深深地看。我希望带给你的，就是还原到我当初的那个对视，进入某一种情绪的深处。如果翻到任何一张，你觉得能停下来，那我就做到了。

采写/本报记者吴菲（注：本版小标题文字皆出自严明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