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来研究清帝国的王朝建构、文化认同问题。在前面的几篇文章中，我们分别谈了满洲诸申的族源，阐述了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战争性质，也重点谈了清帝国“承接天命”后所做的一系列正统性工作。在这一系列文章行将结束之际，咱来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清帝国的对外交往，来看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清帝国到底是中华帝国的象征，还是不知所谓的蛮夷。

提到清帝国的对外交往，后期咱们不用说了，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清帝国的大门被彻底砸开、懵懵懂懂地被用刺刀赶进了近代民族国家体系，老大帝国在国际舞台上闪转腾挪，越混越次，到了19世纪末期已经与彼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并称旧大陆上的“两大病夫”；而清帝国的前期，长期以来在网络上也是被各色人等拉出来黑的对象，各种或真或假的史料层出不穷，什么“明亡后，朝鲜沿用了崇祯年号数百年”、什么“日本从不承认清帝国的‘中华’性质”，还有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发现康乾盛世其实是‘饥饿的盛世’”，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那么，历史的事实是否真是这样子的呢？

朝鲜对清朝的态度

咱们就先说朝鲜好了，在1644年清帝国进入北京、明帝国灭亡之后，朝鲜李氏王朝尽管在明面上“尊奉新朝”，使用了清帝国的年号，但私下里的确一直沿用着明帝国的崇祯年号。不仅如此，李氏王朝还曾经设立“大报坛”，纪念明帝国的万历、天启、崇祯皇帝。至于朝鲜李氏王朝为何会耍弄如此“两面派”手法，相关专家认为原因有二：

朝鲜李氏王朝时期的民间出版物，仍然使用崇祯年号

一是作为万历援朝战争的主要受惠方，明帝国将丰臣秀吉的势力赶出朝鲜无疑确保了李氏王朝统治的稳固，堪称对朝鲜有“再造之功”，相反建州女真倒是一而再再而三动用武力，逼迫朝鲜向其称臣纳贡，直到1636年的“丙子胡乱”，被清帝国彻底纳入藩属体系。两相对比，朝鲜在明帝国灭亡后对清帝国充满敌意、却对明帝国尚存“故国之思”完全正常；

《皇清职贡图卷》中的朝鲜王国官民形

二李氏王朝同样作为古代中国国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很难说他们对“承接天命”的态度是什么，而尊奉“崇祯”年号、为自己增加合法性因素，则是相当灵活的政治手腕。因此，朝鲜在清帝国建政之初，一方面对清帝国极为恭顺，堪称“内臣”样板，另一方面又抱住明帝国的年号不放，呈现出“可进可退”、“一步闲棋”的政治意图，这一切清帝国虽看在眼里，倒也不以为意。

18世纪朝鲜使团绘制的北京正阳门外街景

而伴随着清帝国的统治日渐稳固，国势日隆，朝鲜李氏王朝对中原天子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对清帝国的风貌记述上，根据朝鲜使臣从鸭绿江到北京城的相关记录，清帝国的生产力之发达、物质水平之丰富、京城商业之繁荣都是落后的朝鲜无法比拟的；而清帝国对于王朝正统性的建设，也让朝鲜高层不得不承认“衣冠文物，仍在中华”；至于科学与文化，朝鲜对清帝国更是只有仰望的份儿了，如朝鲜的历法就直接照搬清帝国的《时宪历》，天文演算方法也由清帝国传授。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李氏王朝尊奉“崇祯”年号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缺乏实际意义，成为了没什么具体内涵的“惯例”，毕竟连民间都已经普遍在使用清帝国的年号了。

朝鲜“北学派”代表人物朴趾源

而到了乾隆年间，朝鲜士人阶层中开始兴起“北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人，都作为李氏王朝的使臣常驻过北京。面对朝鲜内部两班贵族内斗不休、死气沉沉的局面，“北学派”旗帜鲜明地提出，朝鲜尽管自命“中华正统”，却民生凋敝，社会穷困，“事事不如中国”，因此不如“北学于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北学派”在当时已经能够跳出狭隘的“华夷之辨”窠臼，认为“不论华夷，可一齐学之”，这种思想与见识比传统的旧式文人士大夫，境界高出许多，得到了后世历史学家的一致好评。

日本对清朝的态度

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而言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江户幕府同清朝始终没有官方接触，并且也在思想上把清朝统治中国视为“以夷变夏”，但是另一方面，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对清朝却又非常敬畏和仰视。在《华夷变态》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清朝入关初期，江户幕府一直称清朝为“鞑靼”，但到了清朝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江户幕府对清朝的称呼就悄然从蔑视性的“鞑靼”变成了中性乃至带一点尊敬色彩的“大清”。同时，江户幕府还对康熙帝十分尊崇，将其尊为“上国圣人”，并将康熙帝颁发的《圣谕十六条》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广为颁行。

日本江户时代的《长崎唐船贸易绘卷》局部，展现了清朝商人在长崎举行中国式庆典的场面，当时日本人把清朝商船称为“唐船”

到了乾隆时代，日本文化界也开始向清朝的“考据学派”学习，他们膺服清代学者的那种扎实、严谨的学术风气，甚至认为“明人之书百卷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整个的江户时代，清朝对日本人而言依然是个需要仰视的强大国家，清朝文化也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长崎每年一度举行春节中国皇帝皇后出巡活动，由当年的长崎小姐选美冠军扮演中国皇后

