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延津人曹青娥，七十八岁时病危。弥留之际，她想起了自己的前世今生：三岁时，生父在山西沁源死于非命。五岁时，继父杨摩西入赘与母亲吴香香结婚，并改姓成为吴摩西。因母亲与人偷情出走，吴摩西带她从延津出外寻找。途中，她被人贩子拐卖，几经辗转，落到山西沁源。为了一句说得着的话，为了一个说得着的人，寻遍中原大地，寻过七十载时光。
2019年4月12日，《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这是继2018年4月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之后，《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第二次与观众见面。4月7日，新版话剧在京召开发布会，小说原著刘震云、导演牟森出席。
刘震云（右二）、牟森（右一）
《一句顶一万句》的原著小说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名为《出延津记》，下半部名为《回延津记》。导演牟森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超级中国社会史诗”，在首演版的创作中，他选择将《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完整地收纳进来，并“希望尽可能地在舞台上呈现一个长篇小说应该有的容量和品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含纳百余个人物，跨越七十载时光，完整改编的难度很大。2017年10月，牟森完成剧本初稿，共计86000余字，后七易其稿、反复精简，最终得以将演出总时长控制在三个半小时之内。剧目公演后，牟森对原著小说的提炼方式、对剧本结构的掌控能力，获得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可。
刘震云介绍，2019年新版的《一句顶一万句》跟去年的相比最大的改变是时间，今年的升级版只是演了《出延津记》的部分，时间缩短到大约两个小时，因为内容的减少在篇幅上反而会显得舒展，也显得人物的故事更加丰沛。
牟森认为，刘震云是序列意识和结构意识都超强的作家。他的作品《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在故乡系列汇总，既有宏大的东西也有细微处的特别的考量。
话剧《一句顶一万句》
天高地远，山高水长
十年前，牟森看《一句顶一万句》，写下八个字：“天高地远，山高水长。”他说：“华语的小说里边，有两部在我看来作家巨大的企图心跟最后的写作的完成完美结合的作品。一部是金庸的《鹿鼎记》，一部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它完美，你就觉得没有遗憾，每读都能读出新的感受来。我称它为超级社会史诗，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情感结构。”
刘震云介绍，《一句顶一万句》说的是一群普通人的心事，有卖豆腐的，有杀猪的，有剃头的，有传教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平常说话不占地方，说一万句也不顶一句，这些话没地方说，压到了自己的心底就成了心事。所以普通人的心事最多，众多的心事汇到一起，就成了心事的洪流，外在社会的洪流、革命的洪流、其他的洪流未必能彻底冲击和洗涤这个心事，心事这个洪流是可以洗涤和改变这个世界的。
牟森导演在导演话剧《一句顶一万句》正是用的现代派的一些手法突出了普通人的心事。一个人的人生不知道要扮演多少角色，牟森的话剧里每个演员在表演中都要扮演好几个人物。
刘震云说：“文学跟电影跟话剧确实有很多区别，最大的区别我刚才说过就是程度，电影和话剧的长度都是两个小时。但小说不受长度限制，你写十万字可以，写二十万字可以。电影首先镜头变换非常随意，有些电影是倒叙、插叙，舞台不可以，舞台就是这么一个空间，场景的变化不会那么的快，话剧要更民主，所有的演员都在舞台上。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对于文学来讲，这个人为什么哭了，为什么笑了，为什么愤怒了，从哪来，这是文学作品最讲究的，就是他心里的动机和描写。而这个心理描写对电影是没用的，这次在《一句顶一万句》牟森导演就唱出了人物的内心。”
话剧《一句顶一万句》
中国的“出埃及记”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写的好像是现实，但作品体现出来的意蕴却是魔幻的”。刘震云举例说道：“一个意大利神父来到河南的时候一句中国话不会，转眼四十多年过去，河南话都会说了。来的时候眼睛是蓝的，黄河水喝多了眼睛都变黄了。待了四十年，只发展了八个徒弟。没有教堂就住在破庙里，每天回来给菩萨上香说，‘菩萨啊，再让我收几个信徒吧。’这太魔幻了。”
“‘正典叙事’在中国缺位太久了。”牟森曾在采访中这样感慨道。从2010年至2016年，牟森在深圳与上海做了三个大型空间项目，《深圳，中国梦想实验场》《上海奥德赛》和《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无不体现着他“回归正典”的艺术旨趣。
《一句顶一万句》说的是伤心人的“出走”。在牟森看来，吴摩西的出延津，是中国人的出埃及记，是一种英勇的壮举。许多作品里都描写过流离失所的受苦人，他们被迫迁徙是因何？无非是天灾与人祸，如灾难，如战争，如经济波动、政治迫害。但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人们背井离乡，为的竟是孤独，是伤心，是一句话，是一个人。心事筑成一座奥斯维辛，直逼得人落荒逃离，浪迹千里，寻往心安之地。
牟森曾向刘震云发问，“中原是什么？”刘震云脱口而出：“中原是一种态度。”后来，牟森又在排演《一句顶一万句》时说：“如果中原是一种态度，那中国就是一种逻辑。”《一句顶一万句》展现的是中国人百转千回的心事儿，与桩桩件件的委屈，引人共鸣，又促人反思。正如李静所认为的那样，剧作中的一些段落“击中了国人七寸”，揭示了“这个民族之所以生活在‘千年孤独’中的原因。”
“我解读这个舞台呈现的时候，我不是从孤独这个角度去走的，刘震云说到众生喧哗，在二战的时候纳粹的空军轰炸伦敦的时候也用过，你们不用恐惧，这个岛上众生喧哗。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里边的人物对我来讲是一些特别勇敢特别无畏的人，无所畏惧，他们独自，是一种独孤求败，也是一种美学。这些人有共同特点，每个人都面对自己特别具体的事情，他们自己要去走到底去解决这些事情。”牟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