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新黄河记者 徐敏

多年来，译者林少华因翻译以村上春树为代表的日本文学作品而广为人知。 《林少华的文学课》是集结林少华几十年来在大学以及文化部门的讲座发言汇编的一本书。 整体上来看，书稿以讲村上春树为主，兼及莫言、王小波、木心、史铁生等。 林少华的讲稿朴实、生动、真挚，其中对村上春树与莫言 的比较分析尤其有见地。 这是老一代学者对青年学子的治学经验介绍，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感悟。

林少 华

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获诺奖

中国可能只有两个人正式见过村上春树，一位是译林出版社前副社长叶宗敏；另一位就是林少华，且林少华见过两次。再加上村上春树作品译者的身份，所以林少华是最有资本谈村上春树的学者，这也是他在讲座中绕不开的主题。

村上春树

“一个极为普通的人。没有帅气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林少华如此描述村上春树。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文学趋向衰微的时代守护了文学家园，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

每年10月上旬，这个嘈杂庸碌并且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都会因为诺贝尔奖而稍稍安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

梳理近些年诺奖获奖作家的作品风格，林少华认为诺奖评审委员会大体青睐的文学作品是：以宏大视角和悲悯情怀书写人类充满苦难和困窘的历史；有社会担当意识和现实介入力度，体现文学的根本指向性和伦理的根本责任；有独创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与其相关，评委们似乎不太喜欢个体小视角透视下的过于琐碎的个人生活片段、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也就是说，对游离于社会、梳理于民众的小确幸、小孤独、小纠结、小郁闷不感兴趣。“一句话，评委们可能认为村上文学不具有经典性文学作品的特点。”林少华总结。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评委霍拉斯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个观点，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不具有纯文学以及经典性文学作品的特点。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也持类似看法：“太畅销，有通俗作家的意味，没有那种纯文学的复杂感觉。”这也是文学界较为流行的看法。

不过，林少华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的答案很简单：“村上作品的英译本大概未能充分传达原作的诗意、原作的美学天地和原作的语言独创性。”读过《挪威的森林》英译本、德译本的人感触大抵也是“简洁但缺少一点儿韵味”。这里所说的韵味，可以理解为诗意表达。

林少华认为，英译本可能如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所说，未能译好（有其客观的非译者能力的原因），以至于诺奖评委认为村上春树的小说更像是具有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元素的流行文学、通俗文学，因而未能顺利进入作品同样具有的“美学天地”。

莫言怎么说话，村上怎么说话

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是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的两位作家，林少华在多次讲座场合也比较过两位在小说语言上的相同和不同。在林少华看来，两人皆是在语言上有所创新的“文体家”。

莫言

先来分别看几个例子，莫言：“这个由化尸炉改造成的炼钢炉，炼出了一块纯蓝的钢，就像国王的妃子抱了钢柱而受孕产下来的那块铁一样美妙”（《月光斩》）。“女人们脸上都出现一种荒凉的神情，好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透明的红萝卜》）。“那天晚上的月亮，本来是丰厚的、血红的，但由于战争，它变得苍白、淡薄，像颜色消退的剪纸一样，凄凄凉凉地挂在天上”（《红高粱家族》）。

村上春树：“我具有炼钢炉般牢不可破的记忆”（《再袭面包店》）。“表情从她脸上缓缓远离，又重新折回，就好像游行队伍沿同一条路走过去又折了回来”（《海边的卡夫卡》）。“可怜巴巴的月亮像用旧了的肾脏一样干瘪瘪地挂在东方天空的一角”（《斯普特尼克恋人》）。

这种比较饶有趣味。二者之间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把两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概念、意象、物象连在一起。炼钢同王妃受孕、炼钢炉同记忆、表情同盐碱地或游行队伍、月亮同剪纸或肾脏等，二者之间并无多少堪可比配的相似性、可比性，莫如说差异性、异质性倒是巨大的。然而这两位东亚作家硬是从中找出共同点来，把二者巧妙搭配在一起。

当然，两人虽以同样手法追求陌生化，并且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陌生化效果，但其差异也是显在的。就村上春树来说，无论多么追求陌生化，也不至于写出“盐碱地”“红脸膛大娘”这样的比喻。莫言的陌生化和他的熟识化相关，同他经历过中国特有的“大跃进”时代以及他熟悉的高密东北乡密不可分。

相对而言，莫言用来比喻的对象几乎都是基于自身生活体验或身临其境的实际观察。如小公鸡、小母鸡、小耗子、野兔、田鼠、抽油机、小喇叭，多是乡间实实在在的寻常景物。而村上春树笔下的，大半是虚拟性存在、场景或意象。如天空裂缝、洪水退后的景象、印加水井游客、深海鱼动物。如果说莫言的是经验性的，村上的则是超验性的。在这点上，或许果如杰·鲁宾所言：“村上春树是一个对于用词语凭空从无中创造出某样东西这一无可预测的过程充满迷恋的作家。”

其最典型的例子是：“世界——这一字眼总是令我想起象与乌龟拼命支撑的巨型圆板。”

不懂外语就写不出好小说？

在一次以文体、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为主题的讲稿中，林少华着重讨论了是不是“好的小说家都要懂外语”这个话题。

林少华

著名汉学家顾彬曾说，中国作家之所以写不出好作品是因为不懂外语。这一说法当然得到了诸多中国作家的反驳，甚至举出了曹雪芹的例子。林少华倒认为，顾彬之言未必是无稽之谈，曹雪芹、莫言这种作家毕竟是极少数，另当别论。如周氏兄弟、钱锺书夫妇、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张爱玲、冰心等写得出好作品的现代作家都懂外语，有的还是有好译作的翻译家。另一方面，戴望舒、徐志摩、冯至、穆旦，他们的身份是翻译家，同时也是有名的作家、诗人。而把这些人的名字拿掉之后，现代文学史就会黯淡无光了。相比之下，当代作家中兼通二者的，极少极少。

作家懂外语更容易成为不错的作家，这一点林少华同意余光中的观点，懂外语和研究外国文学，“便多了一个立脚点，在比较文学的角度上，回顾本国的文学传统，对于庐山面目较易产生新的认识，截长补短，他山之石也较能用得其所。”除此之外林少华认为还有一点，看再好的译本也是看风景片而不是看风景“本尊”，懂外语可以让人直接感受原作文体的体温、喘息、律动、气味、氛围等种种微妙的元素。而这些，不可能不对创作产生影响。

林少华援引了村上春树的例子。村上春树自小喜欢英语，初中就能大体读懂英文原版小说。29岁时，日文8万字的《且听风吟》他写了一遍又一遍，依然还是不满意，却又不甘心偃旗息鼓。后来他灵机一动，把写出来的200页原稿扔进废纸篓，转而试着用英语写。“不用说，我的英语写作能力可想而知。只能用有限的单词和有限的句式写，句子自然变短。就算满脑袋奇思妙想也全然不能和盘托出。而只能用尽可能简洁的词语，换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意图。”村上春树后来记录到。

随后，他自己将英文稿件译成日语，“新的日语文体不请自来地浮现出来。这也是我本身特有的文体，我用自己的手挖掘的文体。”他用如此获得的新的文体把小说从头到尾重写一遍，成了现在我们读到的《且听风吟》。

村上春树始终与英语一路相伴，他独立翻译了雷德蒙·卡佛全集以及《麦田里的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他说从事翻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探寻其中的“文体秘密”。而翻译，无疑对他的写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