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770多名扶贫干部为此牺牲

从制度上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设计,但是在落实上面,我们要为这些广大的扶贫干部,这些基层干部记头功,他们是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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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通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在落实“最后一公里”的过程中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和难处?在凤凰卫视和凤凰网主办、青花汾酒首席赞助的《2020与世界对话·国际减贫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扶贫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陈行甲、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快手扶贫办公室副主任易萱、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资深总监胡海河等人就中国减贫落实“最后一公里”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张琦认为,自上而下完善的责任体系,以及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在落实“最后一公里”的政策方面作用很大。陈行甲表示,如果将来梳理脱贫攻坚的历史,一定不能忘了基层干部,他们是立功最大的群体。自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政策,7年间我们共有770多名一线扶贫干部,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

“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770多名扶贫干部为此牺牲

以下为论坛实录:

胡玲:每次谈到政策,我们非常关注如何让政策在整个实施过程当中不变形,就是打通“最后一公里”,这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了,尤其在整个脱贫脱困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或者说中国这一次完成这么大的一个最后任务的时候,在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当中有哪些方面可以借鉴?

这两个问题会分别给到陈老师和张琦教授。另外两位是来自互联网的代表,尤其在今年我们看到无论从疫情方面来说,还是从整个扶贫当中互联网表现从最早的直播带货,我们看到有新的网红了。行甲大哥您也是老网红,现在有新的网红丁真了。

陈行甲:我们是拍死在沙滩上的老网红。

胡玲:已经超过你们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可能会从两个层面分别来问两位代表,还有我们的互联网代表。张老师,您先来。

张琦:在脱贫攻坚当中如何能达到、实现“最后一公里”的落实?这个非常重要。政策再好,关键是个落实。尤其落实最后有成效,在这方面我们觉得一个方面国家在制度方面确实是建立了这样的制度体系,比如说我们有责任体系,这样的话无论从中央跟省一级的,省跟县一级的,县跟乡镇,乡镇跟村,村里面再跟帮扶干部,等等这方面都建立一个责任体系,这个在落实“最后一公里”政策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770多名扶贫干部为此牺牲

第二方面,我们考核评估制度体系。在这方面也同样保持了我们“最后一公里”最后的实现。最后一个就是退出。如何来实现最后的退出?也进行了一个是监督,然后进行考核和评估制度,而且采取了第三方的评估。在这当中,我们既有年度的考核评估,也有退出的评估。这样把我们过程当中取得的成效怎么样,在落实政策方面效果怎么样?都进行了年度考核。到最后的退出,我们是否达到了标准?这也执行了严格的标准。所以说在落实我们“最后一公里”当中,首先我是感觉从政策的落实和责任、监督、考核、评估这方面保证了“最后一公里”的实现,这是一个基础,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胡玲:其实刚才行甲大哥说到巴东县这么大的范围,这么大的海拔落差,每一家每一户要去到其实就是最后一公里,你们是真正的跑腿人。

当你离开官场之后,很多人说如果像甲哥这样的村官再多一些就好了,你离开官场之后,你现在反观在扶贫政策落实等等这些部分,像你当年那样的村官是越来越多了吗?

陈行甲:说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要代表当年我们奋战在一线的这样的战士说一个感受,借助凤凰卫视、凤凰网大平台要说一个我们的心里话。

扶贫落实、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将来梳理历史的这场战斗来记录这个功勋一定不能忘了群体,立功最大的群体,就是落实“最后一公里”的群体,基层干部。广大的基层干部,你们看到很多报道、很多感人的事迹,80后白头的、85后白头的都有了,这是基层的这些干部,你们看到的这只是这一个侧影。

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数据?我现在在做一个公益项目叫“传星计划”,星火相传倒过来,就是为抗击疫情当中死亡的牺牲的英雄,只要他们家里有未成年的子女,我现在全部找到了,我找到了162个宝贝,就是在大学毕业以前有7个0岁的,就是爸爸去世了才出生的,这就包括李文亮先生的孩子,包括彭银华烈士的孩子,有7个0岁的,但是也还有上了大学的,就是22岁以前大学毕业之前只要抗击疫情牺牲所有的英雄,有未成年子女,我陪着他长大,除了每年给一定的教育金以外的话,我有9个方面的项目来支持他们的人生成长。

我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我在国内一个大的基金会,我们去座谈去分享的时候。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老总,注意到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陈老师,我向你请教“传星计划”的逻辑,我想借助你的这一套的模式和方法,我想来关注我们国内的另外一个大的牺牲的群体,那就是从2013年我们国家精准扶贫上升为国策以来到今年年底整体扶贫,你知道我们一线扶贫干部,只是一线的扶贫干部,像黄文秀这样的我们牺牲了多少人了吗?

胡玲:多少名?

陈行甲:770多名。

胡玲:770多名。

“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770多名扶贫干部为此牺牲

陈行甲:这都是基层干部,就是牺牲在一线的。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想说落实“最后一公里”,如果我们说有什么经验。刚才张琦老师说得特别好,从制度上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设计,但是在落实上面,我们要为这些广大的扶贫干部,这些基层干部记头功,他们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垫脚石。

胡玲:行甲大哥说到这一点我自己也特别有感触,我今年去采访了最近很火的华坪女中的校长张桂梅老师。因为当时去华坪,华坪其实不是像我印象当中的那种扶贫县,你感到整个市政建设和校舍都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张桂梅老师一直坚持的是挨家挨户每个学生家她都要去的。我说你现在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掌握大概学生情况就行,她说不行,她说扶贫扶智等等这些部分你必须要去到他们家,看到他们家到底是什么情况,有几户几口,父母什么情况,耕地每年的收入这些部分,她说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彻底的去扶贫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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