尤其在当时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每年都会有大量清朝商船和商人到来，由此也带来了浓厚的清代文化氛围。至今，每年春节长崎还要举行清朝皇帝皇后出巡仪式，清代文化对长崎的影响可见一斑。

西方对于清朝的态度

说完了朝鲜和日本，咱们来说一说西方。现在只要一提到清帝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闭关锁国”、“一无所知”、“英吉利在何处”等印象，其实不然。根据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清帝国与彼时西方主要王国的关系尽管不甚紧密，但远远没到“一无所知”的地步，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西方传教士成为了沟通清帝国与西方世界的桥梁。

汤若望

如明末成书、清初由神圣罗马帝国传教士汤若望进一步完善并呈送顺治皇帝颁行的《时宪历》，就是其中的优秀成果；再如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主持绘制、由康熙皇帝下令颁行的《钦定坤舆全图》，则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西方近代的地理坐标系系统绘制的彩色世界地图，而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由法、意等国科学家与中国学者共同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采用了三角测量法与梯形投影法绘制的全国地图，范围北至贝加尔湖，南到海南岛，东到台湾岛，西到伊犁河谷；

央视《国家宝藏》节目播出的“乾隆农耕商贸图外销手绘壁纸”

同时，清帝国与法兰西王国波旁王朝的关系一直不错，从法王路易十四开始法国先后向清帝国派遣使节、传教士等达86人，而清帝国也曾经向法国回派过使团，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乾隆皇帝在接见马戛尔尼使团之前就得到了“法国皇帝被砍了脑袋”（1793年1月，雅各宾派处决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消息，在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小将军”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睡狮”，可并不完全是脑补。

西方传教士所绘的康熙帝画像

倒是英国人，由于在清帝国统治中、前期时常在中国沿海横行不法，又多方插手清缅战争、廓尔喀战争，给清帝国留下了非常差的印象，所谓的乾隆皇帝在马戛尔尼使团面前摆谱、福康安大将军拒绝观看英军火器演示，现在来看绝不是所谓的“目空一切”、“骄傲自大”，有较大的可能性是乾隆末期清帝国外交斗争的一部分。而清帝国与西欧各国、尤其是法兰西王国的交流，甚至一度在西欧掀起一阵“中国热”，彼时的欧洲从宫廷到民间，从国王到学者，甚至一度都成了清帝国的迷弟，在各种著作中充满了对清帝国的溢美之词。

1810年，英王乔治四世宫中的4扇手绘墙板，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心目中中国人的形象

如法国人德朗格在《从彼得堡开始的亚洲之行》一书中称：“已故的中国皇帝（即康熙帝）比一般的中国人要高，而且从他的面色和面容上看不出他的鞑靼血统”；而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著的《康熙帝传》在欧洲更是十分有名，他在此书中对康熙帝极尽赞美称颂，甚至称康熙帝“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 ；在法国1735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巨著《中华帝国全志》中，作者杜赫德则对康熙帝团结各民族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康熙帝在当时不仅受到亚洲人民的尊敬同时也备受欧洲各国人民的敬仰。他实行满汉一家的政策，把满洲、蒙古和中原大地融为一体，他实行满蒙联姻的政治策略与武装平叛的军事手腕相结合的联蒙方针团结了蒙古”；至于法国哲学家、博物学家伏尔泰，更是对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风土人情充满了向往，其吹捧的肉麻与脱离实际的程度，已经到了咱们中国人自己都觉得难以忍受的地步。

而到1793年9月乾隆皇帝正式接见来自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时，清帝国的盛景已经逐渐走到了末路，伴随着社会日渐内卷，强盛的清帝国似乎只剩下了余晖。但即使被很多人拿出来证明“康乾盛世”是所谓的“饥饿的盛世”的《马戛尔尼日记》，里面对清帝国的赞誉同样为数不少。

如马戛尔尼在经过直隶省清河镇时，曾发感慨说：“人民勤俭、诚实之状复与英国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于英国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而马戛尔尼到了江南后，更是对江南的繁华富饶印象深刻，他写道：“方余初抵杭州城外时就船上观看杭垣景象，既知此城必为南省名城之一，及今日入城后乃知此城之殷富，大过于吾前此之理想。”倒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按照马戛尔尼的记载，清帝国的发展程度，越往南越发达，而北方城市普遍比较荒芜破败。个中缘由，只能留待我们细细体会了。

所绘的热河行宫 避暑山庄万树园英使觐见场景（作者威廉·亚历山大曾随同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留下多副画作，记录了18世纪末清朝城乡官民的风貌。）

不过，马戛尔尼倒是对清帝国的科学文化水平做了十分客观的评论，他指出：“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而总体评价则是：“我辈读中国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无显著之缺点。”可以认为，马戛尔尼对清帝国的评价虽然没有法国人那么肉麻，但绝没有到所谓的“虚假的盛世”这么严重的地步。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清帝国前、中期的对外交往，完全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两眼一抹黑”、“闭关锁国”，而是不仅与诸如法兰西王国、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这样的欧洲主要国家维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甚至还一度实现了古代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文化输出”，让西欧人实实在在地仰慕了一把什么叫做“天朝上国”。

威廉·亚历山大所绘的清军士兵

而在西方人为代表的外国人看来，尽管在当时已经有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西方人依然毫不犹豫地认为“清帝国就是中华帝国的代表”， 至于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帝国的日渐衰落导致的西欧等国态度发生巨大变化，那就又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