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革命，上海的中央机关立即陷入危急之中。周恩来带领上海中央特科的同志们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一次生死较量。在大家的努力下，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中央机关数百人的秘密转移，并且转移了所有秘密电台，撤销了秘密工作地点，销毁了一切可能带来危险的文件。
经过两天两夜紧张布置，中央领导人王明、古博等人在李克农亲自护送下离开了上海，去中央苏区。
当时没有来得及离开上海，职务较高的中央领导人中有向忠发、周恩来，刘少奇，王若飞、邓中夏、聂荣臻、李富春、陈赓等人，他们和家人转移到上海租界或是闸北贫民区。
说来巧，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时，他和邓颖超正住在顾顺章家里，当时他已经感到情况不妙，因为顾顺章去武汉已经一个多月不见回来，音信全无。他住到顾顺章家原来想尽早得知他的消息，那知盼来了如此震惊的消息。
周恩来从接到南京情报以后，就投入紧张的大转移中，没有功夫回家。他让聂荣臻回去通知邓颖超，务必让她和顾顺章家属一同转移。因为他的家属还不知道自己丈夫已经叛变，此时必须对他家人严加控制，如果秘密转移的消息走露风声，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赶紧通知那些有孩子和老人的家庭，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能在孩子身上出事。孩子也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临了，周恩来还有点忧心忡忡，将已经出门的聂荣臻又唤回头，他这时想到顾顺章还有一个4岁的儿子，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孩子单纯，他经常看见有叔叔阿姨去他家里，如果国民党利用孩子，让他指认到他家去过的阿姨叔叔，情况可能会更糟糕。周恩来是非常喜欢孩子的，可是大敌当前，他知道万不能因为心软而让党组织遭受灭顶之灾。周恩来赶紧下了命令，将顾顺章的妻子和孩子一同监视起来，不能和其他地下党再有联系。
聂荣臻明白周恩来的忧心，国民党用孩子做诱饵的教训已经不少！他点点头，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因为周恩来有效地控制了可能外泄秘密转移的一切渠道，两天两夜的大转移，竟然没有让嗅觉灵敏的cc特务察觉一点蛛丝马迹。
巡逻在大街小巷的的更夫依然一更一更地报平安到天明。
地下党组织秘密转移的消息紧张而有秩序地像涟漪水波一样一圈圈扩大开来，人们在有条不紊地烧毁文件，转移电台，争分夺秒抓紧时间转移工作地点，尽快离开了已经陷入危险的“家”。
大家离开家时，都按照事先商定的信号，将花盆放在窗台上，表示人已经转移，来人不可在此处多留。
许多地下党的家庭都是租房居住的，这时就要想办法即不引起房东的疑心，又能顺利离开住处。大家想法设法做出各种正常离家的假象迷惑房东。有的是全家外出度假，临走时还正儿八经嘱咐房东帮助照看房门；有的半夜突然家里有人得了急病，一家都陪同病人离家去医院；有的头一天还看见房间里亮着灯，一夜过来，房门紧闭，住户却不知了去向……
这次转移最苦的还有孩子，许多人是在25日和26日深夜才接到转移的通知，沉睡中孩子被大人拉了起来，睡意朦胧跟着大人在黑咕隆冬的里弄里跑，不知跌了多少跟头，可是连哭都不让他们哭，好像身后有警察追杀一样，只是拼命地从东跑到西又从西跑到南，始终没有一处地方让人感到安全，偌大的上海好像就没有他们的栖身之地。
李富春与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她清楚记得那次大转移的情形。她曾经描述说：
