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有点惊悚。打上“引号”，是为了表明我自己是笺注家们的拥趸。笺注家最是老实本分人，冷板凳一条，案头灯下，专替别人下注脚，也替读者扫路障，有什么“心术”可言。要说“心术”有问题，大约像宋代杜诗“伪苏注”之流才足以当之。杜撰典实，张口就来。如杜诗《空囊》“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凭空杜撰出阮孚的故事来，所谓：“晋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但一钱看囊，庶免其羞涩’。”辗转相沿，“阮囊羞涩”的词条甚至还进入了《辞源》《汉语大辞典》。（参见莫砺锋《杜诗“伪苏注”研究》，《文学遗产》1999年第一期）好在这类给大诗人做笺注时明目张胆的杜撰，只是一时风气的产物。宋代的正经学者都已经作了严厉的批评。宋代以后，孑焉寡俦。
那为什么还要说笺注家的“心术”呢？主要是“心术”正，未必就“手段”正。好心办坏事，也是常有的事。疫中闲读唐宋名家集，就遇到一些。例如苏轼《初到杭州寄子由》其一云：“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查慎行注：“《苕溪丛话》作任，讹。”（《补注东坡编年诗》卷七）冯应榴查验了旧王状元集注本、《乌台诗案》，确实也都作“胜”，出于谨慎，他还是加了按语：“但先生诗首句每不用本韵，且子由诗亦作任，恐非讹也。”（《苏文忠公诗合注》卷七）这就牵扯出一个问题。首句“力难胜”云云，查慎行沿用宋人旧注交待得很清楚：“《乌台诗案》：熙宁四年十二月内，初到杭州，寄子由诗云‘眼看时事’云云，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能不能胜任也。”字面上，“力难胜”就是不能胜任之意。既然旧王注本、《诗案》都作“胜”，则这一版本由来已久。查氏断言“任”字为讹，恐怕是因为“任”字与“能”“丞”不属同一韵部，犯了出韵之病。但是，苏辙和诗也作“任”，基本可以确定“任”才是原文，而“胜”反是讹文。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讹”不是无意识的讹，很可能是笺注家们一厢情愿的“理校”所致。不仅苏轼有“首句每不用本韵”的习惯，一般而言，诗的首句押相邻或相近之韵，向来允宜从宽。虽然不提倡，但何尝不允许。举个例子，黄庭坚《武陵》诗：“武陵樵客出桃源，自许重游不作难。却觅洞门烟锁断，归舟风月夜深寒。”“源”字与“难”“寒”就不在同一韵部。因此，这种“理校”的基础是有点脆弱的。再说，苏轼近体诗甚至有非首句“出韵”的例子，如《西山戏题武昌王居士》诗：“江干高居坚关扃，犍耕躬稼角挂经。篙竿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景各箕踞，击剑赓歌几举觥。荆笄供脍愧搅聒，干锅更戛甘瓜羹。”清人李必恒在补注新辑本《施注苏诗》时就说：“按经字系九青韵，岂先生偶失检耶？”（《施注苏诗》卷四十。理论上首句“扃”字也“出韵”了，而李必恒不指摘，就是因为首句押邻韵原不足为怪）更见得一味胶柱鼓瑟，未必果能得苏诗真面目。可“力难胜”偏偏流传很广，以至于明成化本《苏文忠公全集》也作“胜”，今天点校整理的各种苏集亦多因之，这里就不细举其名了。现代专门的校勘学家亦不免为所愚弄，1958年屈万里以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对校《四部丛刊》影印元务本堂刊王状元集注本时，有云：“此本（施顾注本）胜处至伙。……卷四《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句》诗‘眼看时事力难胜’句，元本‘胜’讹‘任’。”（《跋“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宋刊本注东坡先生诗》，《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参考资料汇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80年，35页）断然以“任”字为讹。除此而外，这里还留有一个疑窦。冯应榴《合注》本按语说旧王注本作“胜”，而屈万里所引《四部丛刊》影元王注本作“任”；也许冯应榴所据王注本是别一版本，疫情期间访书不便，聊待他日。总之，这一异文问题，可以复查苏辙《次韵子瞻初到杭州见寄二绝》其一：“吏治区区岂不任，吴中已自富才能。还应占位书名姓，学取蓝田崔县丞。”首句尾字亦作“任”，何者为确，不难定谳。幸亏有了苏辙的旁证，我们才可以还原苏轼的原文。否则，即使对簿公堂，也难有胜算，改“任”为“胜”本来就是笺注家的“理校”所致。苏诗自北宋末年就有注本，赵次公等人的四家注以降，有五家注、八家注以逮《王状元集百家注》本、施顾注本，擅改文本的始作俑者必是此中笺注家之一。
