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收录于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主办的学术集刊《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论丛》第4辑（435-4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学术引用请参照集刊原文。

陈厉辞¹ 董劭伟²

（1.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 2.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2016年，秦皇岛市文物管理局在板厂峪159号敌楼发现《万历元年鼎建碑》残碑。碑刻记述了该敌楼的建设时间，建成后明廷与蓟镇长官的阅视史实。有助于丰富板厂峪周边地区长城史的认识，本文不揣简陋，借助相近碑刻对该残碑的文字进行推测与复原，并就正与学界诸贤。

一、残碑保存情况及记载内容

出土残碑由六块组成，其中一块较大，其余五块较小（单位：厘米）：碑一62*60*16、碑二27*23*16、碑三 23*26*16、碑四23*26*16、碑五23*27*16、碑六 31*19*16。

残碑现存面积约为原碑面积的1/2,其余部分遗失。现存碑文除少数不能辨认，多数清晰。碑文为：

残碑一：“萬歷元年....../□□都察院....../定等處軍務....../侍郎□縣劉應....../等□地方都察....../□察禦史平....../□副使潞安....../方總兵官....../路總兵官....../路副總兵....../都指揮僉....../提調同....../薛經......”

残碑二：“......部右侍/......薊遼保/......兵部右/......撫順天/......”

残碑三：“......事張掖......陳忠原......備張沛閱......”;

残碑四：“......府右都......史綱分守石......張拱立山东......任參將......盧龍......”

残碑五：“鳳陽戚繼光......門等處地方......秋班都司......劉楫聽......”;残碑六：“......東/......將署/......□□ /......州......”

残碑现存116个文字。其中，残碑一囊括石碑上部边界与部分左、右边界，共五十三字，有六字不能辨别；残碑二为石碑右下角，共十二字，全部清晰；残碑三贴合石碑左侧边界，共十字，全部清晰；残碑四贴合石碑左侧边界，共十八字，全部清晰；残碑五位于石碑中部，共十七个字，全部清晰；残碑六位于碑刻底部共六字，四字清晰。

二、残碑复原及遗失部分内容考据

（一）初步定位 Œ根据边线定位碑一、碑二。碑一、碑二的位置可根据碑刻边线确定为顶端与右下角。碑六可知为底部某处。此外，根据碑一与碑二汪道坤、刘应的官职可确定相对位置。碑二“□部右侍□”与碑一“都察院”相联指的是“蓟辽保定等处边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歙县汪道昆”。根据戚继光官衔、籍贯定位碑一、碑四、碑五。根据碑五“戚继光”可知，前文必含其官职、籍贯。关于戚继光的官职、籍贯目前掌握碑刻有八种写法。记述的差异与任职时间、官职缩略、籍贯称谓有关。结合本碑一“万历元年”、“总兵官”，碑四“右都”等内容，与该碑出土地点驻操营板厂峪相邻的大尖洼村、董家口村、大毛山村出土的相同时间（万历元年）碑刻比较。第一类称谓“总理练兵兼镇守蓟州等处地

方

总兵官

中军都督

府右都

督

凤阳戚继光

”较稳妥。放入碑刻比对，字数、文字都与原碑吻合。因此，碑一、碑四、碑五相对位置能够固定。

Ž

根据碑三“陈忠、张沛”与碑一官职，碑四“张拱立”与碑三的籍贯“张掖”可推测碑一、碑三、碑四的相对位置。

首先，

碑三“张掖”与碑四“张拱立”两词曾于《大明万历伍年季秋之吉石义窟窿山台鼎建碑》中出现。“分守石门路副总兵张掖张拱立”。“张掖”为“张拱立”籍贯（或军籍）。

其次，

碑三“陈忠”与碑一“提调”在《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中有记载“三屯营练兵把总陈忠提调义院口”。即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皇帝将把总陈忠擢升为义院口提调。《万历元年九月石义窟窿山敌台南敌楼鼎建碑》关于陈忠的记述更为完善“分守石门等处地方参将署提调同安陈忠”。“同安”为陈忠的籍贯，“提调”为陈忠的官职。因此，除确定碑一、碑三、碑四的相对位置，碑一与碑三之间的空缺也可推断为“安”字。

