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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雄雉》是一篇有关于爱情与离别的反战故事。可是这个凄美的故事却引来了后世学者的诸多猜疑？究竟《雄雉》为什么难解？它是谁写的，又写了什么呢？
古书难读。
它难就难在，书里的许多话，叫人猜不透它究竟“从何说起”。
比方说吧：每回去健身房的时候，我总要路过九眼桥的中学校门。校门口的左墙上刻着孔子的名言：“有教无类”。这句话典出《论语》：
子曰：“有教无类。”
——《论语·卫灵公》
《论语》里边儿就只有这光秃秃的六个字。孔子什么时候说的，因为什么事儿或者对着什么人说的这句话，全无踪迹可寻。
这就好比我起早去学校上课，突然后边儿上来个人，拍着我的肩膀说：“教书可不能搞差别对待啊！”——“您这话从何说起呢？”换了谁来，是不是也得像我这样问上一句？
孔子对着哪些人或者哪件事儿说出的“有教无类”，无从考证。但他老人家的这句话也还能解释。因为我们仍可以迂回到孔子生活的大时代背景中，去约略体会他当年说这句话的真实语境：
春秋或者更早的时代，权力场上的游戏规则正如孟子所说，是“劳心者治人而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要想劳心而不劳力，就得接受教育，掌握知识。
反过来说，只要垄断了教育的特权，也就垄断了国家的治权。在春秋及其以前的世袭贵族政治时代，国家只有官办教育（也就是所谓的“王官之学”），而官办教育只对贵族子弟开放。平民阶级被官办教育拒之门外，也就只能无奈地接受“劳力者治于人了”的命运了。
长期的养尊处优对世袭贵族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进入春秋之后，这个阶级已经因此越发腐化堕落。如若不然，曹刿也不至于非常不屑地说出“肉食者鄙”的话来。要想改革暮气沉沉的朝堂，激活死水一潭的政局，国家的管理阶层势必要注入新鲜的血液，而这股新鲜血液只能来自于从前备受压制的平民。
孔子是兴办私人教育的先行者。他说“有教无类”，表明他一手创立的孔门废除了王官之学的那套门第歧视。孔门不仅招收贵族子弟，对平民阶级也来者不拒。
这轻描淡写的四个字，不但宣告了受教育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从此向平民阶级开放，也同时敲响了世袭贵族政治衰亡的丧钟。
对“有教无类”，我们之所以还能做出上述解释，也多亏了《论语》。它虽然惜墨如金，好歹还说了句“子曰”。至少让我们确信说话的人就是孔子。
要知人论世地理解这句话，我们总还晓得考论的大方向该是冲着孔子和春秋去的。可有的文字，连“子曰”二字都隐去了，我们甚至不清楚说话的人是谁，要解释它，真有点儿无米下炊的苦恼。
像这样的文字，《诗经》里俯拾皆是，比如《雄雉》：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诗·邶风·雄雉》
这首诗是谁写的？又是写给谁的？《毛诗传》的猜测是：
《雄雉》，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
——《毛诗正义》
要照这样说，《雄雉》该是留守家中的主妇写给从军远行的丈夫的诗歌。可《诗经原始》的作者方玉润却不这么看。他做出了另一种猜测，猜测《雄雉》是朋友间互勉的通信：
“雄雉，期友不归，思而共勖也。”
——《诗经原始》
夫妇还是朋友？男人抑或女人？对同一篇文字的理解居然会产生这样南辕北辙的分歧，不免让人感叹：解释《诗经》，有时候真像猜灯谜。
可即便是猜谜，也得有个猜法儿。《雄雉》该怎么猜呢？我们不妨先把诗里边儿的这四句“谜面”拼起来看看：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
这四句诗一望而知，是起兴。我们必须把兴象的拼图先恢复起来，才有可能追踪到兴起的诗情。雉，也就是野鸡。和其他许多鸟类一样，它的雄鸟要比雌鸟更艳丽，更惹眼。
雄雉上下翻飞，抖动羽毛，声声鸣叫，意在炫耀自己的美丽，博取异性的青睐。用这幅鸟类求偶的图景来起兴，要说兴起的不是夫妻之情而是朋友之谊，委实难通。
可方玉润又凭什么断定《雄雉》不是夫妇之辞呢？他的证据在卒章里。明代诗人钟惺曾评价《雄雉》的卒章说：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非妇人语；“君子于役，苟无饥渴”，真妇人语。
——转引自《诗经注析》
作为一个诗人，钟惺对创作的感受力无疑是非常敏锐的。一个女人思念久役在外的丈夫，该说些什么话？钟惺举《王风·君子于役》为例，该这样说：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诗·王风·君子于役》
上面这几句话之所以符合思妇的身份，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鸡栖于桀，羊牛下括”是原滋原味儿的乡村生活图景。鸡回了窝，牛羊归了栏。女主人翁从这幅恬然的暮景联想到漂泊远役的丈夫，思念之情流露得真实而自然；
其二，她怎样表达对丈夫的牵挂呢？“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这八个字可不仅是关心他的吃穿用度而已。《诗经》中凡说到“饥渴”之类的字样，往往含有对男女情爱的影射。所以这八个字的真意翻译过来，应该是：远行的你，也会想我吗？