这告诉我们，笺注家的“理校”并不是很靠谱。“理校”的结果越是显得圆满，越要警惕。杜诗《岁暮》：“烟尘犯雪岭。”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二在“犯”字下注：“当作侵。”这是想当然，实在无依据。仇兆鳌也许觉得杜诗格律谨严，不会出现“平平仄仄仄”的局面。这未免既迂且愎，不值得正经反驳。我们试看他的《杜诗凡例》之第二条“杜诗刊误”例，便知此一思维模式横亘在他的胸中：
《何氏山林》诗“异花开绝域”，当是“来绝域”，于“开拆”不犯重。《送裴尉诗》“扁舟吾已就”，当是“吾已僦”，于“就此”不相重。如《冬深》诗“花叶随天意”，当是“惟天意”，于“随类”不相重。如《送王侍御》诗“况复传宗近”，当是“宗匠”，于“近野”不相重……
这些例子，当然不排除真知灼见，有说的极对的地方。但我的重点不在这里，而在于其思维模式。仇兆鳌替杜甫扫除讹误，是要恢复杜诗当初的圆润完美。在他的设想中，杜诗当然是圆润完美的，一首诗中不应出现重复的字眼或其他的技术瑕疵；假如有，一定是传抄、刊刻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第一，世上并无此理，就是杜甫恐怕也做不到；第二，抱定这种想法有适得其反的风险，斤斤计较于尺寸得失，本意是在还杜甫“诗圣”之真，有时反而把人家杜甫的眼界拉低、格局缩小了。出于同样的心理，仇兆鳌倾向于杜集中《雨不绝》一诗是伪作：
律体以首尾为起阖，三、四承上，五、六转下，此一定章法也。若在六句分截，则上重下轻，不见转折生动之趣，诗之可议在此。朱瀚曰：题便可怪，“摇扬如丝”只是申上“细微”，“泥不乱”语近于率，“风乍稀”节外生枝，“舞石”加“乳子”未免冗赘，神女“自湿衣”何须过虑，“眼边”衬字，“匆促”拙字，“安流逆浪”，反复重言亦少意味。此当系赝作也。须辩之。
想来朱瀚说到了仇兆鳌的心坎上：这么“差”的诗怎么可能是杜甫写的？所以，他又挑出了“章法”上的毛病。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笺注家的仇兆鳌的心理，像极了“佞臣”，按今天的话来说，则不脱“粉圈”思维。假如是僭主，也许只恨他这类变相的谀词来得少了；僭主是听不得真话的，即便是真话，也要艺术化地处理为谀词。但杜甫到底是名副其实的诗圣，他的反应如何，咱们就不便揣测。
上述情形与杜诗“伪苏注”的杜撰故事、曲相皮傅，在主观意图上究竟是有本质区别的。但只要笺注家迷信大诗人的诗语语都有来历，进而把笺注当成一种囤积居奇的“买卖”，而不能收其放心，就难保不启人疑心。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杜甫）《李潮小篆歌》：‘苦县光和尚骨力。’‘骨力’二字，《南史·张融》：齐高见其书曰：‘卿书殊有骨力。’”清人注杜，带一点集成性质，细大不捐，认为“骨力”是条异文，就夹注到小字里了，如《杜诗镜铨》卷十五、《杜诗详注》卷十八，其来源同是《猗觉寮杂记》（《杜诗详注》已明白列出）。这显示了清人编注杜诗时的审慎，是学风好的体现。今按杜诗《赠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察前后文，作“立”于义为长。当然，这种理校并不说明问题。比较有力的事实是，在朱翌之前，杜诗似无此异文，今流传的《杜工部集》及宋人杜诗注本如王洙《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黄鹤《补注杜诗》等，皆未见有作“力”的。另外，就是我对笺注家向来有一点警惕。假如朱翌《猗觉寮杂记》引杜诗而随即发了一通相关议论的话，那么所引杜诗中的“异文”尽管有自家抄错的可能，仍然可录以备考。可《猗觉寮杂记》劈空只引了光秃秃的“苦县光和尚骨力”一句，接着引《南史》“卿书殊有骨力”以见杜诗“骨力”二字大有来处。直觉告诉我，这也许是朱翌读《南史》偶至“卿书殊有骨力”处，忽然想起了杜甫《赠李潮八分小篆歌》有“苦县光和尚骨立”之句，便条记下来，既应证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历，也见得自己学养不无可用处。至于是误记为“骨力”，还是强扭为“骨力”，千载之下，早无从知晓矣。朱翌虽然不是职业笺注家，但笔记中喜欢给人注出处，总算得业余笺注家。假如迷信大诗人“句无虚语”，那做笺注“买卖”时的那种囤货居奇、好大喜功的心理怕就收不住。出于这个缘故，在有相对合理证据的情形下，我倾向于作一点诛心之论。
