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红星新闻

记者 | 陈馨懿

11月15日，针对梁静茹演唱会上海站“柱子票”相关情况诉讼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法庭一审开庭，共9名观众分别向演唱会主办方上海魔方泛文化演艺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法院对9起诉讼进行合并审理，尚未宣判。

▲“柱子票”案在上海闵行区法院梅陇法庭开庭

据看看新闻，今年5月20日、5月21日，2023梁静茹世界巡回演唱会在上海举行，有多名演唱会观众反映，自己花千元购买梁静茹上海演唱会的门票，到场后发现，视野被舞台四周的立柱遮挡，“看歌手成了看柱子”。

11月15日，据本次提起诉讼的观众介绍，9名观众中，6人为5月20日场观众，3人为5月21日场观众，购买票面价格包括1299元、999元等。一名提起诉讼的观众称：“7月份时是消保委（介入），调解失败了以后，我们就赶紧准备（诉讼）。”

本次提起诉讼的观众均在梁静茹演唱会“柱子票”维权群组内。“最早（我们）是社交平台上认识，差不多加起来七八百个人。现在（维权群里）有340个人。”多名提起诉讼的观众表示，自己特意请假前来参加庭审。

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一份起诉状显示，原告观众一方的请求包括主办方返还演唱会门票原价、主办方支付门票原价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等。“被告（主办方）未提前告知其销售的座位位置存在视线被遮挡的严重瑕疵，对消费者存在欺诈行为，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争议一：

“柱子票”是否应提前告知观众？

提起诉讼的一名观众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柱子票”视野照片，照片显示，视野正中间是一个镂空的柱子，隐约可见镂空中的歌手。有观众提出，梁静茹演唱时以站在升降台上为主，正好是柱子遮挡区域。此外，购票时显示的座位分布图中，四个角形成的两条对角线基本都出现了被柱子遮挡的情况，但是页面并未标注。

在庭审开始前，被告主办方代理律师、法官与9名原告观众依次查看了被遮挡情况的照片及视频等。

▲原告提供的“柱子票”视野图

本次庭审中，上海魔方泛文化演艺有限公司代理律师多次提及演唱会中的柱子情况。据红星新闻记者整理，代理律师称本次演出使用承重柱为了去提升整体的视听效果，在吊顶增加了灯光、音响和大屏幕，但是演唱会所在场馆吊顶承重不足，只能增加地面的承重柱。“如果没有地面的承重柱，这场演出也开不了、根本过不了安全审批，这也是业内常规的做法。”

就承重柱及布景相关情况，法官在庭审中曾询问被告代理律师，代理律师提及售票在演出前一个月甚至更早开始，而演出舞台搭建在演出前一周左右完成，在舞台搭建完成后，主办方“感觉可能有些地方会视线不好，但是不知道观众的反应这么大，这个也确实没有遇到过”，并称现场准备了约20%的座位预备用以观众座位调换。

就9名原告观众提交的遮挡情况，主办方代理律师认为，靠近内场的情况，“拍摄者距离舞台是非常近的，仅次于内场的位置，根据常理推断，完全可以看清楚”；就五层看台的情况，“购买五层看台的票，本身就是我们所说的山顶票，是完全应当事先就清楚，用肉眼是没有办法看清表演者本人的，一定是需要借助现场的大屏幕进行辅助。这跟台柱没有关系”。代理律师还提出，拍摄者只要挪动身体或者偏移视线，就已经可以避开台柱的遮挡等。

此外，主办方代理律师多次强调主办方并未宣称没有承重柱，另提出，舞台承重柱的情况，在演唱会举办庞杂的事项中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主办方完全没有故意隐瞒的必要。主办方认为，不能将观众应当预见而未遇见到的情况归咎于主办方。

针对主办方的陈述，观众一方的代理律师认为，关于五层看台山顶票的情况，“我们所有的视频的截图和照片其实都能很明显地看到，这跟柱子是在中间的”。关于挪动身体以完整观看的说法，原告代理律师提到，挪动很容易产生一种混乱甚至于踩踏行为，“挪动是不可能的，它不是一个很空旷的空间”，并援引演出经纪人考试大纲中关于“演出安全管理”部分的内容规定，因舞美设施搭建而产生较严重视线遮挡的观众席位是不可以作为可售票销售的。

争议二：

演唱会主办方是否处理得当？

在起诉状中，原告观众一方提及“原告和同样视线被遮挡的其他观众多次找到被告的工作人员等尝试进行沟通，但时至今日，被告仍未给原告一个完整、有诚意的解决方案”。

庭审期间，有一名原告观众表示，自己入场时便发现柱子可能遮挡视线，试图反馈时被保安制止，演唱会开场后，自己无法忍受，中途离场反映，一名工作人员称可以退款，另一名工作人员劝自己继续观看，并称后续将有主办方工作人员电话沟通，但至今仍未接到沟通电话。4名观众在庭审上表示，自己在演唱会期间试图反馈，但被保安阻止，且未能找到其他工作人员。

▲演唱会现场 视频截图

被告主办方代理律师称，总共退票达到150人左右，5月20日调换座位80人，5月21日整个二层共619个座位全部用于调换，场馆内20%未售票区域也用于调换座位。“案涉区域其实有人（现场工作人员）在的，如果要提出异议是非常方便的。”

就现场处理情况，观众方代理律师提出多个疑问，如现场参与处理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人、在哪些位置、是否主动询问消费者“是否退票”或其他方式等。被告方代理律师称“原告所在的区域都应当是有人在的”。

双方都提到，在演唱会结束、消协介入后，主办方提出以200元京东卡作为心意金发放给就此投诉的观众。被告主办方代理律师称，有100名左右的观众接受了这一方案，并称200元京东卡并非补偿性质。原告观众方代理律师提出方案为“不管你是花几百块钱买的、一千块钱买的、两千多块钱买的，都一律给予200块钱的京东卡，调解方案其实是非常匪夷所思，而且是极端的强势和不合理的。”

主办方代理律师认为，在完整观看了演出、享受完了所有的演出服务，案涉的合同即履行完毕。“在事后应对这些投诉的时候，其实（主办方）是没有能力去一个个地甄别到底符不符合现场他们（观众）所称的情况。”

能否依据票面座位确认遮挡情况？提起诉讼的观众告诉记者，主办方至今未公开被柱子遮挡的区域究竟是哪一部分。

上海市消保委：

演唱会投诉成热点，视线遮挡投诉多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原告观众一方的代理律师为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益律师张玉霞。张玉霞律师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己负责本次9起诉讼，一来是为后续其他可能的“柱子票”相关纠纷调处作为参考，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法院判决明晰演唱会主办方是否需为此担责，规范行业行为。

▲上海市消保委支持诉讼项目书

红星新闻记者获悉，就演唱会纠纷问题，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曾统计，2023年以来，演唱会成为了消费的新热点，由此造成了演唱会相关投诉的增加，全市消保委共受理演唱会相关消费投诉超过7000件，其中包括了由于消费者座位视线受遮挡所引发的群体性投诉。因经营者与消费者对损害后果与赔偿责任难以达成共识，导致有关演唱会视线遮挡的投诉多发，聚集度高。

上海市消保委唐健盛副秘书长表示：“（上海）市消保委的立场不是单纯地支持几个消费者诉讼，而是希望通过司法裁判，指导化解演唱会票务争议多、难处理的普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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