再次

，碑六“州”、碑一“薛经”与碑三“□备张沛阅□卢龙”相联的用法也曾在《万历元年九月石义窟窿山敌台南敌楼鼎建碑》出现。原文是“听用游击蓟

州薛经

守

备张沛阅工卢龙

知县峄县潘愚”两碑出土地点相邻，内容吻合。由此将六块残碑的相对位置固定（见图二）

（二）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研究本碑出处相邻或时间相近的碑刻，结合字数等表象情况，似可尝试弥补本碑残缺。如板厂峪东十里的董家口村大毛山《万历元年九月大毛山断虏台鼎建碑》（见图三）：“

大明万历元年

九月

阅视蓟辽保定等处边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使歙县汪道昆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督御使兼兵部右侍郎潍县刘应节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肤施杨兆巡按直隶监察御使平度王湘整饬永平等处兵备山东按察司副使潞安宋守约总理练兵兼镇守蓟州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右都督凤阳戚继光协守东路副总兵官定远史纲分守石门路

副总兵官

张掖张拱立山东秋班都司

潜山江一椿提调临川范朝恩管工

原任参将刘楫

原任参将张爵原任

游击蓟州薛经

原任

守备张沛

管修千总平山卫指挥邳州李蕡宾把总济宁卫千户安东朱芳

阅工卢龙

县知县峄县潘愚断虏台鼎建”。两碑相距仅十里，且同为

万历元年

修建，涉及官员皆以级别定序。这是进行复原残碑的依据之一。董家口大毛山断虏台与板厂峪159敌楼地缘相近，高级巡视官员基本一致，体现明朝中央与地方官员巡视蓟州长城的监管体系。该碑记述人物中，营伍武官级别最高者为“总理练兵兼镇守蓟州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右都督凤阳戚继光”。戚继光以上官员，除汪道昆、刘应节、杨兆皆为御史为皇帝委派外，宋守约为永平等处兵备山东按察司副使。

低级官员与施工者却不尽相同。两碑内容从“山东秋班都司□□□□”以下产生较大差异。可以论断，“山东秋班都司□□□□”以上官员为未参与建设，仅为参与巡视的高级官员，而“山东秋班都司”及以下官员为直接参与长城建设、管理的低级官员。前碑“山东秋班都司”后有四字缺失，而后碑却有“潜山江一椿”五字。说明两处“山东秋班都司”并非同一人。综合该碑记述内容与相关史料。至少在万历初年，“春、秋班都司”在军营中的等级已经非常明晰。如：“山东春秋两班分为四营，领班都司二员……上班之日，与京营坐营官分练听六副将编属，春班正月秋班七月上班。” 《明会典》虽未对“春、秋班都司”或“领班都司”的单独解释。但在万历初年的一些事件与规定的记载中，“都司”“领班都司”作为“营兵制”官职时常与副总兵、参将、游击、守都、把总、千总一同出现。如：“万历九年提准，除都司外，其副、参、游、守、领班都司、提调备御把总，除革职提问及紧急调遣，不候交待”。再如“凡将领加衔。万历九年提准，副总兵官，下总兵一等，不可轻易请加。必有重大战功、紧要边工、勘实请加。其资深请加者，必总计其自任都司、参、游历十年以上，方许议请加授。”由此可知，都司、参将、游击等官职属等级相近，任都司、参、游等官职十年，是晋升副总兵的必要条件。而“参将、游击”是将官，“都司”是营官，故本碑“秋班都司□□□□”排列于副总兵、参将署佥事之后。

最后，本碑“秋班都司□□□□”前“分守石门等处地方参将署佥事张掖张拱立”与《万历元年九月大毛山断虏台鼎建碑》中“分守石门路副总兵官张掖张拱立”官职记述不同。张拱立，隆庆五年任石门寨参将，本碑建立的万历元年是张拱立任职的第三年。石门寨地处险要，故“以副总兵管参将事”。

