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年间流传下来的各类典籍里，《列子》一书，公认充满着神秘色彩。

比如它的作者，至今都充满争议。有人认为就是出自战国思想家列子之手，也有人认为经过了西汉学者刘向的补充整理。还有人认为此书与列子和刘向都没关系，却是魏晋人的伪作。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目前残存的八篇《列子》中的文章，确实经过了西汉刘向与魏晋张湛的先后整理，堪称几个时代的镜子。

而更叫好些人争论不休的，则是《列子·仲尼篇》第三部分里，儒家圣人孔子的一段奇特言论。当宋国的太宰问孔子“然则孰者为圣”时，孔子突然发出了一大段感慨：“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也就是说，西方有一位圣人，不治理国家国家却稳定，不说话人们却无比信服他，不教化百姓却按规矩办事，老百姓都不知道该怎么称赞他，这才是圣人啊。

以后世许多人的观点，孔子口中的这位“西方圣人”，就是佛教的创立者释迦摩尼。这一番高论，也叫许多人大呼奇特：虽然释迦摩尼与孔子，生活的年代相距不远，但这二人毕竟隔着千山万水，也没有现代化的传媒与网络。孔子怎么会隔空发出呐喊，大赞一番“西方圣人”？近代学者梁启超等人认为，这分明是魏晋年间，有人往这典籍里“夹带私货”。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特别是这孔子口中的“圣者”，到底是不是释迦摩尼，这事儿也有待商榷。南宋学者黄震就认为，何止孔子提到过“西方”？西周穆王年间时就有“西域化人来”，那时候佛教还没有创立，难道这“西域化人”也是指佛教？所以孔子这段“西方圣人”言论，是《列子》里的“不过寓言”，也就是以此打个比方，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并非特指释迦摩尼。

综合这些人的观点，《列子》里的这段记录是否为真，孔子“认不认识释迦摩尼”等话题，必然会让多少“业内人士”继续吵下去。但有一个事实，却是无可争议：比起后来某一个时代，中国人曾经走过的“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弯路，两千多年前，战国至两汉时代的中国人，却有着开阔的视野和积极学习的精神。

就以古代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来说，虽然我们常把张骞“凿空西域”，作为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事。但就是在比“张骞通西域”早几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对外的经济文化交往就已非常多。战国年间的洛阳古墓里，就出土了来自地中海的玻璃制目珠，战国时代的铠甲上，也有带有外来文化的动物纹图案。俄罗斯境内的巴泽雷克古墓里，更出土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漆器与铜镜。公元前416年左右的希腊波斯典籍里，已经把中国称作“赛里斯”。

而在释迦摩尼的故乡印度大陆，对于中国的认识也非常多。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的印度史诗《摩柯婆罗多》里，就把中国称为Cina，这个称呼，正是秦国里“秦”字的音译，甚至中国传入印度大陆的铁器，也被称为“秦地生”。

张骞“凿空西域”时，也在中亚大宛国的集市上，看到了蜀地出产的布匹与，仔细询问后得知，这些“四川货物”是从印度大陆贩运来的。而随着汉王朝边疆的开发，一条连接云贵川与印度大陆的“蜀身毒道”，也在两汉至魏晋年间繁荣起来。

也正是在刘向整理《列子》的西汉年间，亦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活跃期，不止陆上的丝绸之路纵贯欧亚大陆，汉朝的海船也不断拓展着新的航线。当时从广东出发的中国船舶，最远已经可以行驶到斯里兰卡。中国的丝织品源源向东，海外的玻璃、毛纺制品不断输入。印度大陆的佛教，也在东汉年间传入了中国，掀起了中外文化的一场碰撞热潮。也正是这个历史背景，叫《列子》里的这段“孔子疑似聊佛祖”的对话，引来各种猜想。

当然，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可不止是宗教。比如在汉代楼兰国的废墟上，考古学家们就发现了罗马式的壁画，壁画的主题是佛教故事，但画风却是罗马风格，甚至画面上王子驾驶的马车，也是来自罗马的欧洲马车。汉代库车地区的壁画，更有古希腊风格的美人鱼插图。如果说这些地区地处西域，受外来文明影响还算正常，那么东汉年间河南唐河汉墓的画像石上，也赫然有着罗马、希腊风格的图案。

仅看这些画面，就知那个缔造了繁荣中华文明的两汉时代，亦是怎样一个高度开放文明的时代。这样积极开放学习的态度，或许也正是某些“玩双标”“移花接木”“搞污名化”的“海外精英”们，根本理解不了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中国人的地理观也大踏步前进。公元3世纪左右的中国典籍里，就详细记载了波斯湾、阿拉伯海等周边地区的地理地貌，以及安息、大秦、黎轩等国的风土人情，甚至还包括了罗马帝国等国家“国无常主”的政治制度。这样开放的视野里，用外国的圣人来“不过寓言”，留下《列子》里那一段奇特言论，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而更值得我们深深铭记的，却是古代中国这样一段胸襟开阔的岁月，因为有开阔的视野，汉朝的使团和船队，才走到了更远的地方，为古老中国带来了新鲜的外部信息，火热的思想碰撞与积极的学习，才造就了两汉辉煌的时代，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不断进步。“孔子有没有聊佛祖”这事儿，至今争议不少，无争议的却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历史经验：开放带来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