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经典古装剧《雍正王朝》里，精彩桥段奇多，“隆科多打麻将”的一幕，却曾叫多少观众连呼奇特。

当时剧中的隆科多，这位未来大清的“隆中堂”，正是人生的至暗时刻：身为名门子弟，也曾有过建功沙场的光辉岁月，却就因受不了边疆的苦私自回京，落得罢官免职。后来又因欠了国库一屁股烂账，连康熙帝“御赐”的宝刀，都被他当给当铺还账，穷困潦倒到糊口都难。后来干脆抹着眼泪，朝着自己权倾朝野的六叔佟国维（正史上是他爹）一通苦求，才算求来这“理藩院守监”的差事，也就是个牢头。

但别看只是个牢头，可毕竟手里有点小权，而这位隆科多“牢头”，也是给点阳光就抖威风。于是，就有了《雍正王朝》里奇特的“打麻将游戏”：隆科多在理藩院玩的，可不是普通的麻将，而是巨石制成的“巨型麻将”。身为“牢头”的隆科多品着茶，和狱卒们优哉游哉围一堆“打麻将”，每打出一张牌，衣衫褴褛的囚犯们就得吭哧吭哧“搬麻将”，一把麻将打完，就不知累趴多少人。

这短短一分多钟的“打麻将”剧情，用意到底何在？从剧情说，当然是为了展现隆科多阴险凶狠的性格，外带给接下来隆科多“烧四爷十三爷冷灶”做铺垫。可从历史角度说，这精心刻画的一幕，却更戳中了清王朝三个世纪里的一大顽疾：极度黑暗腐败的监狱管理。

对于历代中国封建王朝来说，监狱的管理，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西汉时期就有“狱市为寄,慎勿扰也”的理念。换句话说，狱治清明，则王朝清明。

而放在大清的监狱管理上，首先必须要说句好话：清代的监狱体系，放在中国两千年封建时代里，堪称是最完备。全国大小监狱两千多座，体系十分严格。“监”与“狱”分开，区分关押各种类别的犯人。单一个“秋审”，就有一百八十五条条款，囚犯无论入狱还是放出，都要严格检查物品，定期还要理发与体检，每个监狱至少配备两名医生。细化到方方面面。

理论上说，如此严格的管理体系，完全能够杜绝一切“暗箱操作”。但问题是，在清王朝越演越烈的腐败面前，这“完美体系”，其实不堪一击。隆科多供职的“理藩院”，算是大清监狱体系里比较“文明”的一家，尚且有这“打巨型麻将”的虚构情节。真实的清代监狱，又是什么模样？

就是在这“隆科多玩巨型麻将”的背景年代，即清朝康熙年间时，文学家方苞因“文字狱”株连入狱，一番折腾后死里逃生，然后一字一泪写成《狱中杂记》，详细还原了清朝监狱里的黑暗状态：整个监狱里，除了狱卒们的居住房间外，其他房间连窗户都没有，空气混浊不流通。一间普通的刑部牢房，竟要塞进二百个犯人，每晚拉屎撒尿都在里面原地解决，睡觉时人挨人头并脚，环境可想而知。

这样的环境，平日里就无比难熬，遇到瘟疫更是灾难。以方苞的估算，每年春天闹瘟疫时，监狱里每天就会死十几个人，活着的人也很快就被传染。如此惨景，是不是方苞造谣？同是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就曾下诏怒骂刑部：“以致狱毙者甚多”。确实是“老毛病”。

以这个意义说，还能用力气帮隆科多“搬麻将”的犯人，都算里面的幸运儿。

至于滥用私刑，在方苞的笔下，那更是当时的常见事。只要有一个人入狱，狱官们那就像见了肥羊，不管有罪没罪，逮住就“必械手足，置老监”。把人严刑拷打到受不了，再一笔一笔地交钱。甚至要找保人担保，交“纳保金”。多少没钱的犯人，就这么被折磨致死，然后拉出去埋掉了事。

当然，只要有钱，哪怕板上钉钉被判了死罪，也都能捞回来。在方苞同牢房里，还有一对犯了死罪的哥俩，眼看到了开刀问斩的时候。可人家咬牙花一千两白银买通书吏，让书吏在判决文书上做了手脚，删掉这哥俩名字，换成了两个不相干的犯人。

那就不怕主审官发现猫腻？那书吏自信满满：“呵呵，发现猫腻就得重审，咱们固然没命，主审官也得丢官，谁肯找这麻烦。”果然，发现毛病的主审官，也只是脸吓白了一下，然后就将错就错，把那两个“顶包”的送法场杀了。

也同样是在康熙年间，直臣姚延启也曾愤怒揭发：当时江南等省的地方监狱，都有所谓的“木笼”刑具。狱官们只要想索贿，就把犯人关进“木笼”里，管保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至于贿赂的名目，那也是多种多样。有“全包”，也就是把狱卒狱官全买通，也有“一头沉”，也就是只买通狱卒，还有“撞现钟”，就是临时有事，加钱买通狱卒。只要钱给到位，不但牢房里舒服一点，死刑也能“即先刺心”——给你个痛快。

当然，如果不给钱，那就不痛快了。平日里就被折磨得“呼号达旦”，就算喊破了喉咙也没人听。活活折磨致死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滋味，就连《雍正王朝》里的隆科多，后来都体会了一把。

《雍正王朝》最后一集里，获罪下狱的隆科多，几天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狱中刺鼻的臭味，叫前来暗访的雍正帝，进来就捂鼻子。眼泪哗哗的隆科多，更揭开了狱中黑幕：他自己每晚都被狱卒用酷刑压身，顶多再过两三个晚上就会死掉，“而且无伤可验哪皇上”。残酷的一幕，也叫生命弥留之际的雍正帝，也跟着震惊一把：大清的监狱这么黑了？

其实，比起后来的嘉庆道光年间，“康乾盛世”时代的清朝监狱，还真不算太黑。鸦片战争前夜，清朝各地的监狱，更出现了许多新操作。比如“私馆”，也就是衙门衙差们私设的监狱。单一个广东省香山县，就有十多个“私馆”。关在这里的，大多数都不是罪大恶极的犯人，相反更有许多无辜者，只因家里稍有点钱，就被衙差们盯上，然后罗织罪名抓进“私馆”来，各种酷刑招呼，掏了钱才罢休。“上司各官也不为怪”。

为什么有这操作？道光十五年掀了盖子的湖南邵阳县大案，就可戳中因由：当地除了监狱外，还有三座“卡房”（性质和“私馆”差不离）。每年“病死”在“卡房”里的犯人不计其数，敲诈勒索成常事。为何要这么做？该县在册衙差上千人，另外还有“白役”“散班”两千多人，就指着“卡房”吃饭。

这一年，距离清王朝被鸦片战争轰开国门，仅仅不到五年。而看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相信也更可看清，清王朝此时令人痛心的积弊：狱政，这个看似不起眼，其实关乎王朝吏治的大事，早已变成清王朝的腐败顽疾，拖着举步维艰的晚清，坠入落后挨打的痛苦历史。

参考资料：张震《鸦片战争后的清朝监狱与狱制改良》、陈雷《清代狱政制度研究》、冯士钵，于伯铭《道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