三、该碑所证全文及相关背景史实研究。

（一） 整理后本碑全文。 萬歷元年 □□□□薊遼保定等處邊務兵 部右侍 郎 / 兼 都察院 右僉都禦史歙縣汪道昆總督 薊遼保 / 定等處軍務 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禦史兼 兵部右侍郎濰縣劉應 節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 順天 / 等 府 地方都察 院右僉都禦史膚施楊兆巡按直隸 / 監 察禦使 平度王湘整飭永平等處兵備山東按察 / 司 副使潞安 宋守約；總理練兵兼鎮守薊州等處地 / 方 總兵官 中軍都督 府右都 督 鳳陽戚繼光 協守 / 東路副總兵 官定遠 史綱分守石門等處地方 參 將署都指揮僉事張掖 張拱立 山東秋班都司 □□□□ / 提調同 安 陳忠原 任參將張節 劉楫聽 用遊擊薊 州 / 薛經 守備 張沛閱 工盧龍知縣嶧縣番愚。 （见图 四 ）

（二）碑刻历史背景。万历元年（1573年），汪道昆、戚继光等将领频繁巡视蓟镇各段长城。2014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在河北、天津、北京段长城发现大量相关碑刻。如：《板厂峪（159号敌台）万历元年鼎建碑》（本碑）、《大毛山断虏台万历元年九月鼎建碑》、《涞源县狼牙口长城万历元年秋阅视碑》、《青龙县万历元年九月汪道坤、魏崇儒鼎建碑》、《怀来县馆藏万历元年阅视碑》、《逐鹿县万历元年秋防阅视碑》、《涞源县馆藏万历元年秋阅视碑（二）》等。这样的频繁阅视长城一线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戚继光北上筑城完毕，御史代皇帝阅视工程。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建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隆庆）五年（1571年）秋，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长城修建完成两年后的万历元年（1573年）。戚继光陪同御史与上级武官开展了新建长城的视察工作。二是隆庆、万历初年蓟镇战事频发，诸大臣阅视边关战事。隆庆时期，南方倭患平定，北部边关战事日紧张。仅永平一府，就有多次大战。“隆庆元年（1567年）九月，东虏土蛮十万攻入界岭口，由台头四杀出杀杀掠焚伤。据勘被杀万二千五百余人。”故“隆庆初，给事中吴时来以蓟门多警，请召大猷、继光专训边卒。”戚继光赴蓟后，板厂峪、董家口、桃林口、义院口等永平关隘成为重要战场。单就本碑相关的板厂峪及东邻的董家口而言：“万历元年二月......三百余骑至长谷口，迤北窟窿台（板厂峪）边外，战十余阵乃去。”；“七月，虏犯大毛山（董家口），御之伤去。虏二百余骑分三股突至义院口关，大毛山偏坡下攻墙，御之，乃去。”此役，残元骑兵正面攻击董家口大毛山不克，绕道板厂峪从侧面袭击。说明板厂峪与董家口地域相近，防御一体，唇齿相依。因此，万历元年七月战事刚刚结束，汪道坤、戚继光等官员对此两地关隘长城修筑及兵备情况分别进行了视察，并刻碑记述。

四、结语

碑刻通过复原，记述内容已经明晰：明万历元年，几经大战后的板厂峪修建了一座敌楼。官员汪道坤、刘应节、杨兆、王湘、宋守约、戚继光、史纲、张拱立、陈忠、刘楫、薛经、张沛、番禺等赴板厂峪视察军备及长城建设情况。碑刻官员官职及排列顺序反映了明中期森严的长城阅视制度与边镇军事管理制度。

图一 碑刻原图

图二 碑刻拓片拼图

《万历元年九月大毛山断虏台鼎建碑》，该拓片为翻拍自河北省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队编：《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