近乎犯痴的毛病，笺注家多有，而宋人似尤甚。清人张宗松曾在《王荆公诗注略例》中抱怨道：“注家多穿凿附会之病，又有稠叠蔓引之病。李氏捃摭搜采，务求来历。或字义稍有异同，则云公别有所本，或云未详出处。岂有改窜旧文，伪造故事，以疑误后学者乎？”《猗觉寮杂记》引杜诗时带出来的那条异文就有“改窜旧文”以迁就出处的嫌疑。张宗松提到的“李氏”，就是荆公诗注者李壁（一作璧）。李壁是一位严肃的笺注家，绝不似杜诗“伪苏注”之流的“穿凿附会，设为事实”（郭知达《新刊校正集注杜诗序》）、“随事造文，一一牵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但过此以往，甘作大诗人“佞臣”的心理，怕总还是大环境的产物。王安石《寄吴正仲却蒙马行之都官梅圣俞大博和寄依韵酬之》诗中有句云：“赵兵今窘汉旗红。”李壁注：
韩信破赵，立汉赤帜。红字必别有出处。
本来引“韩信破赵，立汉赤帜”已经注得够明白了，但李壁为何还要加一句“红字必别有出处”？这大概是因为诗句中说“汉旗红”，而《史记·淮阴侯列传》说的是“立汉赤帜”，王诗用词似乎还不够严丝合缝。以荆公硕学高才，必另有妙处才是。再如《西帅》“一丸岂虑封函谷，千骑无由饮渭桥”句，李壁注：
按《北史·韦孝宽赞》：东人怙恃其众，将欲饮马清渭。而《新唐史·突厥赞》亦言：虏薄渭桥，骑壒蒙京师。然一丸泥既是《后汉书》全文，则亦疑千骑或别有出处，公方以为对。
因上联故实中的“一丸”是《后汉书》成语，所以李壁怀疑下联的“千骑”也必有其特别的出处，荆公才乐于如此属对。这种想法看上去有理，“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就出自王安石的手笔，因以“汉人语对汉人语”而博得宋人的喝彩吗？这样看来，笺注家对大诗人的文本“疑神疑鬼”“草木皆兵”（钱锺书《宋诗选注》黄庭坚小传语）倒是一种审慎的态度，特别是王安石是出了名的“使人习其读而不知其所由来，殆诗家所谓秘密藏者”。（魏了翁《王荆文公诗注序》）这是的确的。但也可以从另一面看。像李壁这样觉得王安石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对不切当的预设，虽说是“慎之也”，到底还是有一点“佞臣”心态。就是硕学高才如王安石，又岂能无牵合将就时？“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博得无数人的推赏，总说明它算得一桩罕事，不是天天可以遇到的。当然，李壁说王安石或许别有所本，不见得就是慎重或一味迷信大诗人，有时候倒可能是一种委婉语。例如王安石《寄曾子固》诗有“周人贵妇女，扁鹊名医㿃”之句，李壁注：
《扁鹊传》：“鹊名满天下。旁游六国，至邯郸，闻赵贵女病，扁鹊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扁鹊即为耳目痹医。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无所滞碍。”贵妇人乃赵人，非周人，今称周，或别有出处。
事情是明摆着的，王安石偶然误记了，不待李壁申言而可知。李壁不说破，许是遵守了经学家“疏不破注”的遗风，——嗐，这还不免是“佞臣”的样子。但得承认，面对王安石用典的疏忽，李壁处理得很艺术。
相形之下，查慎行就不免“甚辩”，他太迷苏轼了。苏轼《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三首》其二云：“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遥遣试春衫。朝回两袖天香满，头上银幡笑阿咸。”这里“阿咸”两字，是一桩疑案。要从杜甫说起。杜甫《杜位宅守岁》首联云：“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阿戎两字，一作阿咸。杜甫、杜位是从兄弟关系。按理，“阿咸”这个典故乃叔侄间事（阮籍称侄儿阮咸为阿咸），并不相称，而“阿戎”二字，尽管注家所引典故不一，但都与兄弟相关，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因此，明人胡俨就断言阿戎是原文，而“注家改为阿咸，不知阿咸乃叔侄事，与兄弟不相当”（《杜诗详注》卷二引。