大转移的那天下午，我的母亲慌张地从外头跑回家，一把拉起正在院子里玩耍的我，高声对房东老太太说：特特的舅舅来上海了，我们去火车站接他，过一会回来。我信以为真，拍着巴掌，雀跃起来——舅舅来了，舅舅来了。我哪里知道我亲爱的蔡和森舅舅已经在香港牺牲了。走了一会，妈妈突然拉着我钻进里弄，一路奔跑，直到跑进日本租界，在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开了一个房间，这是一间白色床单白色窗帘一切都显得耀眼的白房子，我进去后很奇怪，舅舅呢他在哪？便一个劲地问妈妈，舅舅呢？为什么没有我舅舅啊？
年幼的孩子怎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这些特殊家庭原本就不正常的生活，肩负革命和家庭两副重担的母亲，她的心该是多么烦躁与紧张。此时那有心思向女儿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即使解释，只有6岁大的孩子未必听得明白。蔡畅只好用简单的粗暴方法打断孩子的问话：记住，以后不许再问为什么！
“为什么不许问？”特特还是不明白。
“不许问就是不许问！”蔡畅生气地大声吼住还想再提问题的女儿，然后将女儿一人留在旅馆里，转身出去。和她们住一个院的聂荣臻妻子张瑞华还没有转移，她必须马上通知她。
没有多久，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抱着才一岁的女儿聂力匆匆赶来。因为太紧急，张瑞华连孩子的衣服也没有带，只好让她围着被子坐在床上玩，让6岁的李特特陪着。蔡畅张瑞华两人也顾不上孩子们是否有饭吃，又冲出去通知其他同志转移。
邓颖超平日里就和喜欢这些同志家的孩子，孩子们都亲切的叫她邓妈妈。但这时，她已无法亲自去照看孩子们，因为她要看着顾顺章的家人，不能有丝毫疏忽。她见聂荣臻通知她转移时，根本顾不上想如何将自己的家人转移到安全隐秘的地方，就着急地打听聂力和李特特两个孩子是不是已经转移出去了？听到孩子由蔡畅负责转移，她才放下心。
在布置转移的时候，周恩来夫妇没有忘记正在为别人转移而不能顾家的同志。
李克农自从星期天早晨离开家，就没有顾上和家人联系，全力投入了转移中央领导人的工作中，而他的妻子对地下党这么大的行动却一无所知。特别是李克农的身份已经暴露，她们已经身处非常危险之中。幸好周恩来心细，及时想到了她们几个隐蔽战线的家属，将转移的通知告诉了李克农的妻子。但是她们母子一旦离开家门，日子就变得异常艰难，她们不知道丈夫的下落，也不知道地下党的联络点，很快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些曾经周旋在国民党家属圈里的“太太”们，不得不流落街头，过着一边当给人家当保姆，一边寻找党组织的生活。
一个月后，从苏区返回的李克农只能暗中查访他们母子的下落。一次在蒙蒙细雨的清晨，他无意走进一条响彻“唰－－唰－－”洗刷马桶声音的里弄，突然发现了苦觅多时的身影，给人家当女佣的妻子正弯腰费力地刷马桶……
妻子抬头见是他，先是一愣，接着丢掉了手里的马刷子，放声大哭……
李克农却高兴地笑了起来，总算是活着，活着就好！
毫无疑问，情报人员为避免中央机关遭受巨大损失立下了头功，可他们的身份极有可能被敌人怀疑。他们无法再在敌人内部潜伏下去了。
中央决定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撤离隐蔽战线，去中央苏区工作。李克农将妻子和孩子送到安徽老家，然后无比依恋地告别了工作生活多年的上海和共同战斗情同手足的同志们。
几天后，中央机关转移基本结束。顾顺章也胸有成竹来到了上海，他和国民党cc特务们万万没有想到，留给他们是一处处空楼和黑色的灰烬。
秘密联络点空了，五个中央常委不知了去向，他知道的地下党都已人去楼空，甚至连房东都不晓得他们是何时离开的，更不要说能找到一个小孩和老人了。等顾顺章回到家，发现他自己的家人都找不到了……不过几天时间，上海党组织好像真的从地面钻到地下一样，再也找不到他们活动的踪影，这让国民党军警吃惊不小，也窝囊不堪。
解放以后，周恩来曾经带着自豪对人们说起这段往事：“1931年那次传奇般的化险为夷，是我们党秘密工作打入敌人核心最成功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