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2015年，我与南昌三卿团的卿芳卿堂应红安姚氏宗亲会会长少华、泽平的邀请访问了中国将军第一县，他们带我们参观了黄麻起义及鄂豫皖苏区纪念园。

在纪念馆里，我发现了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的名字。我向少华、泽平宗亲询问，这个红军师长是红安籍的吗？回答是否定的。

导游告诉我，姚家芳师长是英山人。我问导游，如果姚家芳师长活到了五五年授衔该是什么军衔呢？导游回答：至少是上将，或许有可能是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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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当我们得知，姚家芳师长是因为肃反错杀的。作为姚家人，我们摇了摇头，留下了一声深深的叹息！

沈泽民烈士是著名作家茅盾的胞弟，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早期党员。当全国党员人数仅五十人时，沈家兄弟名列其中。沈泽民与张闻天是留苏同学，回国后沈泽民被中央派往湖北，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时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下达了“肃反”命令。

位于红安烈士陵园的沈泽民墓是1963年将沈泽民遗骨移葬的。董必武书“沈泽民同志之墓”。从碑的铭文得知，作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沈泽民既有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也有与张国焘作坚决斗争的事实。他在病重临终之际，写了一封长信托成仿吾交中央，对自己作了深刻的反省。史学界认为沈泽民是一个“胸襟坦白，无私无畏”的革命者。

徐海东师长也险些成了肃反的冤魂。紧要关头，他说“杀了我，谁去杀敌人”，然后一马当先，杀入敌阵。让沈泽民得出了“惭愧、惭愧。险些误杀忠良”的认知。徐海东后来的贡献证明他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重大贡献的人”。（毛泽东语）

姚家芳师长沒有徐海东这么幸运。这位黄埔军校第五期的毕业生，文武双全，是英山革命的一面旗帜。1933年5月，与吴焕先等共同指挥攻打七里坪，战斗十分艰苦，敌以重兵合围，我军形势极为不利。此时，他多次建议跳出包围，寻机歼敌，未被采纳，反遭疑忌。1933年9月27日，在“肃反”中被错杀于皖西北大埠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查了有关资料。以英山籍为多数的七十五师近千人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下，却倒在了自己人的肃反运动中。具体的执行人是高敬亭，而高敬亭虽然坚守了多年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卓越的贡献。但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死于非命。直到77年才恢复了名誉。

回顾这段峥嵘岁月，令人痛哉，痛哉！

当我试图对姚家芳烈士进行深入的追踪了解。浠水团陂的姚家义宗亲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告诉我，他与姚家芳同属一个祖宗，是“科第家声远”的“家”字派。他几度盛情邀请我到鄂东作客。

在家义宗亲的联络下，我与姚家芳烈士五服之内的侄子姚服群前几天在英山见面了。

服群低姚家芳一辈，“声”字派。服群兄妹分别叫，忠群，服群，爱武。取“忠于群众，服务群众”之意。妹妹爱武显然是源于“不爱红装爱武装”。革命化的家庭革命化的名字。革命的后代不忘革命先烈的遗志。

服群告诉我，民政部仅仅在红安与英山建立了湖北省的县一级烈士纪念馆，从侧面反映了英山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回顾肃反这段历史，英山纪念馆的讲解员不提“错杀”两字而说“冤杀”。一字之差，表达了英山人民扼腕痛心的感情情怀。

服群宗亲介绍，姚家人在英山县非常少，现在也仅六十多户，约二百余人。他指着碑刻告诉我，此处的姚家芳，姚家访是亲兄弟。而姚七姑、姚定华烈士是另外一支姚，具体的情况他不了解。

姚家芳的家在英山县金家铺镇江家冲村张家湾村民小组。山洼洼里的十几户人家仅三户姚姓，其余为叶姓。一打听，这个山冲离罗田县地界仅三公里，姚家芳祖辈上五代人从罗田县汤河姚家搬到这里。汤河在清代出过三个进士，其中两位是姚姓，当地人将汤河美其名叫“进士河”。

眼前的这张照片是姚家芳烈士的遗孀及儿子。姚家芳沒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纪念馆里的姚家芳肖像是根据后人回忆手描的。

我们一行六人来到了姚家芳烈士的家，宗亲们招待我们一桌农家饭。

看得出来，这里依然相当贫困。人均不到七分薄地，红薯代为主食。住房做了一层，第二层就做不上去了。此情此景，我们一阵心酸。烈士牺牲得太早，抚恤金没有惠及到第三代。交通闭塞，缺少文化，缺少信息，要走上致富之路仅仅是一个口号。

姚家芳烈士之墓建在老家左边的一片板栗林中，与父母依偎在一起。仔细一看，墓碑上记载是1956年建的。妻方氏。

我向村支书打听姚家芳烈士后裔的经济来源，回答是仅靠几亩茶园和山坡上的板栗树。

服群宗亲告诉我，春天的大别山满山遍野开满了映山红。霜降时分，秋风一染，“霜叶红于二月花”。来到英山，我的心灵得到洗礼。我由衷地祝愿英山这块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如先烈所愿，开出美丽多姿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