按《读杜心解》卷三、《钱着杜诗》卷九并引胡俨此说）。胡俨怀疑这一异文来自注家妄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这种异文不像是杜甫自己改诗留下的，亦不像是刊刻传写之误，大概率是注家为了“还原”杜诗完美圆润的真面目而改。我们刚才有了苏轼“胜”“任”异文的教训，不免对这种看似更完美的说法表示慎重。苏轼写诗，两用“阿咸守岁”的典故，是承袭了杜诗。这就是说苏轼看到的本子作“阿咸”。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人郭知达谓“杜诗善本当是阿咸”（《九家集注杜诗》卷十八），胡俨也承认“善本作阿咸”（《钱注杜诗》卷九）；另外，宋人“谢无逸手抄陈无己所校本”也作“阿咸”（《施注苏诗》卷二十二《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注引）。那何以“阿咸”反而是注家妄改呢？这是胡俨不能自圆其说的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不能想象笺注家水平如此低下，愣是不管不顾杜甫、杜位的兄弟关系而改“阿戎”为“阿咸”；反过来做，倒是才符合笺注家们的心曲。假如真像郭知达猜测的那样——“意者，杜位小字阿咸也”（《九家集注杜诗》卷十八），那么更有可能是宋代的笺注家们认定“阿咸”是用典，与杜甫、杜位兄弟关系不相称，而妄改为“阿戎”。可惜，这桩疑案永远无法定谳了。但与此案相牵连的苏诗，我们是可以评一评的。上引苏轼《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其二尾句“头上银幡笑阿咸”，查慎行引旧注云：“阿咸，旧注有云：王思逺，小字阿戎，王晏之从弟也。子美《杜位宅守岁》诗，用阿戎，盖出于此。东坡与子由偶误用为阿咸耳。”（《补注东坡编年诗》卷三十）旧说（见宋人注本、笔记）谓东坡误用“阿咸”，查慎行有点不乐意，加按语辩解道：
东坡用阿咸，当指子由诸郎，观末章结处有“却将新句调儿童”之语，未必专指子由也。
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时如获至宝，也引了查慎行这个说法为坡公辩护。意谓这里“阿咸”可能指苏辙的儿子们，即苏轼的侄子，这不无可能。可是从我们上引《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三首》其二的全诗来看，同样也像是兄弟间开玩笑的。这是其一。诗的题目既含“除夜”二字，用典当然与杜诗《杜位宅守岁》相关，句中的“阿咸”不指兄弟，还能指谁？这是其二。苏轼在《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其一中又曾写道：“欲唤阿咸来守岁，林乌枥马斗讙哗。”又一次写到了“阿咸守岁”，这个典故于古无征，只能来自杜诗，而杜诗明明白白是写在兄弟家守岁的。这是其三。因此，查慎行的辩解略显乏力。转念一想，查慎行完全可以这样辩解：“公所睹杜集如此，乌得谓误用耶？”但这样一来，就好像是说，苏轼用典不免是个“二道贩子”，甚至一时失检，昧于“阿咸”故事。苏轼的才学根本不用怀疑，但对“佞苏”的查慎行而言，这种辩解也许要不得。
平心静气地看，苏轼用事原不必来自原典，前人用错，他有时也照样跟着错。例如，《次韵徐积》首联：“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先须问子来。”“裹饭”一事来自《庄子》，然而“裹饭”所馈乃是子桑，而非子来。难道是苏轼误记吗？宋人《复斋漫录》（《苕溪渔隐丛话》引）、《能改斋漫录》（有说《复斋漫录》作者是吴曾长辈，所以《能改斋漫录》多因之。参见唐蜜《〈复斋漫录〉辑佚与考辨》，西南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等已指出韩愈《赠崔斯立》诗云：“昔者十日雨，子来寒且饥……褰裳触泥水，裹饭往食之……”则苏轼“用”子来事，不正是从韩诗而非《庄子》中来么？并非巧合的是，宋人文谠《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朱熹《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的正文都作“子桑”，只在小字夹注里还留存“子来”的痕迹。