和《君子于役》的满怀深情比起来，《雄雉》的卒章是差了点儿意思。因为它口吻不像是个贤妻，倒像是敲着戒尺的老学究在一本正经地教训人：
百尔君子，（你们这些人哪，）
不知德行。（都不知道德行所谓何物）
不忮不求，（为人处世，只要不害人贪利，）
何用不臧？（哪能不顺当呀？）
这是老子教训儿子，师傅教训徒弟的口气，的确读不出夫妻之间的温情。方玉润的判断大概就是基于这几句话做出的。
为什么《雄雉》的前三章都写得情深款款，卒章却语气突变呢？褚欣、陈继揆等清代学者都试图借下面这个故事来做解答：
其后钟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耽从子祜曰：“钟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将为灭蜀也。”宪英曰：“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会将行，请其子琇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吾为国忧，今日难至吾家矣。”
琇固请于文帝，帝不听。宪英谓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会至蜀，果反，琇竟以全归。
——《晋书·列女传》
故事里的女主角辛宪英是魏晋之交一位令人敬佩的杰出女性。她的杰出表现在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上——宪英总能见微知著，参透权力场里的男人们都看不出的玄机。
在上面这个故事里，惹上麻烦的是宪英的儿子羊琇。因为司马昭钦定的灭蜀主帅钟会邀请羊琇做他的参军，一同赴蜀。
钟会这个人举事骄纵，宪英早看出他对朝廷有二心了。自己的儿子要是跟着这个祸头去了蜀地，万一钟会哪天举兵谋反，羊琇不得跟着吃挂落吗？可这份儿差使又苦辞不掉。
羊琇跟司马昭打了几回辞职报告，司马昭就是不批准。于是临行之时，宪英只好嘱咐孩子说：“身在军旅，要想全身而退，你得时时刻刻想着圣人的忠恕之道啊！”
褚欣、陈继揆说，《雄雉》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就像宪英说的“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表现了女主人翁杰出的眼光与见识。
这话乍一听似乎有理。但我们仔细比对一下这两句话，不难发现其中有诸多不同：
首先，《晋书》写的是母亲对儿子的叮嘱。以尊长教训晚辈，“行矣，戒之”云云符合宪英的身份。可《雄雉》的卒章是妻子对丈夫的心声，人物的尊卑关系颠倒过来了，再用老子教训儿子的口气讲话，合适吗？
其次，就算我们认为《雄雉》的女主人翁可以不理会这套夫为妻纲的教条，就越格教训她的丈夫了，那也只合对丈夫一人说这番话，而不该说“百尔君子”（“你们这些人”），显然“这些人”不止是丈夫，而包括了他和他的同僚们。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夫人的口气未免忒大了点儿吧？
再次，宪英的话是叮嘱，叮嘱儿子“你该做什么”。而《雄雉》的卒章是批评。批评“百尔君子”们不知德行，不该去做什么。两番讲话的宗旨完全不一样。
有此三条，《雄雉》的卒章似乎不合以《晋书》作比，视为贤妻对丈夫的叮咛。那这一章文字，说话的人会是谁呢？竹添光鸿提出过这样一个大胆的猜测：
（《毛诗》）序》称“国人作者”五：《新台》、《丘中有麻》、《山有枢》、《黄鸟》及是诗也。其诗皆君子吟咏情性者，非出自田畯红女之口耳。
考《春秋》，隐公四年宣公即位。明年卫入郕，又与宋入郑伐戴，瓦屋之盟及郑平矣，又与陈、蔡从王伐郑。既为郑败，又与齐、郑伐鲁。鲁桓求好，待于桃邱，弗遇，卒来战于郎……，皆其军旅事也。故诗人托为大夫久役，室家思念之辞，而终之以不忮不求，所以隐刺宣公构兵无已，由于忿疾贪惏所致，其言微而婉矣。
——《毛诗会笺》
竹添光鸿的这个猜测是从叙事学的角度做出的。他认为《雄雉》是一首代言体诗歌。在前三章里，诗人虚构了女主翁的口吻，以她的内知视角来展现卫宣公频起战端的国策所造成的夫妇分离的人伦悲剧。
把这出夫妇分离的感情戏做足了以后，诗人在卒章里自己站了出来，改用全知叙述人的视角和口吻正面批评了卫国忮害贪求的对外政策，以为全诗的结束。
这样一分析，《雄雉》行文时语气突变的原因总算找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只不过，竹添光鸿说诗歌的前三章是诗人主动虚构了女性的口吻，我倒以为未必。
考虑到《国风》里边的许多作品都是以采集的民间歌曲为创作基础，尔后由周朝乐官修葺文字，配以音乐。
我倒更倾向于认为《雄雉》的卒章与前三章口气不一，正流露出乐官们修改民歌的痕迹。
换句话说，这首民歌本来就只有三章，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章可能是乐官们缀在民歌后边儿的一个“尾巴”，目的是要为了把这首民歌的意义引向反战的思考。
只不过出于为尊者讳的顾忌，乐官们没有把抨击的矛头对准当国执政的卫宣公，而是把板子打到了执行开战政策的大夫们身上。《雄雉》从一开始的思念君子转到后来批评“百尔君子”，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参考文献：
孔颖达《毛诗正义》；
竹添光鸿《毛诗会笺》。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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