文谠连“一作来”这种客观话都懒得说，直接夹注云“或作来，非”（《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一）。朱校本下夹注云“方云，考《庄子》，实作子桑”，则正文定（抑或改？）为“桑”也许就是方崧卿等人的功劳；这大概也就是朱熹称道的方崧卿“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而悉从之也”（《韩文考异序》）。而到了清人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里头，连夹注里“子来”的痕迹都不见了，仿佛不存在过。这大约又是笺注家们“理校”出完美本子的一例吧？
但凡事当看两面。“佞臣”虽说一心为主，究竟也还有为己的成分，这就难保不借着主子的名义而自炫自售。这里颇适合举陆佃、陆升之祖孙俩的故事。《西清诗话》载：
熙宁初，张侍郎掞以二府成，诗贺王文公。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示陆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从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邪？”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为倒置眉目、返易衣裳，盖慎之如此。
陆佃的发问很诚恳，王安石的回答不啻给陆佃和世人上了绝妙的一课。李壁的《王荆公诗注》就征引了这条；昔年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记得陈寅恪也特别拈出了这个例子。也许是受了王安石答祖父问的这个故事的启发，陆升之也有类似创获。《老学庵笔记》载：
柳子厚诗云：“海上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东坡用之云：“割愁还有剑铓山。”或谓可言“割愁肠”，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晋张望诗曰：‘愁来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处也。
陆升之（陆游“亡兄仲高”）读书面广而心细如此，令人佩服。不过，稍加梳理，不免略有疑窦。苏轼原诗《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是有自注的，略云：“韩退之云‘水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柳子厚云‘海上尖峰若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皆岭南诗也。”苏轼提醒读者他这两句化用，是来自韩、柳的“岭南诗”，地道的本地风光。他自注并没说还化用了张望诗。当然，以苏轼才学之高，原不必屑屑于自注出处，那反而显得局气。问题是，张望诗并非常见诗句，在连韩、柳“岭南诗”都要和盘托出提醒读者自己的一点用意的情况下，若果真张望诗也是东坡所本，似无不提之理。也许陆升之、陆游确实相信苏轼在这里还化用了张望诗，但更许是，陆升之将这句苏诗当作了展现学问的舞台。我们这才悟到，笺注家那种“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乃至于“穿凿附会”的习气，也许不完全是因为笃信大诗人无所不造、有言皆微，有时倒实在是自己心痒得难耐。这样看，“佞臣”的另一面原是“骄臣”：不受案头大诗人的管束的。可怜尊集雕肝地，合是吾家跑马场！受了这点启发，我们这才进一步悟到，笺注家们“理校”出完美本子，名义上是要还原大诗人的真面目，但实际上还原（也许该说“重塑”）的乃是理想中、逻辑上的真面目，——严格来说，还得再加上关键两字：“自己”理想中、逻辑上的真面目。
“佞臣”“骄臣”都是戏谑之称，他们总还是可爱的，不似备位充数的“具臣”，号称校注，只草草糊弄了事。因此，笺注时他们那种特殊的心理不但应该被忍受，而且还应该被看作是优秀笺注家与生俱来的美德，即便是毛病，也算得是一种“必需的罪恶”。毕竟，天下没有什么人或事是完美的。我们既嘉许了笺注家的“心术”，便有必要留个心眼。不然，岂不辜负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